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3】 卡培他滨联合伊立替康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的III期试验的长期结果：CinClare试验的最新结果

First Author: Ji Zhu, Fuda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hanghai, China

背景:在卡培他滨为基础的新辅助放化疗（CRT）中加入UGT1A1指导的伊立替康可显著提高病理治愈（pCR）率近一倍[临床肿瘤学杂志。2020年12月20日；38(36):4231-4239]. 在此进行长期结果报告

方法：符合条件的临床II/III期直肠腺癌患者，UGT1A1基因型为*1*1或*1*28，随机分为对照组：盆腔放疗50Gy/25次，同时应用卡培他滨，随后口服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或实验组，*1*1患者每周用卡培他滨联合伊立替康80mg/m2，*1*28患者每周用卡培他滨联合伊立替康65mg/m2，然后用伊立替康联合卡培他滨一个周期。手术安排在CRT完成后8周。无论病理结果如何，均给予5个周期的XELOX辅助化疗。根据UGT1A1基因型（*1*1 vs.*1*28）、临床T分期（cT3 vs.cT4）和肿瘤距肛缘距离（#5cm vs.>5cm）对患者进行分层。达到pCR的一级终点。生存时间从随机化入组日期到事件发生日期或最后一次随访日期计算。次要终点定义为局部控制失败（LC）、肿瘤复发或无病生存时间（DFS）和总生存（OS）。

结果：在最初登记的360例患者中，356例最终成为研究方案治疗人群（两组均为178例）。共有311例患者接受了手术，其中80例患者获得了pCR，另外10例患者在获得cCR后进行了观察和等待。中位随访时间48个月（Q25-Q75，41-55个月），死亡57例（33例和24例），局部失败17例（11例和6例），远处转移69例（37例和32例）。总的来说，对照组和实验组的4年 LC率分别为93%和96%，估计LC HR为0.53（95%可信区间，0.20-1.43），4年 DFS率分别为69%和74%（HR=0.74，95%CI 0.49-1.10），4年 OS分别为80%和85%（HR=0.70，95%可信区间 0.42-1.19）。在亚组分析中，伊立替康对UGT1A1*1*1患者的DFS（HR=0.77，95%可信区间 0.61-0.98）和OS（HR=0.71，95%可信区间 0.51-0.98）有显著改善。

结论：标准卡培他滨CRT加用伊立替康有改善LC、DFS和OS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UGT1A1*1*1患者似乎从伊立替康中获益更多。应考虑分子研究和后续治疗。

研究发起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参考文献：Ji Zhu.Long-term outcome of a phase III trial on neoadjuvant chemoradiation with capecitabine and irinotecan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Updated results of the CinClare trial.2021 ASCO,abs 3603.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旭

【3604】 放疗对全直肠系膜切除T3N0直肠癌局部控制的影响：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First Author: Jesus C, Fabregas, Billings Clinic Cancer Center, Billings, MT

背景: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显著改善直肠癌预后。放疗（RT）被推荐用于T3N0直肠癌，尽管联合TME对这一特定人群的益处尚未得到证实。此荟萃分析可为改善治疗毒性提供依据。方法：通过PubMed和Embase确定截至2020年10月18日的随机临床试验和观察研究。

目的：探讨放疗是否能降低经TME治疗的T3N0直肠癌局部复发（LR）的风险。研究选择和提取：文献检索、提取和筛选遵循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PRISMA）指南的首选报告项目。包括对T3N0M0直肠癌的LR数据进行研究，包括接受和不接受RT治疗的患者。排除评论、非英语文章和非TME研究。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评定质量。Meta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主要结果：对LR的相对危险性进行Meta分析。

结果：筛选出7246项研究，134项全文研究被评定为合格，5项研究被纳入最终分析。没有针对我们研究人群的随机数据报告结果。五项涉及932名参与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报告了LR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38.4个月至71个月。四项研究在亚洲进行（797名参与者），一项在北美进行（135名参与者）（表）。根据NOS的质量范围为7-9。应用RT时，5年LR的估计平均相对风险为0.63（95%可信区间 0.31-1.29；I 2=41.8%）。

结论：这项荟萃分析支持在T3N0直肠腺癌行TME患者中加入RT对LR没有明显的益处。由于荟萃分析仅限于回顾性队列研究，因此存在偏倚。

研究发起人: 无。

参考文献：Jesus C.Impact of radiotherapy for local control in T3 N0 rectal cancer managed with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2021 ASCO,abs 3604.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旭

