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白耀：解除患者病痛是从医的最终目的

白耀，1931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包头，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4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普林斯王子医院医学研究中心和阿尔弗雷德医院甲状腺科任访问学者。1985—1991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曾任内分泌科党小组组长、党支部书记。

白耀教授从医六十余年，在甲状腺疾病的临床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临床诊断研究”获198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成果奖，“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临床研究”获1991年卫生部科技进步奖。曾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务委员、甲状腺学组组长，北京医学会理事，北京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主编《甲状腺病学——基础与临床》《临床内科急症学》《中华医学百科大辞海——内科学（第二卷）》《甲状腺功能亢进310个怎么办》等书籍。

1991年被评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2010年获北京医学会“北京医学会工作贡献奖”，2013年获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董：到北京读书有家人陪伴吗？

白：没有，就我一个人，选择汇文一小也是因为能住校。当时父母没有送我，一个张叔叔把我从老家带到北京。坐火车到北京以后，我在前门外打磨厂胡同一家叫万福店的旅店住了一天，那是我第一次住旅店。因为事先就联系好了学校，第二天面试完我就住进了学校，宿舍很简陋，是一个大通铺。

汇文一小的教师整体素质比较高，我的小学老师有李桂秀、崔省三和孙敬修。解放后，孙老师在广播里给孩子们讲故事。他教我们唱游，唱游就是相当于把现在的音乐、体育结合在一起，他为人和蔼可亲，讲的故事特别动人，教人学好、教人向上。

董：当时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白：受日本侵略影响，我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我记得晚上上完晚自习，别的同学能吃点零食，我没钱就只能看着。来北京的第一年，我考了甲等第六名，从那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于是就有奖学金，可以保障一般生活。

我中学六年是在北京男四中[2]读的，那是很好的学校，但生活条件非常差，尤其是解放前夕。没有饭桌，就在地上画个圈，这是1桌、那是2桌，吃饭的时候就拿一个桶，桶里有点菜或者几块豆腐，上边撒一点明油，每个人挖一勺搁到碗里。

在北京读书期间我没有回过老家，小学、中学、大学我都是住校，一直过集体生活，因此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

新旧中国完全是两个天地

董：您第一次到协和是什么时候？

白：第一次是1952年，我的中学同学得了阑尾炎在协和住院，住在老楼7号楼，我们去看他。后来有一次到病理科参观，看到他们的标本保存得非常好，感受到协和人的科学态度，做事非常认真。真正深入地了解协和，是1956年到协和工作以后。

董：得知要到协和工作时内心是什么感受？

白：我们班毕业是组织分配，到哪儿去都可以。我能到协和非常高兴，因为协和是医学的殿堂。

到协和报到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1956年8月27号下午。在我们之前，也有医学生分配到协和，但都是军事院校毕业的，我们是地方院校分配来的第一批医学生。协和1952年军管，我们1956年来的时候正赶上军管要转地方，当时医院既有军队的政委、协理员，也有地方的办事人员。协和真正变成地方医院是1956年的下半年。

董：到协和之后是从住院医师开始做起吗？请谈谈您所亲历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

白：对，协和当时毕业生非常少，不够各个病房来分配，我是学内科专业的，来了以后就可以做住院医师的工作。1957年以后来的毕业生，虽然职位是叫住院医师，但做的是实习医师的工作。

协和的住院医师培养一般要三到四年，我们当时有几个专业组病房，胃肠、心肾、慢性传染、急性传染、血液、内分泌等，一个病房最少待3个月，个别是2个月或4个月。所有病房轮转完后，还要到急诊室待3个月甚至更长。轮转完，经过考核，就做总住院医师，一般是一年左右。

我做总住院医师做了一年多，非常辛苦，但是很锻炼人。那时急诊在老楼12号楼0层，我们住在15号楼4层，为了节省时间，常常从4层一口气跑下来。有一天晚上，郊区一下来了50个中毒的病人，我组织大家找了好多草垫子铺在10号楼1层的楼道中，安置病人躺下，带领年轻大夫一个一个检查，严重的赶紧收进病房。总住院医师要“调兵遣将”、妥善安排，合理处理每一个病人。

董：当时内科主任是张孝骞教授，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白：他医术高超，又非常可亲可敬，没有任何架子，办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他知道我要分析胰岛细胞瘤的病例，但当时医院几十年下来才积累了7例，他建议我再找文献看看。第二天，他给我一个小纸条，是那种用过的旧日历，上边用英文写着找什么杂志，写得清楚极了。另外，他看病人特别仔细，别人不容易发现的问题他常能发现。查体时，皮下、指甲、黏膜下、眼结膜，他都认真检查。有一次他跟我说，你看看这是蜘蛛痣，我说我怎么没看见呀，他把病人的皮肤拉开时确实没有，但一撒手就能看到一个小红点。他临床经验特别丰富，更重要的是细心和科学的态度，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

