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疾控局新成立，中国公卫体系迎来重大变革？

4月28日，一个新的副部级机构首次亮相——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据国家人社部网站的信息，国务院任命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围绕公共卫生改革方向的讨论延展出两个观点：一是将疫情防控早期问题归咎于过度行政化，主张将疾控机构转型为独立的公共组织，而非行政部门，从而减少不当行政干预对专业能力的侵蚀；二是将疫情防控早期问题归咎于行政权不足，主张将中国疾控中心（CCDC）剥离基础研究职能给高校，并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获得行政执法权的高等级中央政府部门。

本轮公共卫生改革，整合后的国家疾控局将掌握更大的行政权，省、市、县三级政府预计也将对应成立独立的疾控局，不排除中央对地方实施业务指导甚至垂直管理。

2002年，中国将计划经济时代的防疫站，拆分组建为疾控预防控制局和卫生监督局（均为卫生主管部门内设），更强调市场经济格局下的专业性。历经本轮疫情洗礼，国家疾控局虽然拥有独立而强大的行政权，但并不意味着“再行政化”，更不意味着行政权凌驾于专业能力之上。

可能在短期内增加行政成本，但这是各级疾控主管部门自新自强的必由之路。客观而言，我国医疗管理、医疗改革容易陷入“重医轻防”（重医疗轻预防）“重大轻小”（对大小医疗卫生机构不一视同仁）“重物轻人”（重视盖楼买设备，轻视人才队伍建设）等困境。

新冠疫情以来，疫情防控方针中的“医防融合”开始表述为“医防协同”表述，或许为本轮机构改革埋下伏笔。

一方面，管理需要协同，国家疾控局应当与国家卫健委成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同盟军”，无论改为哪种治理架构，整个国家的疾控体系不能碎片化，疾控能力建设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另一方面，业务需要融合，国家疾控局需要与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多项工作深度融合，特别是与“健康把关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首诊在基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全民共建共享”（爱国卫生运动、健康中国行动）等工作无缝嵌合，决不能出现多头监管、重复建设、标准打架，决不能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各类企业同时应付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两个“婆婆”。

因时而变，因势利导，卫生健康治理是一个持续优化迭代的进程。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疾控局宣告成立，意味着疾控管理的权力结构开始深层次重塑，“政府之手”攥紧拳头、绷起青筋、重拳出击。

老师们，

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