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旁超声和临床“欺生”

今天，能在一个工作日里参加泰城的重症超声的培训，心里最大的感觉就是欣慰。

从2000年开始做重症，2005年参观周永勤院长的ICU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儿还有自己的床旁超声。2008年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台B超机---“亚当”，不久就听到了晁彦公主任在年会workshop上深入浅出的讲解，那时候我还在用我的小四（苹果4），我几乎是录下了他老先生所有的讲解的。其实，真正地全面学习超声是2014年我、韩主任、王大夫一起去参加清华一附院的超声培训，培训点评中，晁主任点评我打的图影的时候，惊奇地问：“你以前做过超声？”我连忙说：“嗯，我从08年就一直在用”。他盯了我一眼，继续点评到：“这个图打的不错，也找到了气胸的肺点。一看就是有基础的。”受到晁老师的认可，可能是我萌生了做ICU的床旁超声以来最具积极意义的事情。因为，一路走来，一直听到的都是一片负面的声音：不好好做大夫，却总想着去干别人的活儿！什么都你干了，还让人家活不？超声看肺40年以后吧！顶着种种的压力，我和我们卢大夫一起参加了全国大型设备上岗证CDFI的考试，并获得了通过。其间我们还用过超声科退役的大阿斯奔，直到近年购入的“大加拿”的优胜平板彩超。

今天，听到了这么多顶级的大牛们对重症超声的推崇，特别是看到了这么多的同事们也象我们十几年前一样呈现的学习的热情。欣慰！只有欣慰！虽然我们走的很艰难，很蹒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虽然很多后来的同行们也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但至少我们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十多年前的预见是正确的，我们走在了正确的路上，这也是正是我们至今没有落后，或者说落后不多的主要原因。

其实，方巍主任的演讲中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但他说的却是临床思维。

临床思维方式错了，你做的越多对病人的伤害就越多。

临床思维方式走在了正确的路上，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每个诊疗行为不会对病人造成伤害。

床旁的超声就是要帮助我们临床医生们整合我们的信息，规范我们的行为，尽可能地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他还提到临床工作中“欺生”的问题，他说：其实，临床上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搞出来的。所谓的“欺生”就是新手们不能整合有效的信息，规范自己的诊疗行为，改变错误的临床思维，把那些本该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理的问题，拖延到了不可收拾才发现，才诊断，才处理，所以，他们值班的时候就会显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华佗说：你们知道我是如何成为神医的吗？其实，我的两个哥哥都比我水平高，但我大哥常常在乡亲们还没得病的时候就教给他们防病的办法；而我二哥的失败则在于能够在病人刚生病的时候就发现并治好了他们。我不象他们那么冲动，我是要等到病人的病变的将要不可收拾，求我出手的时候才出手的，这样乡亲们才会觉得我是神医。

所以，那些上班后手忙脚乱的医生们也就被评为了先进了。

王小亭老师总嫌我们走的太慢。他是个急性子，恨不得一天就让所有的重症医生们掌握这项上手容易，收效快的技术。但我感觉这并不现实，的确，超声对于重症医生们来说上手很容易，但真正做到带着目的、有图有真象地去做就不那么容易了。看到有病变很容易，而看不到病变，却收获了诊断，就不那么容易了。

有多少信息看多少病，有多少知识看多少病；

没有临床经验的积累，看到了那些有用的信息，你也很难准确诊断疾病；

有了临床经验的积累，看不到病变的信息也能成你诊断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