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多发性骨髓瘤的已知与未知

2021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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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同作用机制及靶点新药的应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总体预后较之前有明显改善。



高危多发性骨髓瘤

高危多发性骨髓瘤对化疗极不敏感、生存期短、易进展、预后极差。如何改善高危多发性骨髓瘤的预后已经成为临床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侯健教授Chin J Clin Oncol 2021. Vol. 48. No. 6




随着不同作用机制及靶点新药的应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总体预后较之前有明显改善,5年预估生存率已经上升到50%左右,但是仍有约20%~30%的MM患者PFS不足1.5 年,OS也仅有2-3年。此类MM对化疗不敏感、生存时间短、易进展、预后差,被认为是高危多发性骨髓瘤(high risk multiple myeloma,HRMM)。


可见,我们对于高危多发性骨髓瘤了解还远远不足,仍有很多需要了解的领域。


今天分享一篇8月底发表于《blood reviews》的文章,题目为“Knowing the unknowns in high risk multiple myeloma”。作者通过1个案例剖析了HRMM的定义、分期和治疗,以及HRMM中维持MRD阴性的价值,并对HRMM的诊断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案例PART 1

患者为49岁女性,因下背痛就医,CT显示多发性溶骨性病灶,经PET确认为代谢增高。血清蛋白电泳和固定电泳显示M蛋白1.3g/dL,IgG亚型。血红蛋白13.1g/dL,血肌酐0.9mg/dL,钙10.0mg/dL,白蛋白5.1g/dL,β2微球蛋白3.3mg/L,LDH 179U/L。骨髓活检为κ型浆细胞20%。FISH细胞遗传学结果为CD138+,1q gain(50%细胞可见3个拷贝)和TP53 deletion (60%)。分期为ISS I期,R-ISS II期。



 
HRMM的定义


高危多发性骨髓瘤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常用的定义是首次PFS(PFS1)短于2-3年,即使其它会因是否接受ASCT或CD38单抗等治疗而有所不同。


目前常用的多发性骨髓瘤预后系统包括ISS、R-ISS和IMWG。后面两者均加入了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HRCA)。



FISH细胞遗传学在MM分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恶性浆细胞的评估分为原发和继发细胞遗传学异常(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CA),原发CA包括三体和重链基因(IgH)易位,后者涉及到14q32的IgH基因位点,是浆细胞最常见的转录基因之一。


目前确认有三种易位与不良预后相关:t(4;14) [FGFR3-MMSET, aka WHSC1],t(14;16) [MAF]和 t(14;20) [MAFB]。t(14;16)易位常引起游离轻链高水平和急性肾衰,而t(14;16) 和 t(14;20)多与APOBEC(载脂蛋白B mRNA编辑酶,催化多肽)突变签名相关,从而部分导致不良预后。


MYC重排起源于近超级增强子区域MYC基因位点的重新定位,也与不良预后相关,尤其是IgL-MYC易位可导致两个位点的增强子局部扩增(focal amplifications)。


继发CA的组成中包括特定拷贝数的改变(copy number alterations,CNA),也是MM的不良预后。


染色体1(1q)长臂的Gain (拷贝数3) or amplification (拷贝数4+)可导致预后不佳。有学者认为,位于1q (CKS1B, ANP32E、 BCL9和 PDZK1)的部分致癌基因可导致1q gain的高危倾向。事实上,UAMS70(MyPRS)上30%的高危基因也映射于1号染色体。


目前,R2-ISS和French prognostic index两个模型均改进了R-ISS,加入1q CNA的不良预测因素。


一项大型META分析纳入了3个研究,发现1q gain/amplification预示着不良预后。


1号染色体短臂删失(1p deletion)也是高危因素,因为它会导致抑癌基因FAM46C丢失。


Deletion 17p可能是最臭名昭著的CNA,因其可导致TP53丢失,而TP53可减轻DNA损伤的有害影响

对于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在不同种族的发病率,目前的数据有差异,并且对于黑人中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是否有同样的预测价值仍未知。


此外,即使在伴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中,也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


