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P大咖话麻醉 ——访熊利泽教授

OCAP大咖话麻醉精粹

▲直击OCAP大咖话麻醉现场

但是从全世界病人需求来看，从目前的统计，手术后一个月的死亡（率）仍然作为所有死因的第三位，也要占7.7%。每一年，全世界至少是在手术后，一个月之内要死420万人，因为这些数字还不全，可能实际的数字要大得多。

现在我们的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中国，比如像上海，就是非常典型的老龄社会、老龄城市。这种病人接受手术，可能我们现在的麻醉技术，手术技术保证手术中的安全，可能问题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手术以后他能不能够快速地，甚至是最终能不能够康复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谁去解决，如果麻醉学科不去解决，那靠别人去解决，我觉得是推脱责任。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地担当这个责任。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样去发展，我们提出来从麻醉学到围手术期医学，就是要培训我们年轻的麻醉医生，我们关注点应该放得更远一点，站得更高一点，真正地放在病人最终的恢复上。这对于我们学科、对我们学科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地位才能够提上去，我们才能够得到广大的人群，甚至是我们的同道对我们的尊重。

所以我们当时，中华麻醉学会大家就一个共识，我们能不能够在那一届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或者学术主题，就是从麻醉学到围手术期医学。所以我很高兴能看到，包括我们上海，我们东方麻醉与围术期医学会办了这么多年，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这对培养我们中国的麻醉医生，包括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如果让年轻人自己理解我现在要做围术期医学很多的内容，他可能就觉得我现在每天会很难。

如果基本的技术都不会，我在超声引导下的深静脉置管、神经阻滞，在可视喉镜下或者纤维支气管镜下的气管插管现在还不会，你让我再思考围术期医学，很可能我现在接受不了。但是任何事情从开始提出到最终被接受，应该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有战略的耐心。

所以为什么我提出来从麻醉学到为围手术期医学是一个长征路。各位专家刚才都很支持，不仅仅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大咖，整个麻醉学界的麻醉大咖们都很支持站到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曾经在英国的时候，1992年至199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对父女，他们一见我是外国人，就说你是从哪来的？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医生。

然后他就说，哇你是医生，一定是你们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做医生。

我说，不，我们中国最优秀的都上北大跟清华了。

（他）说，你很谦虚。

事实上我说我不谦虚，但是怎么都说服不了他。那第二个他就说，医生（都是）特别willing to help，就是to help others。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所有选择做医生的人，他愿意帮助别人。我相信我们中国，不能够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医学生，他是愿意帮助别人我才选择医学院，选择医生是我未来的职业。我觉得这个是基础，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接受围手术期理念的意识培养就变得可行。

包括我们相当资历的医生，要培养他的意识，就是要扩大我们的知识面，跟我们的经验。就像刚才各位教授所说，如果我们做的越多，我们帮助病人越多，病人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专业，看到我们的素质，就会提高我们职业的自豪感，我们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走一个病例的讨论，就是多发伤的救治，每天临床上急诊科，麻醉科可能都会参与这个（过程）。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理念，只有到了我们手术室以后，我们反正给他插过管，给他麻醉上了，你们外科能抢救好就抢救好，你要遗漏了我们也没辙。如果我们麻醉科的意识，站到围手术期医学的这种（位置），培训过的，站到病人最终结局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我们可能就会想的很全面，就不会遗漏某一个伤。我们没有在处理腹部的内出血（的时候），就忘了别的地方的内出血，就忘了脑外伤。最后做手术的时候来一个脑疝，那你不就白在底下坐半天吗？

所以我最后上去总结的时候，作为一位麻醉医生，我说病人来了，最重要的还是ABCDE。床上的病人，A就是Airway，他的气道是不是通畅的，B就是呼吸是不是正常的，就是Breathing，C就是Circulation，脉搏血压心血管，生命的体征怎么样，D是Disability，如果这个病人能发音表示他是清醒的，他会说话表示他这个气道是完整的。如果气道不完整，气管断裂他不会说话的。Disability还包括动动你的胳膊，动动你的腿，如果能动胳膊能动腿，至少说明脊柱脊椎损伤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脑外伤没有那么严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到E的时候，Exposure，我们要强调，用剪刀咵就把衣服全剪了，剪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从头往脚，你要把所有的快速看过来，他有没有外伤，有没有疼痛，我就判断他伤到什么地方，而不会遗漏某些地方。轴位地翻身，赶快从头往脚再看看背部有没有一个什么铁钉，或者是一个金属的或者是其他硬物穿透了皮、穿透了肝，你在前面抢救半天，后面的大出血可能病人就死了。