【3605】 重组人腺病毒5号注射液（H101）治疗大肠癌肝转移的Ⅰ期临床试验

First Author: Yang He,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背景:重组人腺病毒血清5型注射液（H101）是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去除E1B结构域和部分E3结构域，然后在肿瘤细胞中选择性复制，2005年被批准用于鼻咽癌和头颈癌的局部治疗。本试验旨在评价H101联合标准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

方法：在第1阶段，剂量爬坡试验（ChiCTR1900027922）中，2018年9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纳入了17-75岁的结直肠癌患者，这些患者肝转移无法切除且未行一线治疗。所有患者均接受H101联合标准治疗（贝伐单抗+mFOLFOX6/FOLFIRI）。所有患者均行超声引导下肝转移瘤内注射H101，低剂量组5×1011VP/支，中剂量组1×1012VP/支，中剂量组2×1012VP/支，高剂量组3×1012VP/支。在瘤内注射后48小时内静脉输注贝伐单抗（5 mg/kg）并给予标准剂量的mFOLFOX6或FOLFIRI。试验的主要终点是最大耐受剂量（MTD）。次要终点包括安全性、肿瘤反应和肿瘤标志物CEA。根据NCI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CTCAE，3.0版）对不良事件（AEs）进行监测，并在注射后1周内进行评价。所有患者均进行影像学检查以评估肿瘤反应

结果：最终纳入8例患者；4组患者分别为1例、3例、3例和1例。本研究未观察到MTD。未观察到大于4级的不良事件。主要不良反应包括疲劳（5/8）、发热（4/8）、寒战（3/8）、腹痛（3/8）、盗汗（3/8）。肿瘤反应包括部分缓解1例（中剂量组），稳定期6例（低、中、中高、高剂量组分别为1例、1例、3例、1例），进展期1例（中剂量组）。未发现剂量效应反应。肿瘤标志物CEA降低6例，低、中高、高剂量组分别为1（1/1）、3（3/3）、2（2/3）和0例。

结论：H101联合标准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安全性是可以接受的，也显示出一定的初步疗效。第二阶段的试验正在进行中。

临床试验：ChiCTR1900027922

研究发起人: 上海市科委工业大学科研医疗项目 

参考文献：Yang He.H101 treatment of hepatic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with recombinant human adenovirus 5 injection: A phase I clinical trial-TROJAN 021.2021 ASCO,abs 3605.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旭

【3606】 通过分析循环肿瘤DNA（ctDNA）甲基化模式准确检测早期大肠癌

First Author: James M. Kinross, Section of Biosurgery & Surgical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urgery & Cancer,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London, United Kingdom

背景:常用结直肠癌（CRC）筛查项目的摄取率低，生物标志物的诊断准确性有限。血浆中来自肿瘤的循环DNA甲基化状态的测定可能解决这些挑战。我们使用一个有针对性的甲基化嵌板，肿瘤衍生信号推导和机器学习算法来完善检测早期大肠癌的血液检测。

方法：这是一项前瞻性的国际多中心观察队列研究。血浆样本在标准结直肠癌筛查的结肠镜检查前或原发性结直肠癌结肠手术前采集。通过全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分析大肠癌和对照组织样本，初步选择差异甲基化区（DMRs）。我们设计了一种靶向测序方法来捕获血浆ctDNA中的DMRs。对单个测序读数进行癌症特异性甲基化信号评估，并计算样本中每个DMR的得分。一组来自203个DMRs的甲基化评分用于预测模型的建立，并在一组患者中进行了验证。

结果：68个ctDNA样本来自18例早期（I-II）和16例晚期（III-IV）大肠癌患者以及34例年龄、体重指数、性别和来源国不同匹配的无瘤对照组（中位年龄63[50-74]，平均体重指数27[19.5-37]，女性50%，西班牙和乌克兰人群，远端结直肠癌50%）计算出的分数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然后将该模型应用于来自西班牙、乌克兰和德国的一组独立受试者，包括36名I-IV期癌症患者（中位年龄61.5[55-82]，BMI 28[16-39]，女性47%，42%的肿瘤位于远端）和159名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组。对照组中87例结肠镜检查阴性（cNEG），19例增生性息肉（HP），37例小腺瘤（NAA），16例胃肠道良性疾病（GID）。该模型对92%（33/36）的大肠癌患者进行了正确分类。每个癌症阶段的敏感性范围为83%（5/6）的I期，92%（11/12）的II期，92%（12/13）的III期至100%（5/5）的IV期。该模型的特异性为97%（154/159），100%（37/37）的NAA，94%（15/16）的GID，95%（18/19）的HP和97%的cNEG患者正确识别。病变部位、性别、BMI、年龄和来源国与预测结果无显著相关。