伴有多个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预后更差,也称为双打击或三打击。6%的MM患者为ISS III期且伴有TP53等位基因失活或1q amplification[amp(1q)],其预后较差。


ISS分期、克隆大小(例如含有特定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浆细胞比例)、染色体碎裂(毁灭性染色体破裂和重排)、浆细胞增值率和蛋白酶体抑制剂的使用[适用于t(4;14)],都会影响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影响。


近期研究证实染色体碎裂发生率近25%,并在所有年龄段都可导致不良预后。


此外,骨髓微环境对于MM耐药的影响仍需探索。


基因表达情况也可以更好的进行患者分层,例如SKY92(Skyline Dx 92-gene模型) 和 UAMS70 (MyPRS)基因表达谱可以对患者风险分层并指导治疗决策。


对于原发难治患者或短暂的治疗中断期间(例如,干细胞采集期,或自体移植的恢复期)进展的患者来说,患者的临床进程,而非基因型,可以体现出其高危表型。与之类似,诊断时存在髓外病变(6-8%)也与较差的PFS和高侵袭性表现相关。


虽然有很多定义HRMM的方法,但FISH细胞遗传学仍是临床中最常用且有用的工具之一


最后总结,MM疾病风险的评估更应该在一个范围内而不是分开测量,如图。




HRMM的诱导治疗策略

硼替佐米为基础的三药方案

含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地塞米松的三药方案已经成为新诊断MM(NDMM)患者的治疗基石。SWOG S0777研究在无移植意向的NDMM中对比了VRd和Rd,发现前者同时提高了PFS和OS,且在HRMM子集中也显示出PFS获益,但对于HRMM子集分析结果的解读需要谨慎,因为两臂间的差异缺少预先设定和/或效力。


虽然CyBorD方案应用广泛,但前瞻性和回顾研究均显示,其差于含硼替佐米和免疫调节剂方案(VRd,VTd)的缓解。FORTE研究也证实,来那度胺联合PI的缓解深度和PFS时间均优于环磷酰胺联合PI。


III期PETHEMA/GEM2012研究的早期数据显示,6周期的VRd诱导后VGPR率高达≥66.6%,其中的高危细胞遗传学患者结果也相近,但15.2%的HRMM患者在诱导期间进展,而标危患者仅有5.2%。这个结果强调了,HRMM治疗的诱导期需要警惕疾病进展的信号


IFM-2009研究对比了VRd+ASCT和VRd(复发时ASCT)一线治疗的疗效,子集分析显示细胞遗传学标危患者一线行ASCT有PFS获益,但对于13%的细胞遗传学高危(HRCA)患者没有差异。此外,研究更重要的的价值在于MRD:HRCA患者(无视哪个治疗臂)中31%获得MRD阴性(检测限10-6),其PFS与细胞遗传学标危的MRD阴性患者无差异,表明MRD阴性可以克服HRMM的早期进展风险


后续研究进一步支持MRD阴性作为HRMM的治疗目标:一项含609例患者的合并分析显示,获得MRD阴性(MFC,检测限10-6)与HRMM的OS改善相关(HR 0.21, 95% CI0.09–0.50, p < 0.001),而获得CR对HRMM患者的结局无影响。


二代流式的多个前瞻研究也证实了MRD阴性对于HRMM的撤销作用(abrogative effect)。


 


卡非佐米为基础的三药方案

KRd的II期研究已经显示出其在缓解深度和高缓解率的价值。MMRC研究中,ASCT前后给予KRd可带来62%的持续MRD阴性率(至少间隔1年的连续两次检测,NGS,检测限10-6)。如此深度的缓解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HRCA)患者可以获得5年PFS(57%)和OS(72%)的惊人生存率。


III期FORTE研究也表明KRd联合ASCT较KRd可以带来持续的MRD(MFC,检测限10-5阴性缓解(68% vs 54%, p= 0.02),包括HRMM患者。


对于HRCA患者,KRd联合ASCT的PFS也优于KRd但用或KCd联合ASCT。


E1A11 ENDURANCE III期研究在标危无移植意向NDMM中对比了VRd和KRd,结果PFS没有差异,包括t(4;14)。本研究没有做出II期MMRC和FORTE研究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KRd周期数更少且没有行ASCT,并且停药率较VRd更高,因此,延长治疗和加入ASCT也许是HRMM的关键。


