揭秘｜北京友谊医院有座“神秘”病房，日均发起两项临床新研究

北京日报 | 记者 杨绪军 方非

两粒胶囊通过专用转运箱被送进病房，一名受试者拿起放有胶囊的药杯，在秒针缓缓滑向12点位的时刻就水服下。

这是北京友谊医院的一间研究型病房，也是华北地区首个符合放射辐射防护要求的同位素示踪病房。12月1日，首个同位素示踪试验物料平衡临床研究项目在这里进行，测试一种名为“高选择性c-Met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试验药品——一种极具临床应用前景的肿瘤靶向药。

隔着玻璃窗，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尤红将一切看在眼里。未来两周，受试者将在这间四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度过，这里没有下水道，所有体液及排泄物将被全部收集。通过碳14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示踪技术，创新药物及其代谢物的排泄回收率被精准记录，这是国际通行的创新药物临床物料平衡研究的金标准。

新药新器械是攻克疑难重症的利器，而要想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型病房是必经之路。尤红说，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临床资源并没有转化成研究优势。通过研究型病房加快实现成果转化，并最终改变临床实践，才是临床研究的终极目标。

建立示踪病房“北京标准”

研究型病房，这一颇为专业的医学名词，因为2019年的一份文件进入大众视野。

2019年10月，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科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明确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建成若干研究型病房，覆盖主要疾病领域。首批纳入的10家医院，友谊医院便是其中之一。

文件发布没多久，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便将几家医院的相关负责人集中起来开了一个会，表明态度：“推进研究型病房的建设，就是要通过临床研究找到适合中国人的诊疗标准，为中国人提供适合的医疗技术和药品。”市医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说，研究型病房不仅是医疗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更是患者新希望的诞生地。

当天，坐在会议室里的尤红隐隐察觉，“临床研究的春天到了”。

父母都是从事航空材料研究和开发的工程师，姥爷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尤红自小就对科研有着浓厚的兴趣。1989年，尤红考入首都医科大学，10年时间完成临床医学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之后进入高手如云的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师从中国肝病学界奠基人王宝恩，并把肝脏疾病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一次出国考察，尤红来到了仰慕已久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医院。这座有着181年历史的医院以肝衰竭和肝移植技术闻名于世，不少行业指南均出自该院肝脏中心。尤红走进医院，看到的场景和想象的完全不同：医院里见不到几个病人，医生们也没有全待在临床；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按项目组队，讨论一个个临床研究课题。

全世界大量重要的肝衰竭临床诊治标准，都是从眼前这十几张病床里产生的！尤红大为震撼。

这就是临床研究的魅力。尤红说，中国是肝病大国，近十几年来，通过疫苗预防、阻断母婴传播以及规范治疗等手段，新患乙肝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但与此同时，脂肪肝等肝病则越来越多，其中25%的脂肪肝患者会进展成脂肪性肝炎，继而又有25%的患者会进展成脂肪性肝硬化、肝癌等。通过主持我国十二五、十三五重大传染病专项，尤红团队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部分逆转肝硬化的水平。

胜利近在咫尺，但要想实现研究成果转化，让一种新药从实验室走到患者身边，需要经过一段复杂的验证分析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研究型病房里才能完成。

好医院不是做规模，而是做创新！这是尤红从医20多年来的体会。在政策的推动下，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的建设进度比预想得还要快。仅仅经过一年时间筹备，74张专用研究型床位、6张同位素示踪病床和3张心脏毒性监测病床全部投入使用，所有病房全部符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走进病区，受试者知情同意及筛查室、活动室、药品储存室以及档案室等分区合理，冷链管理系统、高清监控系统等一应俱全，高速无线网络覆盖整个区域。为了让心电监测仪的数据更为精准，一些病房的墙壁里嵌入了细网状的铜丝，房间里所有的电磁波全部被屏蔽掉。每走几步，就会看到墙上悬挂着的GPS同步时钟，以保障所有区域看到的时间一致，因为在这里即便像抽血这样简单的医疗行为，时间都要精确到秒。

病区尽头，则是鼎鼎大名的同位素示踪病房，墙壁内铅板厚达2毫米，窗户、布局等也和其他病房略有不同。基于碳14示踪技术开展的物料平衡研究，其整个操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实现精准测量，受试者的所有生活用水、大小便甚至呕吐物等都要被收集，并通过专业设备进行测量。“从药物标记、试验实施、废物回收，再到样本检测，这里的每个环节都是在建立‘北京流程’和‘北京标准’。”尤红说。