结论：甲基化测序数据分析采用读写评分法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可提高早期（I-II）CRC（89%的敏感性和97%的特异性）的诊断。该方法可作为一种高度准确和微创的基于血液的大肠癌筛查试验的基础，对ctDNA在早期癌症检测中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起人: Universal Diagnostics S.L. 

参考文献：James M.Accurate early-stage colorectal cancer detec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cell-free 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 methylation patterns. 2021 ASCO,abs 3606.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旭

【3607】卡培他滨同步放疗后使用Durvalumab(MEDI4736)作为直肠癌的术前治疗的一项二期研究：PANDORA研究第一阶段

作者：Stefano Tamberi, Ospedale per Gli Infermi, Faenza, Italy

背景：卡培他滨加长程放疗(RT)是cT3-4、cN+直肠癌的标准术前治疗。病理完全缓解(pCR)可被视为在无病生存率(DFS)方面的治疗疗效的替代终点。前期临床数据明确指出，放疗和免疫治疗之间有很强的协同作用。

方法：这是一项在阿斯利康的支持下进行的前瞻性、开放、单臂、多中心II期研究，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接受卡培他滨同步放化疗（卡培他滨825mg/m2 每天2次，放疗总剂量5040gGy 每周五次 持续5周)，随后与Durvalumab（1500mg Q4W 3次给药）。手术在新辅助治疗后10-12周内进行。主要终点是至少完成1周期Durvalumab后的pCR率。用最佳西蒙两阶段设计估计样本量。如果在前19名入组患者中观察到超过4例完全缓解，那么将累积36个额外的患者，总共55个可评估患者。

结果：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累计共20名患者，其中19名可评估研究目标，结束第一阶段的试验。表中列出了前19名可评估患者的基线特征。所有患者均接受了3次durvalumab注射；18例患者在CHT/RT结束后中位13周后接受了手术。观察到5例病理完全缓解(ypT0N0)，允许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毒性，4例患者发生3-4级不良事件(AE)；与新辅助治疗相关的最常见G3-4级不良事件为贫血（n=1）、腹泻（n=2）和中性粒细胞减少（n=2）。未观察到与Durvalumab 治疗相关的3级和4级不良事件。8例患者患有与Durvalumab 相关的1-2级不良事件，最常见的是乏力（n=2）和恶心（n=2）。

结论：第一阶段研究结束时，术前新辅卡培他滨同步放化疗后续贯durvalumab治疗，这种治疗模式具有安全性，在pCR率方面也是有望能获得积极结果。试验的第二部分正在进行中，该项目未完成（截至2021年2月10日，有44名患者登记）。临床试验信息：NCT04083365。研究发起人：无。

参考文献：Stefano Tamberi,A phase II study of capecitabine plus concomitant radiation therapy followed by durvalumab (MEDI4736) as preoperative treatment in rectal cancer: PANDORA study first-stage.2021 ASCO,abs 3607.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钟晓梅

【3608】对接受根治性手术的结直肠癌患者通过循环肿瘤DNA分析得出的最小残留病灶：来自CIRCULATE Japan的初步报告

作者：Hiroki Yukam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Gastrointestinal Oncology, National Cancer Center Hospital East, Kashiwa, Japan

背景：循环肿瘤DNA(ctDNA)分析可通过检测结直肠癌(CRC)患者的微小残余病灶(MRD)来预测复发风险。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监测临床II-IV期或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后复发的结直肠癌患者MRD状态(GALAXY研究)，用ctDNA指导辅助治疗，是CIRCULATE-Japan的一部分。

