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张尤局：永远做党和人民需要的医生

张尤局，1937年10月出生于广东揭阳县，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1958年考入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6—1981年赴美国纽约，承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医疗保健工作。1981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中心进修。1982—2004年先后任外宾干部医疗科、特需医疗部副主任。在普通内科和老年医学领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曾多次荣获中央保健委员会奖励，2020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1964年我们毕业时，协和医院留下了10名中山医学院的实习生，我有幸名列其中。

李：您来之前对协和是什么印象？

张：我考医学院的时候，其实对协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当我到中山医学院念了几年书以后，发现有好多教授是从协和去的，例如放射科的谢志光[1]教授、病理科的秦光煜[2]教授等，我逐渐了解到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医院叫北京协和医院。所以后来学校从600个学生里挑20个来协和实习，我能被选上，也是很高兴。

李：做实习大夫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张：在协和实习的这一年，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培养、教育。

那时是24小时负责制，你管的病人24小时内有什么事情都会叫你。我们住在护士楼，一个房间住八个人，一个晚上不是叫他就是叫你，不过大家都年轻，忙完回去以后马上睡觉，照样睡得着。

血、尿、便三大常规要自己做，晚上收的病人，第二天主治大夫查房前就必须把三大常规做出来。平时管的病人，必须定期复查血、尿、便常规，也都是自己做。

我们还要写大病历，大病历必须写得非常工整。有一个同学晚上实在是困了，大病历写“歪”了，第二天主治大夫查房的时候拿着尺子告诉他“水平线在这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实习大夫得重新写。

这一年，不管是住院大夫查房，专业组查房还是内科大查房，都给我一个感受：协和的大夫是非常认真的，要求也很严格。查房的时候，我们要报告病例，但病历本是要交给教授的，所以病人的所有信息都要记在脑子里，病人的病史、主诉、查体情况、化验结果全都要背出来。教授们听完，会仔细认真地给每个病人进行全面查体，查完之后会和主治大夫一起进行详细分析，非常细致，一旦发现你在哪个步骤上有疏忽，一定会指出来，问你为什么漏了，为什么没做某项检查。这些点点滴滴中就体现着协和的精神。

李：您正式参加工作是什么时候？在哪个科室工作？

张：1964年8月底，我正式报到。但报到以后，根据国家规定，必须先下乡一年，参加“四清”运动[3]，我去了河北省赵县朱家庄村。我们是和当地“四清”工作组人员混编分组，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进驻一个生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前半年搞“四清”，后半年我们医科院去的同志集中到某大队参加劳动，这样下乡锻炼了一年。从河北回来以后，我才开始在病房工作，所以实际上正式工作是从1965年的夏天开始的。

刚开始不定组，就是在内科心肾组、传染组、血液组、呼吸组和消化组这几个组里轮转，三个月轮一次，要轮一年。我去的第一个病房是七楼0层的内科心肾病房，当时心肾组的组长是方圻[4]教授。

轮转完成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期间没有（职称）晋升了。所以我就一直在门诊、病房来回轮转，当了好多年住院大夫。直到1974年下半年我们才正式定组，我和林耀广[5]大夫、李龙芸[6]大夫被分到了呼吸组。

李：您有参加医疗队的经历吗？

张：1973年6月，我的小儿子刚出生十几天，我就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西北医疗队。这个医疗队总部设在甘肃的武威，下面又分为好几个小分队，我所在的那个小分队一共由17位同志组成，其中协和去了10个人，我们去的地方是内蒙古的阿拉善右旗。这个旗人口不多，旗所在地的居民还不到2000人，旁边是巴丹吉林沙漠，自然条件比较差，没什么草原和山，牧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

根据总部规定，我们有6个月在旗医院工作，有4个月在乡卫生院工作，还有1个月是去找蒙古包进行巡回医疗。

李：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怎么样？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张：我们去巡回医疗的时候，都是骑骆驼。我和协和的一个男护士还有当地的一个向导一组，三人骑三匹骆驼，走一天才能找到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里一般是一到两个人。我们去干什么呢？帮他们看看病，宣传一下卫生知识。