大型三甲医院承担着科技创新的责任，科技创新在医院里怎么体现？临床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尤红看来，研究型病房就像一杆枪，临床医生或药企来提供弹药。“这杆枪的首要目标是打得准，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是否有不良反应，得到的结论必须是明确可靠的。第二个目标是打得远、打得好，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提升能力。”尤红说，作为研究型病房的管理者，更多的职责是让研究方案得以高质量地实施。将零散的临床数据转化为成果和标准，这就是研究型病房的意义。

为临床研究提供“中国智慧”

搭好硬件平台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研究型病房之所以能够站上金字塔尖，还在于其近乎苛刻的支撑体系。“从2019年筹建的那一天起，过的便是苦行僧般的生活。”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主任董瑞华笑言。

临床试验被业内称作“钞票粉碎机”，以一种常规疫苗为例，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花费1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的资金要耗费在人体临床试验环节。经过10年至20年的漫长坚持后，研发者还要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高达95%的临床试验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

这是一段极为漫长和枯燥的“旅程”，常规临床试验通常分四期进行，Ⅰ期是人体试验的起点，主要做安全性和代谢研究。药物需要多长时间排出、通过尿液还是粪便排出、血药浓度如何等都要摸清楚；Ⅱ期是找剂量，吃一片好还是吃两片好，受益和风险是不是匹配等都在测试范围内；Ⅲ期是看疗效，通过扩大人群试验范围，来评价药物对目标适应症的治疗作用；Ⅲ期临床试验过关后，药品方可取得批号正式上市；随后进行Ⅳ期临床试验，即进行大样本量的安全性、耐受性以及疗效相关的评估。

“假设有1万个药做动物实验，能做到Ⅰ期临床的可能只有1000个药，到Ⅱ期只有100个药，撑到Ⅲ期的就只剩下10个药，而最后真正有幸获批上市的差不多就剩1种，是绝对的幸运儿。”董瑞华说。

怎样才能提高临床试验成功率？靠的是一套缜密的标准化体系。

在研究型病房，医护人员通过心电遥测系统为受试者进行安全性数据监测。

走进友谊医院西城院区门诊楼，穿过熙熙攘攘的就诊人流，研究型病房的“智囊库”便坐落在这里。数十名研究人员大致分成了5支队伍，有做伦理研究的，负责对采集的人类遗传资源进行伦理审查；有做方法学的，一个临床试验是需要200个病人还是两万个病人才能说明问题，需要一个精确的测算模型；有管理样本库平台的，主管受试者血液标本或生物样本的处理和存储工作。此外还有负责动物实验的团队和必要的辅助人员。

“和需要坐在门诊里接诊患者的临床医生不同，研究型医生主要负责制定各种标准操作程序。研究型医生、研究型护士、研究型药师、质量控制人员和信息系统人员等集中起来，共同为研究型病房的运行保驾护航。”尤红说。

一旦进入临床研究，就意味着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有相应的规范，并且全程留痕。“就拿抽血这个最基本的医疗操作来说，需要提前告诉受试者这个血液样本是用来做什么的。受试者有权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并且可以在任何时间点随时选择退出。”尤红说。

研究型病房里，改变每天都在发生。早期做临床评价的时候，采集血液或者组织标本后无法第一时间做药效学评估，需要送到相关的检测机构，在董瑞华的引导下，一个专业的细胞学检测室被开辟出来。之前，受试者的血压检测一般会在一天内的几个特定时间点进行，而现在，病房引入了可穿戴设备，实现了全时段的信号采集。考虑到疫情的影响，研究型病房还在全国率先启用了电子知情和电子支付技术，以便简化流程。

在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内设置的同位素示踪病房，医护人员为受试者连接心电监护。

不断优化的机制和流程吸引了更多优秀的研究者“找上门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李文辉便是其中一位。

在肝病研究领域，李文辉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上世纪70年代，美国病毒学家巴鲁克·布隆伯格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HBV）表面抗原，直接催生了乙肝疫苗，极大降低了乙肝的发病率。不过，乙肝病毒是如何侵入正常肝细胞并导致病变的？40多年过去了，这个谜题仍然没有解开。

2012年，这个“死结”被打开。通过动物实验，李文辉的科研团队发现了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NTCP）。正是通过结合肝脏细胞表面受体分子NTCP，乙肝病毒才实现了对宿主细胞的感染。这一成果一经发表便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经过实验室反复验证，2020年11月12日，李文辉获得巴鲁克·布隆伯格奖。这是全球乙肝研究和治疗领域的最高奖，也是迄今为止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