迈入临床内分泌研究大门

董：您是如何进入内分泌领域的？

白：我做住院医师时在内分泌病房轮转，主管医生叫吴振亚，每次查完房把病人的问题解决以后，他都要给大家讲讲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像讲故事一样，大家都愿意听。内分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有很深奥的道理在里头，我愿意参加这样的工作。

1961年，刘士豪[9]教授是内分泌专业组的组长兼生化系主任，池芝盛[10]教授是内分泌专业组的副组长，金孜琴同志是内分泌专业组的支委。他们先后问我愿不愿意到内分泌组，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董：您到内分泌科时，科里的医疗工作是什么情况？

白：当时门诊在老楼，内分泌科是一个大屋子进去分为三个诊室，看门诊最多时是三个人一起看。病人很多，医生又少，总是下不了班，有时候下午的人来接班，我们上午还没下班。病房在老楼6号楼2层，一半是内分泌，一半是中医科，有1个主治大夫、2个住院大夫、4个实习大夫。内分泌有一个实验室，是两间屋子，后来医大的大楼盖好以后，有一层也有一部分是内分泌实验室。后来人员慢慢增多，每年来一个大夫，孟迅吾、王姮、潘孝仁、李兆寰等先后就来了。

董：请谈谈您眼中的刘士豪教授。

白：到内分泌科后，我作为主治大夫连续管病房管了一年半，这期间和刘士豪教授接触比较多，他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当时病房收了一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病人，这应该是中国确诊的第2例，在这之前上海报道过1例。刘大夫说咱们对这个病不太了解，要详细查一下，就征求病人的意见，病人也愿意配合。因为要做科研，需要病人配合留标本、打针，会给她带来一些麻烦，刘大夫把这些和病人说得清清楚楚。另外，跟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详细交代任务，要登记什么都列好表格，跟临床大夫交代清楚应该怎么收集标本、怎么观察病情，非常仔细。这个研究做了半个多月，后来我回想，把复杂的科研做得这么细致、有秩序，这其中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安排对我们是一个示范和指导。

刘大夫写了一本书，叫《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这本书大家反映非常好。在我们看内分泌病的时候，知道症状是什么，但这个症状背后是什么机制，过去知道的很少，也很少关心。想把一个疾病弄清楚，单看表面是不行的，要知道发病的机制。刘大夫作为临床大夫和生化系主任，把临床表现和产生这些临床表现的生化机理完满地予以解释和说明，对推动内分泌学科的发展和提升诊疗水平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董：您怎么看待临床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白：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科研不能离开临床，离开了就是无源之本、无本之木了。做临床要想进一步提高，没有实验室是不行的，尤其是内分泌科，当然还有一些兄弟科室也是这样。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单靠物理检查不能发现，像激素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测到ag[11]，这么一点点的东西从临床是看不到的，一定要做实验室的精细检测才能够了解它的变化。另外，要追踪一些病情的改变，病人治疗以后到底有没有好转，没有实验室支撑是根本不可能的。协和医院做科研就应该做与病人有关的科研，这样对病人的诊治才能有提高。

实验室对内分泌科来说也非常重要，临床医生对病人病情的判断，很多都是依据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原来内分泌科从人员的结构来说，实验室的力量很雄厚。最开始临床只有四五位医生，实验室也有四个人，许建生、杨德馨、金孜琴和倪祖梅都是高学历，是实验室的支柱。

董：在内分泌领域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谁？

白：我们的老主任池芝盛教授。他是1957年来协和的，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先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后来刘士豪教授把他调到了协和。

池教授在国内糖尿病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主持建立了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并在全国开展了糖尿病研究和诊治工作。他曾搞过一个家访，遇到疑难的糖尿病人，该打的针打了、该吃的药也吃了，还是不好，他就思考这些问题。后来发现在糖尿病的分型中有一种脆型糖尿病，就像一个玻璃杯一样，你控制得好好的，一下就坏了，为什么，当时谁也搞不清楚。他就做家访，到病人家里或工作单位去，还跟这些病人到公园一块锻炼。一方面医患关系就更近一些，另一方面也能发现每个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家里吵架了，要加几个单位胰岛素，遇到一些情况又怕低血糖，就减少几个单位。经过处理以后，这些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综合治疗。池教授不止是为病人“治病”，而是像对待亲人一样发现病情的蛛丝马迹，并给予针对性的诊治。

