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C-科主任访谈录】梁丹：让病人付出最小获益最大

编者按

ZOC-科主任访谈录栏目，通过临床科室科主任们的个人成长经历、历经的中心发展等，见证、记录、传承中山眼科人攻坚克难、笃行不倦的奋斗史，梳理各科室的历史脉络，以访谈录形式刊出科主任们的部分口述内容，以飨读者。

人物小传  

梁丹，1963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79年考入衡阳医学院，1984年本科毕业，1987年考入中山眼科中心攻读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免疫与葡萄膜炎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免疫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细胞治疗分会常委，广东省女医师协会眼科分会主委。擅长各种常见及难治葡萄膜炎、巩膜炎、甲状腺相关眼病、炎性假瘤、过敏性结膜炎以及免疫性角膜疾病等眼免疫炎症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眼免疫与葡萄膜炎科合影

  科主任访谈录  

问：请您介绍下小时候的学习环境？

梁：我的父母是五十年代初，听从党的召唤，从长沙支援湘西建设的第一批热血青年。我从小跟着姑姑在长沙生活，就读的楚怡小学是长沙市非常好的学校，体操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培养出了很多著名的体操运动员，如世界冠军陈翠婷、陆莉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70年代有很多外宾来校交流，我还记得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来时我们排演团体操欢迎，蛮深刻的记忆。初中的时候，我回到父母工作的辰溪县读中学。

那时也谈不上什么理想，学习氛围比较轻松好玩。在有限的学习条件下，凭着娘胎里带来的一点天赋，和发自内心的、本能的那种追求优秀的倔强，我的学业一直是比较好的。

问：您为什么选择学医呢？

梁：我的父母和两个哥哥等一家子都在银行工作，因此对学财经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就是敲算盘。我的四姨妈是湖南医学院的生理教授，她建议我报考医学专业，1979年高考时我还未满16岁，懵懵懂懂，就像一张白纸，家长说什么也就听了，于是就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79级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有人说“我们用几十年走过了别国几百年的历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问：您读大学是怎样的学习环境呢？

梁：当时入读的衡阳医学院（现南华大学）办学条件差，环境艰苦，晚上七个女孩子挤住在一个小小的宿舍，衡阳的夏天闷热得不行，一夜醒来凉席上都能热出人形汗印。开始的两三年，学生宿舍没有自来水供应，我们女孩子要去一公里外的地方提一桶水回来放到宿舍，用来洗脸、刷牙、冲凉、洗衣服。

那时交通也不方便，放假回家要乘坐从广州开往怀化的火车，衡阳是过路站，凌晨两三点上车。每次赶火车，我的脚自挤上火车后基本就没有“落”过地，就在人群中被“夹”着，一直到长沙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现在想想当时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和那时候相比，觉得现在没有什么算得上是吃苦的事情，出门诊做手术做实验多忙都不会觉得辛苦。可以说，那时候生活上的磨砺锻炼了我的意志。

问：您觉得“好老师”是什么样的？有哪位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梁：大学里开设了五官科班，师资都是早年从北京、上海、长沙等知名院校毕业的，他们非常的有才学，并且非常敬业。五官科是衡阳医学院的一个品牌专业，都是大学三年级后根据志愿报名，择优录取的。我们班里以及前后届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了国内外顶尖的眼科专家和耳鼻喉科专家，如我们眼科中心的颜建华、李永平、文峰、钟兴武教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杨为中教授，还有刘祖国、文卫平教授等。

本科期间有一位教解剖学的老师叫韩建生，他是我一辈子的楷模。他是北京人，湘雅医学院毕业，讲课带着一口浓厚的北京音，对教学永远保持着最大的热情，能随手板书出大脑结构，他手绘了解剖学教材所有图片，解剖室的许多教具都是他亲手制作。现在我还时常回忆起他拿着头骨在讲台上讲课的情景，他硬是把需要死记硬背的解剖讲得像一个故事、一首诗。

前几年我任职眼科中心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时，韩老师表示，如果需要解剖标本他愿意帮忙，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高龄。我特别感动，我觉得韩老师就是此生付诸教学，不管多大年纪对待教学认真且饱含热情。多年来，我的教学评分也很高，但与韩老师相比仍有差距，他是矗立在我的心中很神圣的偶像。

梁丹教授为学生授课

问：您为什么选择在眼科深造呢？

梁：我是五官科班毕业，从事眼科成了我必然的选择。84年大学毕业时，我们必须服从国家分配。说实话，我大学时的成绩是很优秀的，但当年毕业分配，湖南省怀化、零陵、郴州、湘西自治州四个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是不能参加全国统一分配的，只能回到这四个地区。我是带着不甘回到了怀化，后来又被分配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少数民族自治县靖州县人民医院工作。那时我还未满21岁，当自己被命运推到某个不如人意的位置时就会迫切地想要改变命运，真正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