所以你们设想，如果我们麻醉同道，在救治外伤上，所有的医生里面，我们是最全面的，我们接受过培训，在治疗病人的效果上，就会体现的更好。只有我们站在围手术期的角度，我可能才会学这些知识，如果要是单纯的站到麻醉的角度，可能我学不学无所谓，所以我们要教育培训沟通，要让更多的医师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随便举个例子，现在我正在牵头有六家医院，我们做一个回顾性的研究，数字的整理还没有完成，大概有超过一百万例的手术麻醉。我们找了三所，把麻醉科改成了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的医院），我们再找同一个城市的，跟他规模差不多的另外一所（医院），它没有改名字。我们在改名前后同样的时间，比较它的手术病人住院期间的死亡率。因为要跟踪出院以后，我们中国的大数据现在还不够。我不知道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还在进行数据整理。假如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名字，如果改了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跟没有改名字的，它的死亡率确实能够下降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如果证据是这样出来了以后，就有很强的说服力，到底我们从事麻醉与围术期医学对病人的结局有什么影响。

我还可以接着举一个例子，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们做类似的研究，就说我们术中如果把血压维持得比较稳定，看看最后的结局。术中我增加了麻醉医生，可能是把麻醉的深度调到什么地方，我们预后是怎么样子的等等。

这样的科学研究可能对我们认识围手术期医学这种理念的重要性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是刚才佘主任所讲的，我们整天喊麻醉与围术期医学，说要从麻醉到围手术期医学。如果我们再喊几年，一点点进步都没有，也没有数据，也没有结论性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空壳。

我今天在上午的一个报告里，就是说留给我们发展的一个窗口期到底有多久的时候，我提到了，我强烈建议我们现在真正的要建立一个数据库，麻醉与围手术期医学的数据库，大家都喊，都在建立，但是真正当你去建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

我本来，给西京现在负责这个的（一个项目），那时候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我们启动的一个项目，特别关注这个项目。开始说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纳入到几万例，然后才能够做一些科学研究。我说没关系，如果我们今天启动了，五年以后我们就会有结果。现在已经纳入了四万多病例，但是问题是，这是前瞻性的数据库的建设，我们请了专业的大数据公司，应该非常有经验，但是我给负责的列教授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一点经验？说院长能不能够告诉我们有什么教训？所以你就能够知道，我们数据库真正要建立好了以后，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就想知道ERAS的一些措施，刚才说的我们要是早让他下地活动，疼痛非常完善的时候，跟疼痛不完善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证据。所以需要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来推动我们围手术期医学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教育，我没有说培训，培训只是培训，我们现在已经是麻醉医生了，我觉得教育可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层次的教育就是如果我们在麻醉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我们在教学里面逐渐地普及，当他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逐渐地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在我们医学生中间的教育。第二层次的就是我们科普的教育，今天我们俞主委是比较谦虚，他们获得一个很大的项目，而且现在他每个礼拜都在做两个科普教育，我觉得你们都写的很好，包括田教授我也看着你写的科普文章了，我们在这些科普的文章里面，让全社会逐渐逐渐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今天讲课我也说了，大家说围术期医学听不懂，我说那你们能够听得懂ICU吗？社会大众能够听得懂ICU吗?那可是英文，念英文ICU都能听懂，围术期医学这都是中文你为什么听不懂啊?所以说明我们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我们教育要是够的话，就听得懂了。

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那时候ICU的陈德昌主任，就给我们一个课题说你们研究一下，Intensive Care Unit翻译成中文最好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就搞一个加强医疗科，外科医生见了说什么叫加强医疗科？说Intensive就是加强，我们一看香港叫深切医疗科，日本叫集中医疗部，这样你看这最好了。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说我们就叫ICU，我们叫熟了大家都知道ICU是什么了，这个成功了。现在在中国是不是你一说ICU,老百姓也知道，说你家人在哪啊?住在ICU了，说一天也很贵。反正你看他能够知道，这个就熟悉了。我说的可能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推动一个事业，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为了病人最终的预后，就是不是一个人在中间能够把事情做成，而是每个人哪怕做了那么一点点，就会能使我们这个事业往前去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