董：内分泌科的亚专业组是怎么产生的？

白：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科里的业务水平与国际差距很大。于是大家就研究讨论，建立几个专病组，按照内分泌疾病分为垂体组、肾上腺组、甲状腺组、性腺组、糖尿病组等，每个组由一位资深大夫做组长，带领几位成员，大家想办法看文献、找资料，尽快地熟悉国际上的专业发展情况，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科研项目，经过不懈的努力，每个组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陆续有文章发表，渐渐与国际先进水平靠近。

董：请谈谈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果。

白：科里分完组之后，让我做甲状腺组的组长，当时我们组一共有3个人，李兆寰和张祖俊现在已经离开协和了。我们建立了一些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开展病例分析，做得最多的就是慢性甲状腺炎，把协和过去的病例作了全面的总结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又提出新的看法，制定了我国对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的诊断标准，后来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后来，我又对甲亢、甲减、亚急性甲状腺炎、甲状腺肿瘤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在诊治方面提出了我的看法，在国内较早提出了桥本甲状腺炎的诊断标准，以及桥本甲亢和一般甲亢的鉴别诊断方法。

过去认为糖尿病是第一大病，现在糖尿病的患病人数当然也很多，但基层医院就能处理了。我们现在门诊中一半甚至80%以上都是甲状腺病人，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增加。病人多，需要研究的东西也很多，虽然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那还远远不够。

董：您如何看待多科协作？

白：多科协作是协和一个有特色的事情，协和有不少科室在国内是领先的，当今医学发展得比较快，你在某个领域了解得很多，离开这个领域可能知道的比较少了，所以多科协作对临床医生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至少有15篇文章是跟兄弟科室协作一起来做的，比如甲状腺功能递减和垂体蝶鞍变化的研究就和放射科一起，甲状腺功能递减和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是和呼吸科一起来做，甲亢突眼的激光治疗那就要跟放射治疗科一起。

董：改革开放后，国家大门打开，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多。您曾在澳大利亚访学过一段时间，请谈谈这段经历。

白：1984年3月，我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考试，并经过医院选派，先后在澳大利亚普林斯王子医院医学研究中心和阿尔弗雷德医院的甲状腺科进行了一年半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在研究中心主要参加了下丘脑调控的研究，也参加了有关性腺方面门诊的一些工作。在医院的甲状腺科，我通过了当地临床医师行医资格考核，在当地医生的安排下参加门诊工作。

这段经历收获还是蛮大的，了解了国外医生看病是什么情况，人家的医疗水平是什么情况。当时国内做的一些化验还是很简单，与国外差距很大。我在那儿做的一个科研项目是通过用药物来矫正甲状腺激素的真实水平，有时可能某个因素会影响甲功的高或低，那我们的研究就是通过用药物来矫正，这样真高、假高就能知道了。

另外，在国外见病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女医生上班以前可以戴耳环、戒指，到医院以后这些东西全都要放下，男医生都打领带，护士也穿得整整齐齐。这是个神圣的职业，上班的时候确实应该很庄重。

董：这也是对病人的一种尊重。您有没有从国外带回一些新技术或新方法？

白：带回来的主要是一些理念和思路，还有甲状腺细针穿刺活检的方法。这段经历对回国后临床工作的提高以及如何开展科研，是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

董：常规的医疗活动之外，您有没有参加医疗队或者支边的经历？

白：刚毕业还没分配时，北京青年代表团要参加包头的青年联欢，需要一个队医，组织上派我去，一共去了半个月。主要就是头疼脑热一些小问题，另外我还给队员们做科普宣传，大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白仁道”，就说我这个人很仁道。

参加工作之后，1958年修十三陵水库，徐鸿图副院长带队，内科派我去的，去了以后做我们那个中队的队长，医疗活动也有，主要是劳动，白天挑土，晚上住在学校里的大通铺，我还记得有个急诊室的男护士一顿饭吃了15个馒头，太累啊。

1964年10月，我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去了辽宁省大连市金县湾里公社，在那里工作了十个月。1965年，我又参加了卫生部赴山西晋南中医药考察团。

1970年，我们全家去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当时我爱人[12]在儿研所工作，她要去，我就跟着一起去了。到那儿之后，我在州医院内科工作，过了一段时间，说我表现还不错，州党代会选我当州代表。后来当地突然发现鼠疫，对外叫1号病，州里组建1号病办公室，让我去负责，我既是办公室主任，又是办事员。全州关于疫情的情况都跟我通报，我再及时向州长汇报，州长的指示我再电话传达到下面的卫生部门，指导他们怎么消毒、怎么隔离。这个工作我做得不错，受到了表扬。在那儿待了一年多，组织上又把我和我爱人调回了协和。