如今，相关临床试验正在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中进行，试验已顺利来到了Ⅱ期。“一旦试验成功，人类将第一次拥有能够治愈乙肝的药品，这将是中国送给世界的一份厚礼。”尤红说。

“每天发起两项新研究”

为研究型病房提供“弹药”的，不光有药企和基础研究人员，还有医院里的每一位临床医生。

每周三下午，是尤红在友谊医院出诊的日子。刚一坐下，她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环形铁环，铁环上穿着数十个铭牌。一个铭牌代表着一个临床研究项目，上边标注着项目名称和受试者的入组要求。和普通门诊里简单的问诊不同，这里的病人不光要看病，还要承担起“研究对象”的角色——经过严格的筛选，适合的病人会被纳入一个项目组中，进行长期的跟踪随访，所获取的珍贵数据最终将转化为临床研究的一部分。

在研究型病房给药区，医务人员对受试者进行试验用药物给药及口腔检查。

对于准备入组的患者，光签署知情同意书就要花费很长时间。受试者知情同意书，少的有三五页，多的十多页。“临床试验可能有哪些获益？可能的风险是什么？之前有什么类似的药，出现过什么问题？每一个细节都要说清楚。”尤红说，一个受试者的会谈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受试者，同时也保证数据的精准。

如今，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医院里的常态。“临床研究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新药新器械临床研究，主角一般为药企或是已申请专利的基础研究者，另一类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主体则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或药师等。”尤红说。医生每天都和患者打交道，常常会有意外出现，常见的就是超适应症。通过临床观察，医生会突然发现，一种“老药”还有新的治疗效果。这种情况下，医生可以发起一项临床研究或者是“假说”。以前，这些好的想法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或者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来吸引有实力的药企。现在，借助身边的研究型病房，大量沉寂的“宝藏”有了真正转化落地的可能。

2020年年底，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张忠涛找到董瑞华，兴奋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研发一种“可吞咽的胃内球囊”。

胃内球囊技术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上世纪80年代就被外国人拿来帮助肥胖人群控制体重。整个过程类似于“向胃里送进一个小水球”，胃内球囊先是被缩在一个胶囊中，并与输注导管相连。减肥者通过吞服将球囊送入胃内，导管另一端留在体外。胶囊进入胃部溶解后，球体在胃部舒展，再通过输注导管向球囊内注入一定量的生理盐水。充盈完毕后，导管从球囊上分离，球囊上的自封闭阀自动关闭。最终，充盈的球囊会占据胃内空间，让减肥者始终感受到一定的饱腹感，减少进食量，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胃内球囊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经被验证。在美国，胃内球囊已成为外科治疗肥胖的标准术式。不开刀、无创伤，连麻醉都不需要，直接在门诊就能完成，这么好的技术在国内却是个空白。”作为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副会长、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负责人，张忠涛每天都要接诊大量的肥胖患者，他对这个体验良好、安全有效的减重技术情有独钟。

很快，由常州至善医疗科技公司研发生产的胃内球囊被送至友谊医院，项目也随之启动。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审查、批准立项、伦理审查、人类遗传资源申报、进入临床试验……董瑞华团队对相关流程早已驾轻就熟，随后，项目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在研究型病房样本处理室，研究人员通过离心机进行生物样本前处理。

2021年2月18日，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内，一位受试者将一粒胃内球囊吞入，随后，张忠涛将450毫升生理盐水缓缓注入胃内球囊，充盈完毕的球囊顺利与导管分离。随着自封闭阀的自动关闭，我国首例可吞咽胃内减重球囊置入成功，这也是国内首个无创的减重医疗器械。“没想到临床试验会这么快，这么顺利！按照现在的临床试验进度，这款产品有望在2023年上市。”张忠涛感慨道。如今，相关临床试验仍在进行，通过近10个月的观察，超过七成受试者实现了减重超过体重5%的预设目标。

为了更好地激发临床医生的科研热情，董瑞华还在行业内率先开展了“共享综合”和“模块化服务”的创新运行模式，同医院内9个优势专业“对口”开展合作。“现在，友谊医院的新药、新器械临床研究每年达到100多项，研究者发起项目每年达到400多项，去掉休息日，平均每天发起两项新研究。”尤红真正感受到了临床研究的活力，还有临床研究者对于研究型病房的需求，而这一切，也仅仅发生在两年间。

编辑：王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