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尖上的中国人，别再走失在“吊瓶森林”

有这样一种特殊的“饮料”，近年来在我国年消费量超过百亿瓶，人均每年消耗8瓶以上，国民度居高不下。每次一有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人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对它有一种独特的依赖感和归属感。

相比于白开水和其他饮料吞咽入喉，这种“饮料”来得更为迅猛直接，它往往直接打进血液里，仿佛一剂健康的灵丹妙药。这就是输液，在绝大多数医院的门诊或住院部，静脉输液的吊瓶都生长成了密密麻麻的森林。

全民输液的“风”，是怎么吹起来的？

如今，输液成为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二十年前，它还只是一个羽翼未丰的“新鲜事物”。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与国家经贸委统计，在1995年全国的输液生产总量只有13.7亿瓶，直到2000年国家对输液生产企业进行质量管理，大输液行业这才高速发展起来。

2014年，中国大输液行业年消费量首次突破100亿瓶，输液产量更是高达137亿瓶，远远甩开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输液水平，从此国人每年消耗百亿瓶输液，并且还在稳步增长中。随着医疗健康事业的方兴未艾，全民输液时代的帷幕早已轰轰烈烈地开启。

除了大输液行业的整体质量标准提升和市场有序化，医患关系紧张也是导致输液泛滥的重要原因。虽然给药的方法加起来不下十几种，但是口服、肌肉注射和输液依旧是医生最常选用的。医患关系紧张，让部分医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根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住院医保患者接受静脉输液治疗率达到97.84%，而对比一下国外数据，2007年法国内科住院病人中，只有24.9%接受了静脉输液。我国成为一个“输液大国”，也与患者的心态有关。

输液就像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医生把它当成“万金油”，而患者把它当成“定心丸”。全民输液的“狂热”背后，离不开国人对于输液的天然好感和信任。

由于输液的药物直接进入血液，人们普遍认为输液治疗见效快，甚至到医院主动要求输液，将静脉输液治疗视为首选，似乎吃再多的药，都不如那高高挂起的吊瓶。在2017年的武汉市儿童医院门诊部输液室里，由于流感高发，家长们甚至买撑衣杆当成吊瓶挂架，陪孩子们接受输液治疗。许多家长还会要求给孩子“输昂贵的药”，认为这样“又快又好”。

挂几天水，病就治好了，看起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轻松。中国人的输液，其实已经演变成一种过度的“安慰剂”。

静脉输液，“杀鸡”何须用“牛刀”？

输液的风刮得越大，越应该看清输液的本质。事实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合理用药十大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这里的口服、肌注和输液，正是三种最常见的给药方式。在许多发达国家，输液一直是医生迫不得已才使用的“最后一招”。

口服药物比较简单方便，病人的痛苦也少，但大部分药物起效较慢；肌肉注射吸收较好，但会伴随局部疼痛，还有可能会出现臀部结块，现在几乎已经“隐退二线”；而静脉输液直接将药物注入人体血液循环，起效确实较快但风险也很高，因输液发生的不良反应并不少见。

所以，静脉输液通常是患者到危重时刻、或确实不适宜接受其他方式时，才执行的一种给药途径。对于各类危重病人，或者恶性肿瘤、多发性关节炎、体液丢失等特定疾病，以及口服抗生素无效导致的感染等疾病，这些是静脉输液的“正确打开方式”。

著名药物不良反应专家、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专家孙忠实教授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在所有输液中，至少有一半是没有必要的”。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输液治疗的滥用与不合理输液现象极为普遍，特别是在一些医疗水平相对待发展的地区。

在一项对于广西农村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就诊的研究中，研究者剔除了确实有必要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儿，发现在这些乡镇医院开出的九千多张处方中，含有抗生素的给药比例高达68%，而且大多数为注射制剂，往往是一些目标范围较广、容易引发耐药性的广谱抗生素。

这些抗生素，确实是非常常见的输液药物，如青霉素和阿莫西林，而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中超过90%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根本不需要注射抗生素治疗，用抗生素也不能缩短病程，甚至可能导致菌群失调；肠炎即使是细菌感染，静脉输液抗生素到肠道的浓度反而低，疗效还不如口服。