1972年，我参加北京东城区空军征兵的体检工作，任总主检。1973年，我参加了中央医疗队赴海南岛抗台风救治医疗队，担任琼海县医疗分队的队长。

1977年，我参加第十批中央医疗队到了甘肃敦煌，大队在酒泉，我们是第五中队，队长是顾方舟[13]，我是第五中队孟家桥小队的小队长，主要就是出去巡回医疗。后来又调我到县医院小队当队长，任务就多了，一个是对县医院医疗方面的指导，另外就是办了几个学习班，赤脚医生学习班、妇产科学习班，系统给大家讲讲常见病、多发病。办学习班的时候我又成了教务主任，组织备课、考试、判卷，在那儿也待了半年多。

董：听说您在敦煌时还救了一个小姑娘？

白：对，那是1978年，一个15岁的小女孩。小女孩送来就诊时，全身浮肿、面色灰暗，喘得很厉害，双鼻孔里有像粥一样的液体流出来，病情非常重。当时医疗队的条件是比较差的，内科医生只有我自己，这种情况只能急救才能救回来，我和医疗队其他队员赶紧商量，制定了一个很细致的治疗方案，怎么保证流出来的东西别跑到气管里去，大家轮流守在她身边监测病情。等到第二天早上，小女孩真就慢慢醒过来了，我们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确实是个奇迹。小姑娘的模样到现在我还记得，梳了个小辫，挺憨厚的。

董：您是比较早开始做医学科普的，请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白：1960年左右，医院派我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一个电影，叫《疟疾与蚊子》，主要是宣传卫生知识。我在摄影棚里大概待了一个月，主要是当演员，在电影里演个大夫，另外就是从医学专业角度对电影的内容提些意见。

董：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白：1956年5月22日，在大学毕业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4]，后来做团支部书记，还担任学生会执委。我感受到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积极争取入党，我到协和的时候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刚到协和，正处在军队和地方交接的时候，支部书记叫协理员，后来医院转到地方就叫支部书记了，那时党员不是太多。我参加了内科党支部的一些活动，内分泌实验室的金孜琴是支委，她跟我介绍支部的一些情况，对我帮助挺大。后来人员越来越多，我开始担任党小组组长，内分泌科成立党支部后，我是第一任支部书记，支部还被评为医院的先进党支部。我们那届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是池芝盛教授，一个是当时的护士长黄佩兰。

董：协和精神是“严谨、求精、勤奋、奉献”，您怎么理解这八个字的含义？

白：医疗跟一般的工作不一样，人们常说人命关天，所以在医疗上这八个字就非常有分量。严谨是指工作态度，医疗工作要细致，处处都要考虑到，因为我们的对象是病人，病人是有思想活动的，尤其是内科疾病，张孝骞教授说内科病70%都有神经精神因素，所以一定要从病人的思想上来着手解决问题。坚持八字院训非常重要，要时时刻刻想着病人，不能只看到病，而没看到病人。 

董：对协和百年华诞您有哪些期待和祝愿？

白：协和是我国医学的精锐部队，是医者仁心的榜样，是医学科学发展的主力军；协和人在医教研各个领域追求卓越、不断创新，同时又踏实肯干、低调务实，这些精神我们要继承和大力发扬！在我有生之年，我愿意与大家一起为百年协和增光添彩！

注释

[1] 北京汇文第一小学，1956年改名为北京市东城区盔甲厂第一小学，后又改为东风小学、丁香小学，2010年学校140周年校庆时，校名恢复为汇文小学。

[2] 即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初名为顺天中学堂，1949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四中学，“文革”前是一所男校。

[3] 1952年1月1日，协和划归军委建制，受军委和地方双重领导，仍担任部分地方医疗工作。总政、总后选派大批干部和战士到医院，协和进入军管时期，担负为全军培养高级师资和提高医务干部水平的任务。

[4] 即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

[5] 即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原苏联引进的鼓励民众积极投身体育锻炼的一种制度，后演变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6] 王叔咸（1904—1985），上海人，著名内科学家，中国肾脏病学创始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结核科主任。

[7] 田庚善，1922年出生于山东黄县，著名肝病学专家。

[8] 张金哲，1920年出生于天津，著名小儿外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9] 刘士豪（1900—1974），湖北武昌人，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生物化学家，中国内分泌学开拓者和奠基人，创建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并任首任科主任。

[10] 池芝盛（1917—2014），福建长乐人，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首届主任委员。

[11] ag：阿克，国际通用质量单位，1克等于10的18次方阿克。

[12] 即赵时敏教授。赵时敏（1933—2017），北京人，著名儿科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儿科教授，1985—1995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

[13] 顾方舟（1926—2019），浙江宁波人，著名病毒学家，医学科学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14] 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