那个特殊的年代各地人才紧缺，深造的机会很难得。工作三年后，87年，我报考了中山眼科中心硕士研究生，我很感恩能获得眼科中心公平的考试机会。面试那天，我穿了件白衬衫加一条西裤，扎个皮带，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一同来参加面试的有现在的眼科专家王宁利教授、张少冲教授等，当时面试我的有周文炳教授、杨少梅教授、钟国庆教授等著名的眼科专家。我至今清楚记得周教授问我“你看过什么英文杂志吗？这些知识哪里来的？”我实话说我一直待在县医院，连中文杂志都没有，我能学到的知识都是看课本来的。那时候眼科中心的图书馆已经有各类英文杂志和书籍，我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很高的平台。很荣幸，我被录取为87级研究生。从读硕士、读博士、留下来工作，我在眼科中心已经学习工作了34年，与眼科中心有着深厚的感情。

80年代，随着奥比斯飞机首次来到中国广州，演示了先进的手术操作后，从显微镜、玻切机、白内障囊外技术再到晶状体超声粉碎技术、人工晶体的植入，可以说眼科疾病的诊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革命性的变化。我刚到眼科中心时，葛坚教授还是我们的学长，刚刚完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习，正在做青光眼视神经保护的博士课题。我硕士所在的眼外伤科与白内障科属于同一个组，经常听到、看到刘奕志师兄和杨文辉老师下了手术台后在那总结和探讨如何保证白内障囊外手术不发生后囊撕裂、如何减少囊外手术的散光等等，一切都好像还在眼前。

创新永远是学科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陈耀真教授、毛文书教授、李绍珍院士等老一辈眼科巨匠，一直致力于推动眼科中心的科技创新与进步，使眼科中心的发展基本上与国际同步接轨，我们这一辈人很幸运见证和参与了眼科事业的高速发展。

问：请问对您影响很大的眼科人是谁？

梁：我的博士生导师陈家祺教授。他是极其追求创新的临床医生，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创新术式让患者获益。在没有准分子激光、没有人工晶体的年代，他找到一个手艺精巧的手表工匠做了一副车床，用来将冷冻后的角膜切削成一个凸透镜缝到病人的角膜上面，以解决白内障术后高度远视的问题。虽然后面有了人工晶体等更先进的技术取而代之，但陈老师的创新精神是可敬的。再例如做蚕食性角膜溃疡手术，病变从角膜周边往里面蚕食，很多医生会把全角膜移植，陈老师突破常规发明了指环型角膜移植，将周边角膜用于治疗蚕食患者，而角膜中间部分给另外的病人，不仅让宝贵的角膜材料造福更多患者，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患者中央角膜损伤，明显地改善患者的预后。可以说，陈老师的创新思维和一切为患者服务的理念一直感动和激励着我。

问：您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医生”？

梁：我心中的好医生就是“一切为患者”，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沟通、去思考、去开展诊疗。学会沟通是每个医生的必修课，有技巧地让患者遵医嘱是一门学问。部分患者四处求医并不是主诊医生没治好，而是他们追求的是自己对疾病的理解。我看诊时间一般比较长，我会将治疗策略与方案以患者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告诉他何时该求助医生，何时该用药、何时该手术……语速放慢一点，可能也就多花一分钟，但病人的焦虑减缓了，我讲的话他也听进去了。

葡萄膜炎是免疫性的慢性眼病，容易复发，而一次复发就相当于一场暴风雪，对眼的损伤很大，在反复发作过程中，患者会对医生失去信任，对疾病失去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每次看门诊一坐下去我就没打算按时下班，我会告诉患者我将倾尽全力给你诊疗，有不确定的东西我会跟你商量，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必须按照医生的说法去做，如果你找我看病，请你相信我。

我觉得要做一名好的眼免疫与葡萄膜炎科医生，一定要有“追求极致”的精神。比如，我常在各种场合倡议，在葡萄膜炎治疗中不要滥用激素，很多患者慕名而来，看病时我会坐在裂隙灯前几分钟一动不动，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不是不会看病，看个裂隙灯居然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在放大镜下数前房与玻璃体里面有多少个细胞，好决定激素怎么减量，坚持奉行激素能少吃一粒算一粒，能少吃半粒算半粒，少吃一天算一天，一定要追求真正让病人付出最小，获益最大。

好医生，还得培养团队。我个人接诊能力有限，我的团队号帮我解决患者的复查、随诊问题，新就诊的患者若有需要转给我，这样既解决临床需求，也解决人才培养问题。我们团队和科室年轻人都很能干，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够把这一批年轻的孩子们培养好。