 


四药方案

关于HRMM多病例的唯一随机研究(见表3)是VRd± elotuzumab,结果100例可评估患者中PFS和OS没有差异:在deletion 17p(54 vs 30个月)和1q amplification (41 vs 32个月)患者中Elo-VRd较VRd的中位PFS更久但没有统计学差异。


III期CASSIOPEIA研究对比了含达雷妥尤单抗的Dara-VTd和VTd方案,作为诱导和ASCT后巩固方案,前者的CR+MRD阴性率更高(34% vs 20%, p <0.001),PFS也更长(HR 0.47, 95%CI 0.33–0.67, p <0.0001),但在HRMM的亚组分析没有差异。


II期GRIFFIN研究关于Daratumumab-VRd vs VRd的生存数据仍不成熟,早期证据显示CR+MRD阴性率分别为47% vs 18%(p <0.0001),但在高危亚组没有差异。


III期PERSEUS(NCT03710603) 研究在更大规模中对比了Daratumumab-VRd vs VRd,也许可以为达雷妥尤单抗在HRMM中四药方案的价值提供更多数据。


此外,达雷妥尤单抗联合KRd(移植或不移植)治疗HRCA的早期疗效都很好,但长期结局未知。


在一项合并分析ALCYONE、MAIA和CASSIOPEIA的META分析中,达雷妥尤单抗治疗HRCA的NDMM可以改善PFS(HR0.67, 95% CI 0.47–0.95, p =0.02)。

进行中的GMMG-CONCEPT研究是一项HRMM富集的研究,它评估的是isatuximab (Isa)联合KRd治疗ISS 2–3伴HRCA (deletion 17p、t(4;14)、t(14;16)、1q abnormalities之一),适合移植患者接受6周期Isa-KRd+单次ASCT+4周期Isa-KRd+Isa-KR维持,不适合移植患者接受12周期Isa-KRd后Isa-KR维持。50例患者中位随访24.9个月,ORR为100%,MRD阴性率为40%,1年和2年PFS率分别为79.6%和75.5%,换句话说,20%的患者仍在启动治疗后1年内复发或死亡


OPTIMUM/MUKnine研究中,HRMM患者接受Dara-VRd+环磷酰胺治疗,大剂量美法仑+ASCT,随后Dara-VR/d巩固以及Dara-R维持,目前数据尚不成熟,初步显示ASCT后D100的CR+MRD阴性率为40%。


无移植意向患者

III期SWOG S0777研究确立了VRd作为不适合移植MM患者的标准方案,但HRMM中没有显著PFS优势。


SWOG S1211研究对比VRd± elotuzumab (直至进展)在HRMM的疗效也没有PFS或OS差异。并且VRd组的mPFS(34个月)未优于SWOGS0777研究中固定周期VRd+Rd维持的混合方案(38个月),这告诉我们,仅延长治疗而无ASCT是无法克服HRMM的不良预后


此外,不管是III期MAIA研究(Daratumumab-Rd vs Rd),还是CLARION研究(KMP vs VMP)或ALCYONE研究(Daratumumab-VMP vs VMP) ,它们在HRMM均无PFS差异。


与之相比,III期TOURMALINE-MM2研究(见表3)发现IRd较Rd在高危细胞遗传学患者中PFS更优。虽然整体人群中没有获益,但这一差异也许是因为I类误差或本研究中HRMM患者较其他研究更多(39%),从而使加入伊莎佐米的获益得以放大。



案例PART 2

患者存在deletion 17p和 gain 1q,判定为HRMM,随后启动KRd治疗,并在4周期后获得影像学(PET-CT)+MRD阴性的sCR,随后行ASCT(美法仑200 mg/m2),D80影像学和骨髓活检确认持续影像学+MRD阴性sCR。讨论后,患者选择移植后延长KRd治疗。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大剂量化疗的选择

