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当事人经历不良事件导致第二次受害的风险被他们高强度的工作环境放大了。产生的压力并不容许相关的人们花时间在不良事件发生后立即汇报和寻求支持。Scott说，支持应该在造成压力、焦虑的事件发生时就开始。这种经历的后果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感觉和情绪，包括愤怒、抑郁、继续重新经历这个事件、失去价值感、对工作失去信心，甚至决定改变职业。在最坏的案例中，受害者会考虑或选择自杀。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不幸的是，后者已有不少记录（如空军机械师，西雅图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一次医疗错误事件的持久影响给一位内科医生带来了严重的“长期的心理损害”，这个例子强调了第二受害者在惩罚性文化中所经历的恐惧。虽然我们继续发展，从一种充满指责和耻辱的文化转向一种安全的文化，但这些恐惧仍然存在。

      当第二受害者经历不良事件时，通常需要时间来汇报该事件及其对相关个人的影响。内疚、尴尬和羞辱的感觉是麻醉当事人所经历的一些情绪。Gazoni发现只有7%的参与者在不良事件发生后被给予了休息的时间，而95%的参与者认为休息会有帮助。有些人认为，人们所期望的应该是在不良事件发生的当天从所有手术中解放出来。不同学科和机构的支持程度各不相同。Dukhanin发现积极的倾听、同情、验证或情况汇报在不良事件发生后最有帮助。Gazoni提倡在不良事件发生后得到更好的支持。不良事件发生后与同事间的互动尤其重要，这种互动可以让第二受害者心中的孤独感减少并使他们获得专业的支持。从同龄人的经验中倾听和学习，尤其是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对不良事件后的恢复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