梁丹教授为门诊患者耐心解释，是孩子眼中亲切的梁阿姨

问：您对青年人有什么寄语？

梁：对年青人的期望，一是要树立大志向、大梦想和大目标，且要有自信和勇气将其付诸行动。作为老师，我能做的就是把年轻人的天地再撑大一点。前几天我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献，我问学生这些实验别人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个个把头低下来不出声。很多学生一想到做大一点、难一点、时间跨度长一点的研究，将面临各种挑战就有点想要打退堂鼓，人往回退两步总是很容易，但是往前迈一小步却很难。创新是否出成果可遇不可求，我总说奋斗100次可能只有一次成功，但前提是要去奋斗这100次。

二是不论我们将来是做临床、科研、还是教学，都要以发自内心的创新来推动医学科技进步和服务人民健康。作为临床一线的医生，我们要善于从临床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出科学问题，通过潜心的研究加以回答。低水平的、重复的文章只是训练过程中的副产品，即使力量不够也要胸怀创新的使命感，能力总是慢慢提高的，成绩总是慢慢积累的。我觉得刘奕志院长敏锐的观察力、创新意识与执着精神非常令人佩服，如果不是临床仔细的观察与创新的意识，何以提出晶状体干细胞再造晶体的科学假设？如果不是执着的精神，何以在长达10年的研究中能够坚持下来并终成正果？

梁丹教授带学生参加全国眼科年会，五届学生同聚一堂

问：您有什么学习心得分享给年轻学生吗？

梁：专注，是我受益一生的学习习惯。当年为了考研究生来眼科中心，为了学好英语，我把当年那本托福测试题翻烂了，英语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头背到尾，不会漏任何一个知识点，不会想任何投机取巧的方法，只有专注才能入心，入心就不会忘了。那一段备考研究生的记忆，全寄托在这一本翻烂的托福书上，我一直将这本书留到了现在。

希望青年学生们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放弃，全身心的专注投入，追求创新，追求极致，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参加学术会议

问：从医30多年，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梁：第一是治好了病人特别有成就感，但看到有些患者的视力无法挽救会很遗憾，可以说这是永远带着不满足的成就感。我在眼科中心，先后在眼外伤、眼角膜、视光学系、葡萄膜炎与免疫科等多个细分领域学习和工作过，这种跨学科的历练极大丰富了我的知识面，提升了我的临床诊疗水平，对很多疑难杂症有独到的心得体会。

第二是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与他们共同成长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是我始终知道自己的“不知”，永远在学习的路上，永远会有新的东西激励我，这是从医带来的好处，当然也是鞭策自己的动力，任何一个小的进步就会给自己带来成就感。

第四是我做了一点创新的事，近期有已经做了七八年的研究项目即将完成，干细胞治疗眼表病的文章也快发表，这些东西不是急来的，都是我“熬粥”慢慢熬出来的，可能将改善一些眼病的临床诊疗，感觉我也在眼科历史上添了一笔，浓也好，淡也好，尽我最大能力了。

另外一个想与你们分享的成绩就是，我在学校医学科研处工作的十年里，通过中山大学临床研究“5010”计划，切实的推动了我们学校的临床研究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推动了我们国家的临床研究的进步，让中山大学的临床研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产生了一大批指导临床诊疗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让自己从事管理的十年过得特别有意义。

梁丹教授与学生们欢聚一堂

问:工作之余，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爱好？

梁：一是健身，二是跑步。现在越来越喜欢跑步了。一周跑两三次。跑步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身体好一些，工作起来精力也旺盛一些，跑步让我的睡眠好一些。

 问：您如何理解眼科中心“善良、求真、创新”的价值观？

梁：我觉得善良是做医生最基本的素养，求真是研究科学问题的基石。眼科中心五十几年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创新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中山眼科中心发展到今天，我们是全国排名第一的眼科，我们有国内最大最好的国家眼科学重点实验室、临床研究中心等大平台，我们有一流的师资与研究团队，我们应该是什么都不缺了，我们应该去创新。

眼科中心是一个做事业的地方，是一个“圣殿”，在这都不想着创新，不去做一点改变眼科诊疗的事情，愧对这么好的平台，愧对时代给我们的机会。别看我50多岁了，但我从来不缺前进的动力，无论我多大年龄，我愿意去找差距，愿意去追寻一流。至于哪天追不动了，或许也能被后人谈起“这个老太太一生都在不懈追求”。

问：我们的愿景是世界一流，请您用几句话寄语下眼科中心？

梁：路在脚下，以创新为内在驱动力把追寻世界一流当作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每一个眼科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要管能走多远，我们要做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 来源：党委办公室 ----

---- 采访撰稿：邰梦云、唐艳丽 ----

---- 编辑初审：唐艳丽 ----

---- 审核：邰梦云 ----

---- 审定：魏春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