方法：在术前和术后分别进行ctDNA分析，并使用Signatera定期分析持续2年。Signatera是一种个性化的、与肿瘤相关的ctDNA分析，旨在基于肿瘤组织的全外显子组测序跟踪16个患者的特异性体细胞变异。研究围手术期ctDNA状态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截至2021年1月13日，已有941名患者纳入了GALAXY研究，其中400名患者接受了术前ctDNA状态的评估。在400例患者中，92%（367/400）的患者检测到基线ctDNA：包括35例病理分期(pStage)为I期，135例II期，152例III期，78例为IV期或复发（pIV/R）。针对100%的患者设计了针对16种变异的患者特异性Signatera 分析。在6400个设计的变异型中，99.3%通过了等离子体分析的质量控制，并产生了最终的结果。在为400名患者选择的4425个基因中，仅为一名患者选择了3330个基因，而TP53是113名患者中最常见的（28%）。表中列出了以每毫升血浆平均肿瘤分子检测的中位CtDNA水平和ctDNA检测率，按阶段分层。术后ctDNA阳性与较晚的病理分期、pT和pN以及淋巴血管浸润显著相关。在13例复发患者中，有10例在术后4周检测到ctDNA阳性，随后影像学证实复发。

结论：通过基于特异性体细胞变异的个性化ctDNA检测，观察到p II-III期患者术前ctDNA检出率为> 90%。基于ctDNA的术后MRD(4W)与某些已知的临床病理因素显著相关，ctDNA阳性与非常短期的复发相关。临床试验信息：000039205。研究发起人：日本医学研究与开发局。

参考文献：Hiroki Yukami,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by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alysis for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radical surgery: An initial report from CIRCULATEJapan. F。2021 ASCO,abs 3607.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钟晓梅

【3609】抗坏血酸提高ATM抑制剂的治疗指标结直肠癌的基础放化疗

作者：Cameron Callaghan, University of Iowa Hospitals and Clinics, Iowa City, IA

背景：共济失调终末期突变蛋白（ATM）是DNA损伤的重要传感器之一，其特异性抑制剂是有效的放射增敏剂。然而，由于缺乏组织特异性和增加正常组织损伤，它们与放疗（RT）的临床应用受到限制。药理学（高剂量）抗坏血酸（P-AscH-）选择性增加肿瘤的氧化应激，同时作为供体抗氧化剂发挥作用，减少正常组织的RT损伤。我们假设P-AscH-可以通过同时提高疗效和减少RT肠损伤来提高ATM抑制剂为基础的放化疗（CRT）治疗结直肠癌（CRC）的疗效指数。

方法：采用Human HCT116、SW480、HT29及小鼠CT26、MC38大肠癌模型，采用单次部分RT（2-8gy）+/-P-AscH-（5pM/细胞）+/-veliparib（PARP）、VE821（ATR）或KU60019（ATM）检测克隆存活率。用表达强力霉素诱导的过氧化氢酶转基因的HCT116细胞诱导过氧化氢酶的表达，用中性彗星试验（0-24）定量DNA双链断裂（DSB）用流式细胞仪测定细胞周期时相。ATM和pATM本地化使用IF进行评估。用IHC对c57blj/6小鼠进行单次（10gy）全腹RT后的固定组织进行空肠毒性评价。采用RT（5gyx3）+/-药物治疗单侧侧翼肿瘤，评价肿瘤生长延迟。

结果：Veliparib、VE821和KU60019是有效的放射增敏剂HCT116、SW480、HT29、MC38和CT26大肠癌模型和P-AscH进一步降低了除HT29外所有系中DRIs的克隆形成存活率。相反，P-AscH增强了培养的HUVEC和FHs-74细胞暴露于RT后的存活率。P-AscH-增强的细胞杀伤作用是H202介导的，因为它被诱导的过氧化氢酶表达完全减弱。P-AscH-显著增加体外RT后肿瘤中DNA双链断裂的数量。尽管DNA双链断裂增加，P-AscH显著降低了RT后活化P-ATM的核定位，并显著降低了细胞比例在细胞周期的G2/M期。在体内，RT+P-AscH-+KU60019在单侧MC38或HCT116侧翼肿瘤中比所有其他组合诱导更多的肿瘤生长延迟/清除。最后，P-AscH显著降低了整个腹部RT后空肠隐窝细胞密度、肠上皮结构以及脂质和蛋白质氧化标记物的丢失。

结论：P-AscH-选择性地提高ATM-basedcrt的疗效在肿瘤中，P-AscH-通过刺激H202流量增强DNA双链断裂，并通过抑制RT诱导的ATM激活阻止DNA修复途径和细胞周期检查点的激活。选择性放射保护剂如P-AscH-可促进ATM抑制剂作为放射增敏剂的临床应用。研究发起人：: RSNA Resident seed grant #RR1914.