当前大部分适合移植NDMM会使用美法仑(140–200 mg/m2)。IFM-2009研究中,相对于延迟移植,标危患者一线移植的PFS更长,但在HRMM无区别;并且随访8年时所有患者中一线和延迟ASCT无OS差异。


研究认为,在一年的来那度胺维持后获得MRD阴性的HRMM患者,其PFS与MRD阴性的标危患者一致。


一线ASCT的8年PFS为35%而VRd仅为23%,提示ASCT可以增加获得长期缓解甚至于的机会


FORTE研究早期移植的地位,尤其是HRMM。中位随访51个月,KRd+ASCT的PFS优于KRd(HR 0.61, p =0.0084)和KCd+ASCT(HR 0.54, p <0.001)。对于HRCA来说,上述差异同样存在,仅有1q amplification这个常见不良预后因素患者例外(表3)。研究证实提高诱导方案的质量并合并ASCT对于NDMM的意义巨大


CARDAMOM研究对比了KCd诱导巩固与KCd+ASCT(均给与卡非佐米维持),结果HRMM子集的PFS没有差异。没有差异的可能原因是美法仑和环磷酰胺均为烷化剂,它们同一机制并且没有免疫调节剂作为诱导或维持,从而降低了两臂的差异。


如果行ASCT,大剂量美法仑是预处理的常见方案。但一项随机III期研究在205例<80岁MM中对比了美法仑与美法仑+百消安,发现美法仑+百消安的PFS更优(64.7 VS 43.5个月,HR 0.53, 95% CI 0.30–0.91, p =0.022)。并且事后分析也证实,在62例高危患者中差异仍然明显(PFS HR 0.23, 95% CI 0.08–0.69, p =0.0087)。当然,美法仑+百消安较美法仑的3级黏膜炎(14% vs 0%)和中性粒细胞减少性发热(70% vs 30%)更高,并且对一般活动、工作和移植后4周不行能力的损伤更大。因此美法仑单药用于HRMM预处理是否足够,这是一个问题


 


单次还是双次自体移植

EMN02/HO95研究认为,36个月随访时双次移植较单次移植对于HRCA有PFS和OS优势,但5年随访时HRMM中没有OS差异,但此时HRMM的定义有缩小,仅包含了t(4;14), t(14;16)和/或 deletion 17p。此外本研究中的诱导方案为CyBorD,这一方案在美国NDMM并不常用。


与之不同,STaMINA研究则支持在HRMM中双次移植。



当前对于单次移植还是双次移植的数据有矛盾,因此,对于治疗决策的影响来说,医院偏好和区域限制应优先于当前证据


 


二次移植-自体还是异体?


上图的研究认为,双次自体-异体移植的适用性低于双次ASCT,因为同时代的诱导方案缺乏、没有给予移植后治疗、HRMM子集分析不完整或HRMM的定义引起分析缺陷。


此外,三项META分析也没有发现双次自体-异体移植较双次ASCT有OS获益。


因此,双次自体-异体移植尚未纳入HRMM的常规策略




移植后的治疗策略



维持治疗策略

单药维持是MM的标准治疗策略,其中来那度胺是最常用的维持药物,其次是硼替佐米。沙利度胺的毒性过强因此用的不广泛,例如因神经毒性导致的停药率高达50%。


一项META分析认为,与安慰剂相比,来那度胺维持可以改善PFS(HR 0.48, 95% CI 0.41–0.55)和OS(HR 0.75, 95% CI 0.63–0.90),但Myeloma XI研究认为来那度胺维持可以改善PFS,但仅在适合移植的超高危(≥2个高危因素)患者有OS优势,而1个高危细胞遗传学患者无优势。此外,也有研究认为来那度胺维持无法改善HRCA(仅定义为t(4;14)或 deletion 17p)的PFS和OS。此外,来那度胺维持对于SKY92评分高危患者无法带来PFS获益。


HOVON-65/GMG-HD4研究则支持硼替佐米用于deletion 17p的维持,但仅有56%的患者使用了硼替佐米维持,且维持治疗无法区分硼替佐米诱导的作用。