我们的生活用水，就靠骆驼背着的铜壶里的水。那点水只能够用来做饭和日常饮用，什么漱口、洗脸都不能用，因为就那么点水呀。每天晚上我们和牧民挤在一个蒙古包里，把从外头捡来的干草、骆驼粪烧了取暖，也不需要脱衣服睡觉，穿着国家发的那种很厚的羊皮袄躺着就睡了，卫生条件很一般，晚上还有跳蚤在身边窜来窜去。我们就这样在沙漠、戈壁滩里转了一个月。

这一年里，我体会最深的还是当地缺医少药的问题。我们曾经在沙漠边缘的气象站碰见一对夫妇，他们本来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女孩得了流行性脑膜炎，我们还没赶到那个地方，女孩就病故了。其实这个病，在城里应该能救的，太可惜了，那个女孩才十二三岁。我们发现是流行性脑膜炎后，赶紧也对男孩进行治疗，离得最近的乡医院条件不行，我们就把男孩送到医疗队的总部武威去抢救，后来把这个男孩救回来了。

城里的医生，就应该送医送药到农村去！因为农村实在太缺乏医疗条件和医疗人才了。要改善偏远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是要靠国家发展，二是要培养人才，把医疗卫生工作沉到下面去。

李：回到北京后，您是不是还一直关注着阿拉善右旗的发展？

张：回来以后再没去过了，但是我后来在北京接待过来自旗医院的大夫。他们带病人到北京来看病，知道协和的大夫在这里，大家一起聊了聊。

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听他们说，当地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部队给老百姓打了深井，可以喝地下水，改善了大家的饮水条件。而且分配去的医生也比原来多了，医疗条件比原来强了，有很大的变化，有的病人还可以送到附近的兰州去看病。

李：请谈谈您在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经历。

张：1976年5月，经协和医院推荐、卫生部审批、外交部派遣，我到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是代表团的第二任医务官，第一任是协和的毕增祺[7]教授，他在那边工作了4年左右，我接他的班，工作了5年。我主要负责代表团各组共一百多人的医疗保健，也承担少量的外宾医疗任务。

李：接到任务后，您的内心是什么感受？

张：我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我这个人呢，从念书到工作，都很认真。而且我的信念就是对党要忠诚，要热爱中国共产党，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明白，我的生命、我的经历都是党和人民给我的。

李：谈一谈您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

张：我去的前几年，也就是1976年到1978年，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在美国也感受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美国派来使馆门口站岗的警卫有的时候会同我们打招呼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变化最明显的是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以后，有大量国内的代表团纷纷访问美国，部一级的、省一级的，还有各个单位的，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只要代表团一到纽约，大使都会去关心问候大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成员们的身体情况，有特殊情况的需要进行处理。

我和使馆的其他人员一起去纽约机场接待过首批国家公派留学生，其中就有协和的吴葆桢[8]教授和吴宁[9]教授。第一批赴美的公派留学生不少，但在机场直接用英文发表讲话的只有吴葆桢教授和吴宁教授，他们是老协和培养出来的，英语讲得非常好。 

李：这五年的工作中您有哪些体会或感悟？

张：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我遇到三任大使，有黄华[10]同志、陈楚[11]同志和凌青[12]同志，同许多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一起工作，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有很多体会。

第一，在外交战线上一定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办一件事、说一句话，都要想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来看问题。

第二，外事无小事，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工作琐碎，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涉及到外交。比如我们有规定，出去一定要二人同行。我在纽约是有处方权的，每次出去买药，都会先在使馆里登记，订好车辆，再和司机一起去，这就是纪律。