过度输液带来的不只是耐药性和抗生素滥用，还有着各种轻重不一的不良反应，而这些却藏在输液的“光环”背面，鲜为人知。

输液的不良反应，暗含致命危机

过度输液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在我国，每年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有60%左右是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发生的，这通常是因为药品直接进入了血液，缺少消化道及防御系统的屏障，再加上内毒素、PH值、渗透压等诱因导致的。

输液可能发生渗漏性损伤，而且输液带来的热原反应和过敏反应也比较常见，并且有可能让病原体如病毒、细菌进入人体引发炎性反应，长时间输液还会导致局部静脉炎等问题。免疫力相对较低、体质更敏感的儿童和老年人，容易成为输液的“受害者”。

在广东，耳毒性药物是儿童致聋的主要原因（34.1%），几乎是遗传性聋的三倍，这正是由于在孩子感冒发热的时候，盲目注射庆大霉素等具有耳毒性的抗生素，可能会影响孩子听力，甚至导致终身耳聋甚至聋哑。

在哈尔滨曾发生过一起因输液导致的集体事件，17名儿童因麻疹在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接受输液后陆续出现不良反应，严重者出现昏迷症状，生存希望一度只有10%。这也是由于患儿被注射的肌苷与V佳林虽然均属于营养类药物，但二者相互抵触，使用时必须分步进行。盲目接受输液治疗的危害可见一斑。

除了抗生素外，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药注射液也是一项重要的风险来源。1954年，柴胡注射液成为了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第一款中草药注射液，然而某些中药注射液的质量控制不佳、成分不明，直接注入血管容易引起过敏反应。

“通血管”针是很多中老年病人心中所好，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输点中成药注射液“通血管”。但一些中药静脉制剂安全性差，而且老年人心肺肝肾功能减退，输液过多过快可以诱发心衰，处理不及时可能导致死亡。

此外，输液常用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液稀释，前者可能诱发加重高血压，后者可能诱发加重糖尿病，而老年人这两种疾病的发生率高，媒体曾经报道老年病人不知自己有糖尿病，由于输液含葡萄糖而诱发高渗导致昏迷的情况，这些都是输液会带来的不良反应和健康隐患。

如何应对全民输液的狂潮？

除了药物副作用及抗生素滥用，过度的静脉输液还以特别的方式损害着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环境负担，但由于种种利益及观念问题，想要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难于登天。

难以撼动的利益关系成为难以逾越的山峰。中国的输液行业年产值达600亿元以上，而多家大输液公司的毛利率可达到50%以上，在逐利环境下，全民输液有着难以撼动的现实因素。甘肃省卫生厅负责人曾经表示，“输液的比例在治疗中越来越高，和医院过度治疗、过度使用抗菌素，一味强调经济利益不无关系”。

如果说利益的纷争含有复杂的因素，那么每个身在全民输液浪潮中的人，真正能够改变的其实是自己的观念，意识到输液并非寻医问药的第一选择。

在通常情况下，有三种类型的患者是需要输液治疗的——第一种为出现吞咽困难，没有办法接受肌肉注射等，第二种为出现严重的吸收障碍，比如呕吐和严重腹泻，没有办法吃药而且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和体液，第三种则为病情危重且发展迅速，需要药物在体内短时间达到较高浓度。如果并非以上三种情况，对于输液应该谨慎。

当然，是否决定采用输液治疗，需要由医生最终决定，主动要求输液甚至越贵的药越好的观念，只会让患者陷入输液的怪圈，轻则滥用抗生素损伤免疫力，重则危及身体的正常机能，甚至发生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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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卫组织推荐的用药原则，应该“能口服的药尽量要求口服，可肌肉注射不静脉输液”，这样的原则照入现实生活的前提，是每个普通人都对输液形成正确客观的认知，而不是迷信和盲目崇拜。

白岩松曾经在一次采访医生的谈话中这样分享，过度使用抗生素或者输液治疗的方式，正在让人类自身变得更弱，而让对手病毒变得更强，人类将最终成为受害者。抗生素的滥用是如此，过度输液也是如此。

诚然，“输液好得快”，但快不等同于好，更不等于非之莫属。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需要知道在追求“好得快”和“安心”背后，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健康代价，不再成为“吊瓶森林”里春风吹又生的“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