参考文献：Cameron Callaghan,Pharmacologic ascorbate enhances the therapeutic index of ATM-inhibitor based chemoradiation for colorectal cancer.2021 ASCO,abs 3609.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钟晓梅

【3610】纵向评估西妥结单抗在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中的毒性：来自ARCAD数据库中1302名患者的汇总分析

第一作者：Guilherme Lopes, Mayo Clinic, Rochester, MN

背景：慢性低等级不良事件(AE)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但很难通过传统的毒性报告方法获取到。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AE报告方法来描述、总结和呈现纵向AE剖面（Lopes等人，2021）。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和比较mCRC患者采用联合化疗(DC)+西妥昔单抗治疗和仅DC的AE情况。

方法：本AE报告方法利用另外两个AE指标来补充临床试验中通常报告的最大（max）毒性等级。初始时间是指AE首次出现最高分级的时间，这里定义为“早”(即42天内)和“晚”(即42天之后)。AE负荷(AEL)表示整个治疗中AE的整体严重程度。AEL值从0到1不等。AEL的升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AE的整体严重程度更差。AEL是描述慢性AE的关键指标。我们从ARCAD数据库的两个随机一线试验中纳入了接受DC +西妥昔单抗(n = 738)和单用DC (n = 564 对照组)的患者。观察到腹泻、皮疹、手足综合征(HFS)、疲劳、厌食和粘膜炎时，根据(FOLFOX vs. FOLFIRI)、ECOG PS、性别、部位进行剂量和治疗时间的调整。

结果：对于皮疹，DC +西妥昔单抗发生G3+的风险更高(21% vs. 0.5%;比值比{OR}[95%置信区间{CI}] = 50 [16,157]， p < 0.001)，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整体严重程度增加(AEL = 0.257 vs. 0.069;校正后的均值- Mdiff [95% CI] = 0.22 [0.21,0.23]， p < 0.001)和早期发病风险增加(67% vs. 33%;或(95% CI] = 4.3 [2.7,6.7]， p < 0.001)。在最大分级中，DC +西妥昔单抗也有更高的皮疹AEL (G1、G2和G3+间p < 0.001)。对于手足综合征, DC +西妥昔单抗发生G3+的风险更高 (OR [95% CI] = 6.0 [2.5,14]， p < 0.001)，整体严重程度增加(AEL = 0.139 vs. 0.087;Mdiff [95% CI] = 0.03 [0.03,0.04]， p < 0.001)，起病时间稍早(12.4周vs 13.9周;Mdiff,周(95% CI)= -4.9 [-0.80,-9.0],p = 0.021)。在每个最大分级中，DC +西妥昔单抗没有更高的手足综合征AEL。未发现与腹泻、疲劳、厌食症或粘膜炎有关联。

结论：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与更高级别、持续时间更长、更直接的皮疹相关。联合西妥昔单抗的严重HFS似乎与高级别HFS有关，但与慢性HFS无关。这种方法可能有用于描述不同的治疗方式，例如：间歇性西妥昔单抗。它提供了急性和慢性毒性概况的全面观点，支持其作为临床试验新指标的潜在利益。Lopes GS, Tournigand C, Olswold CL等。不良事件负荷、发病程度和最大等级：一种报告癌症临床试验中不良事件的新方法。临床试验：2021;18(1):51-60：51-60。研究赞助商：无。

参考文献：Guilherme Lopes,Evaluating longitudinal toxicity of cetuximab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A pooled analysis from 1,302 patients in the ARCAD database.2021 ASCO,abs 3607.