伊沙佐米维持治疗在HRMM中也有优势(PFS HR 0.62, 0.38–1.02),一项II期研究NCT02253316的中期分析也证实伊沙佐米维持的PFS不如来那度胺维持。


达雷妥尤单抗在HRMM维持的PFS有优势,但可能限于诱导方案没有达雷妥尤单抗的患者。


 


移植后巩固/双维持

HRMM患者中,移植后多药巩固的研究结果较多。有研究认为VTd 诱导+ASCT+2周期VTd巩固(较观察)可以延长PFS (HR 0.6, 95% 0.3–1.0, p< 0.001)。也有研究发现4周期KTd巩固对于标危和HRMM没有PFS获益。


STaMINA研究中,4周期VRd巩固后来那度胺维持,在所有患者和高危患者均无PFS和OS获益。


EMN02/HO95研究发现,2周期VRd巩固较不巩固的PFS有优势但OS无差异(HR 0.99, 95% CI 0.71–1.39, p =0.96)。


上述巩固方案均为短期、有限疗程,那么移植后延长巩固(也就是双维持)的获益是否可以超过单药维持?


当前非随机研究中的延长巩固方案已经显示出喜人结果。Joseph等对于107例HRCA MM患者使用VRd巩固三年,中位PFS和OS分别为40和78个月;Jasielec等在一项II期研究中使用移植后14周期KRd方案,HRMM患者5年PFS和OS率分别为57%和 72%;FORTE研究则显示HRMM中KR较R维持有PFS优势(PFS HR 0.6, p= 0.04)。


案例PART 3

患者在ASCT后完成14周期KRd治疗,且维持MRD阴性(NGS,检测限10-6),目前正在接受来那度胺维持。



HRMM维持MRD阴性的意义

HRMM可能在某个时间点获得MRD阴性,但仍会在短期内进展。


IMWG定义的MRD阴性为间隔1年以上的连续两次MRD阴性。


获得并维持MRD阴性应作为HRMM的治疗目标


ASCT后一年没有MRD转阴的患者,后续也不太可能转阴,并且整体预后较差。


对于HRMM来说,经过确定周期的治疗后MRD阳性是否可作为干预的信号?这个问题目前尚有争议,需要进一步关注。


HRMM诊断和治疗的建议


HRMM的分类和治疗仍有一系列的已知和未知问题,还有相当多已知的未知领域,参考上图。


已知的是,细胞遗传学、分期系统、基因表达谱和侵袭性临床进程均可以用来对MM分层。但关于如何最佳整合这些工具的理解仍受限,因为分层因素内部的异质性以及分层因素之间的不一致性。


当前FISH细胞遗传学仍是确定患者高危状态最常用的工具,但随着分子学方法相关证据的增加和实用性的提高,它将可能成为风险评估的优选手段。


关于HRMM最佳诱导方案的证据仍显匮乏,因为当前的关键研究中子集分析效力不足,并且它们也不是明确设计用来纳入高危患者。


对于体力状态足够的患者,建议给予至少3药的联合诱导方案,不论是否适合移植。但对于适合移植患者,到底是VRd,还是KRd,或四药方案?这个问题仍未解决并需要进一步研究,且应根据患者、医师、其他外部因素(如地理和保险)进行抉择。


高危多发性骨髓瘤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会随着我们对于四药方案长期随访的了解而继续演变,但不管是哪个方案,HRMM的治疗都应以获得并维持MRD阴性(最灵敏的可行检测手段)作为目标,以获得最佳结局


高危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没有捷径,需要延长治疗时间以实现获得MRD阴性的目标。


适合移植MM患者应在治疗早期至少接受一次ASCT,双次移植在新药时代和常规维持治疗时代也许并无必要,但对于上述手段不可及的患者也许是有效手段。


二次移植自体还是异体,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但MM中一线异体移植的经验则明显较少。


虽然当前ASCT后的标准治疗是继续单药维持,但对于HRMM可能并不够,而移植后加入延长的PI治疗是迈向长期缓解的重要一步,但这也并非所有HRMM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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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多发性骨髓瘤,遗传学,方案,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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