第三，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代表团工作，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要做一些化验（三大常规、血沉），不管来看病的是大使，是司机，还是服务员，都要一视同仁对待。而且工作要认真，“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一定要贯彻，要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体会。

李：联合国的工作结束后，您曾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中心学习，是怎么争取到这个机会的？

张：我在美国期间，医科院的黄家驷院长和吴阶平院长曾经到美国，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签订合作协议，大使叫我陪同两位院长一同前往。他们谈完之后，也询问了解我这五年来在美国的工作情况，都觉得五年对临床大夫来说时间有点长，应该是两年轮转一次比较合适。

那会儿国家开始大力支持到美国留学，我正好在纽约，也想再进修一下，我就同两位院长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与CMB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可以给予我一些帮助。后来外交部那边也批准了。于是1981年5月我开始在美国纽约大学下州医学中心进修，学习了半年呼吸重症监护的内容。

因为我不需要路费、置装费等费用，只需要进修学习的费用，CMB资助了我1500美金，足够我用了。

李：回国后再次回到医院工作适应吗？面临哪些新的选择？

张：我是1981年11月回国的，按规定休息了三个月。1982年初，我回内科报到。因为我在外面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做过总住院医师，所以补了三个月的总住院医师工作。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协和的人才培养，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总住院医师和住院医师的工作相比，无论是任务、工作量、要处理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我虽然只做了三个月的总住院医师，但这段训练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在我做完总住院医师之后，按理说应该是要回呼吸内科的。但医院突然安排我到外宾干部医疗科去当副主任。我本来还想继续做业务工作，把水平再提高一些，但组织说得很清楚，因为工作需要，我得从事行政工作。我想我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就接受了。

李：在新的岗位，您主要负责哪部分工作？

张：我担任外宾干部医疗科副主任的前几年，主任是冯传宜[13]教授，他同时还担任协和医院副院长和医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比较忙，所以外宾干部医疗科的所有事务几乎都是我来落实。主要就是收治病人、安排床位、抢救病人，有时需要协调专家教授会诊和参加抢救等等。那个时候是比较繁忙的，大家也没有手机，只有寻呼机，听见寻呼机响了，再找座机回电话。

后来陈敏章[14]同志当了院长，他跟我说，你除了做好外宾干部医疗科副主任的工作以外，还可以看内科的门诊，参加内科大查房，参加呼吸内科一周一次的查房。所以我有机会参与到医疗业务中，接触有名的专家教授，参加会诊、出门诊，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李：请谈谈您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协和专家教授。

张：外宾干部医疗科后来又经过多次调整和更名，变成特需医疗部、国际医疗部等等。我一共配合过7位主任工作，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冯传宜主任。

冯主任是老协和的毕业生，是很有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他工作十分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修改病情报告的时候是逐字逐句地改，要求每个标点符号都得对。他非常平易近人，不管夜里还是周末，只要我有处理不了的问题去请示他，他一定亲自到医院来。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73年4月20日，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陈敏章大夫和戴玉华大夫。我对陈敏章大夫印象也比较深刻，上世纪70年代，我和他在一个病房里工作，他是主治大夫，我是住院大夫。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大夫工作非常认真，随叫随到，以病人为重。过去主治大夫一般早晨查一次房就可以了，下午查房由总值班大夫去。但陈大夫不是这样，他总是上午来看一次病人，下午下班后还要再去看一次病人。

陈敏章大夫对工作要求也很严格，包括病历书写、病情分析、对病人的服务态度等，各方面要求都很严。但是平日里对同志们又会给予耐心的帮助，没有架子，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工作上有事都愿意向他请教。即使他后来当了卫生部部长，我们见到他也还是叫他陈大夫。

我一直很感谢陈大夫，他既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在我当外宾干部医疗科副主任的时候告诉我如何做好工作且不要丢了业务工作，他是我的指路人，他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李：您从事保健工作数十年，有哪些心得体会可以和我们分享？