编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钟晓梅

【3611】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前放化疗对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影响：STAR-01队列研究

First Author: Francesca Negri, University Hospital of Parma, Parma, Italy

背景：术前放化疗可能通过增强T细胞活化和肿瘤浸润来提高抗肿瘤免疫功能。这些影响可能使肿瘤对免疫疗法敏感，包括检查点抑制剂。我们探讨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前放化疗是否引起免疫功能改变，术后生物学参数是否与肿瘤消退分级（TRG）相关秒。Ryan–AJCC第八版。

方法：多中心STAR-01研究比较了标准的术前放化疗方案（28例50.4gy）每日注射225毫克剂量的氟尿嘧啶/平方米/d） 同样的方案加奥沙利铂，每周给药60次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mg/m2。配对前和后手术后标本可供58例患者从这项试验和研究免疫组化分析。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用一组免疫细胞和相关因子如CD3，CD20，CD4/CD8，PD1。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的类型同时检测相关浸润淋巴细胞（RILs）。对的反应术前放化疗按TRG评分。

结果：治疗后CD4/CD8比值下降（p<0.001），CD20表达水平下降（p<0.001）。CD3的表达水平+PD-1+细胞治疗后无明显变化。术后CD4/CD8比值内淋巴细胞CD8+相对增加与trg0显著相关（p<0.001）。

结论：我们的数据表明，放化疗可诱导CD8+T淋巴细胞的富集，这意味着对化疗有更好的反应。最佳治疗的新领域可能是使用特定的药物免疫细胞（T淋巴细胞）触发系统的免疫反应对抗疾病。

参考文献：Francesca Negri, et al. Influence of preoperative chemoradiation on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The STAR-01 cohort.2021 ASCO, abs3611.

编译：青海省人民医院 李胜

【3612】COVID-19大流行对接受全身抗癌治疗（SACT）的胃肠道（GI）癌症患者的影响：Guy癌症中心的经验

First Author: Jose Roca, Guy's and St Thomas' NHS Foundation Trust, London, United Kingdom

背景：COVID-19大流行极大地影响了癌症治疗的范围。世界范围内的医疗保健系统已经迅速重组了癌症服务，以确保患者继续接受基本护理，同时优化系统性抗肿瘤治疗（SACT）的使用，并尽量减少对SARS-CoV-2感染的暴露。我们的研旨在确定在大流行期间，与2019年同期相比，我们Can  cer中心胃肠道（GI）癌症患者的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所有在Guy's癌症中心接受SACT治疗的胃肠道（GI）患者2020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人口数据（年龄、种族、社会经济）状态（SES），表现状态，癌症和SACT特征（类型，意图和两个时期都收集了治疗线）。我们还比较了PCR证实的COV-ID-19感染数量和WHO分类确定的严重程度。排除临床或放射学诊断的患者。

结果：567例2019年接受SACT，2020年接受417例（减少26.4%）。没有差异观察人口统计学或肿瘤类型特征。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两个时期相似：结直肠（47.1，47%），食道胃（29，27.6%），胰胆管和净肿瘤（23.8，25.4%）。然而，2020年接受治疗的晚期疾病患者比例较高（70.3%对55.2%）。两年的治疗目的相似：根治性（3.5%比3.8%），辅助性（18.2%比3.8%）17.3%，新辅助（15.3%vs12.7%）和姑息（63%vs66.2%）。有一个姑息性一线治疗的患者比例增加（2006年为63.8%）2020年（2019年为47.6%），第三次或更多治疗的比例有所下降（8.7%对16.2%）主要发生在结直肠患者。417例胃肠病患者SACT诊断COVID-19感染14例（3.35%）。其中，64.3%的人男性，92.9%为低SES，35.7%为白种人。结直肠癌是COVID阳性组中最常见（57.1%）的肿瘤类型，57.1%的患者为COVID阳性晚期疾病。所有死于COVID-19的患者均为男性。13名患者两组均接受化疗，1组接受靶向/生物治疗。无一例接受免疫治疗（n=4）。仅有1例中性粒细胞减少（1级）。8例（57.1%）发生了严重并发症严重感染，3例（21.4%）与病毒感染相关死亡。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COVID-19大流行传播SACT是相对安全的低COVID相关死亡率。它还反映了我们如何定制抗肿瘤治疗的交付，以减少可能产生的有害骨髓抑制毒性可能会使胃肠道患者面临更高的严重SARS-CoV-2感染风险。这是重要的数据，可以告知抗肿瘤治疗决策过程中的亲-19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

参考文献：Jose Roca, et 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reating gastrointestinal (GI)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systemic anticancer treatment (SACT): The Guy's Cancer Centre experience.2021 ASCO, abs3612.

编译：青海省人民医院 李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