张：从1976年我开始做保健医生，到2019年1月我不再出门诊，我一共从事了42年的保健工作。要当好保健医生，除了有比较扎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外，还要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我认为要有四个“心。”

要有爱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把服务对象当作我们的亲人。我看的病人中，有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有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还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应该要充满爱心地对待他们。

要细心，我们的服务对象年纪都比较大了，很多时候他们的病情自己是说不清楚的，对他们诊断治疗必须细心一些。我记得看过一位老同志，八十多岁了，有天早上来找我说觉得自己那天没劲，一点力量都没有。我经过详细的检查以后，发现他血压正常，心肺没问题，肝脾也没问题，心电图正常，我不放心，给他做了一个含心肌酶谱的急诊生化，结果发现心肌酶谱很不正常，收进医院以后诊断为急性下壁心梗。像这样的情况，就需要你很细心地去考虑问题。

要有耐心，很多老同志行动不方便，病史也回答不上来，作为医生，除了问他本人，还要问他的家属、保姆或者是护理人员，进一步了解病情。从问病史到进行体格检查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开完药后还要慢慢向他解释，必须要有耐心。曾经有个老病人挂了我的号，他一进门就告诉我“今天不看病也不拿药，就是同你聊天来了”，我陪他聊了半个小时，聊他的身体情况、生活情况，其实就是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我们看病人，如果只花几分钟，怎么能把情况了解透彻呢？不可能的。

要有责任心，而且是很充分的、很强的责任心。病人把健康交付给你，把生命相托给你，一个医生要承担这样的重任，就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我每天结束工作后，脑子里都一定要像放电影一样回想一下今天看过的病人，哪个病人是什么病，做了什么检查，每个检查有什么问题，我跟他交待清楚没有，开的药怎么用说清楚没有，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李：协和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协和对我的影响，还是协和精神那八个字：严谨、求精、勤奋、奉献。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协和的教授前辈们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应该要传承下去。

李：您有什么爱好？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张：我是2003年办的退休手续，退休后还出了15年的门诊。我现在身体还可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夫人身体差一点，所以我现在陪她住到养护中心了。

我喜欢看新闻，可以了解党的建设、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国际形势，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我是必看的，我白天经常把电视调到CCTV新闻频道；还有就是看看报纸，家里有《环球时报》和《生命时报》，阅览室也还有好多报纸，我都看的。

李：您对百年协和有什么祝福?对协和的年轻人有哪些嘱托?

张：希望“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希望协和医院能为国家培养更多一流的医疗人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希望协和人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力量。我相信，新百年的协和会更加辉煌！

注释

[1] 谢志光（1899—1967年），广东东莞人，著名临床放射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放射学的创建、奠基人。

[2] 秦光煜（1902—1969年），江苏无锡人，著名病理学家，曾与胡正详、刘永教授合著专著《病理学》。

[3]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到1966年上半年结束。

[4] 方圻（1920—2018年），安徽定远人，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教授，1988—2018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

[5] 林耀广，1938年生，广东潮州人，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

[6] 李龙芸，1940年生，江苏无锡人，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

[7] 毕增祺，1925年生，安徽歙县人，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教授，1971—1976年作为首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美国纽约承担代表团医疗保健和联系美国友好医生工作。

[8] 吴葆桢（1930—1992年），安徽歙县人，著名妇产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

[9] 吴宁（1931—2012年），祖籍福建，著名心内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教授。

[10] 黄华（1913—2010年），河北磁县人，中国外交家，1971年—1976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11] 陈楚（1917—1999年），山东荣成人，1977—1980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秘书长。

[12] 凌青（1923—2010年），福建福州人，1980—198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

[13] 冯传宜（1918—2009年），广东番禺人，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外科学系副主任、外宾医疗科主任、外事办公室主任。

[14] 陈敏章（1931—1999年），浙江杭州人，著名消化内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教授。1983—1984 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1987—1998年任原卫生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