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眼科的社会性死亡

多肽链 原创出品

作者｜多肽链创始人 严睿

“天总会亮的，雾总会散的，真相总会大白的。”

几个小时前，爱尔眼科（  300015.SZ  ）董秘吴士君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下这么一段话。

一纸自查公告，一场医疗纠纷，让这家创业板C28的老牌上市公司不仅在2021年的第一个交易日跌去了近9%，更深深陷入舆论的旋流之中。

半年多前，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艾芬医生由于视力问题，在武汉武昌区的爱尔眼科做完白内障与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但时间不及半年，艾芬便遭遇右眼视网膜脱落的结果。

原本这是一起并不算多复杂的医疗纠纷事件，但却在一系列“作用力”之下，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医患信任问题的社会性批判。

与大部分医疗纠纷有所不同的是，在“艾芬事件”中，当事人艾芬是一名急诊医生，并且刚刚经历过武汉的一线疫情考验。

在网络上，艾芬是一位拥有219万微博粉丝的“大V”，尤其是在武汉疫情爆发时那份后来被李文亮医生转发在朋友圈的病毒检测报告，正是由艾芬医生拍摄和上传到网络上的。由此，艾芬也被网友称作“发哨子的人”，抗疫英雄光环傍身。

2020年10月末艾芬因视网膜脱落进行二次手术，与爱尔眼科沟通未取得共识时，12月末愤而将事件推向了互联网。也或许是因为艾芬的医生身份与抗疫英雄的社会形象，各路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媒体舆论跟进之后，更多的矛头开始指向爱尔眼科“成熟、高效的流水线流程”，指向上市公司的市值与股价，也指向了民营医疗机构的“谋利”的“原罪问题”……   实际上，正是从这个时刻起，艾芬医生与爱尔眼科的纠纷就已经开始超出了一桩医疗纠纷事件的范畴。

壹｜  “网脱”罗生门   

无论如何，右眼几近失明且面临视网膜再度脱落的艾芬医生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艾芬与爱尔的纠纷从一开始就没有启动标准意义的鉴定程序，而是变了罗生门式的戏剧情节。  

在事件尚未大规模发酵时，爱尔眼科集团内部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赴武汉进行内部调查。2021年1月2日、1月4日，爱尔眼科两次公开发布核查报告回应：艾芬右眼视网膜脱离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且其病历记录上有术前眼底检查记录和术后第一天眼底检查记录。

与此同时，爱尔眼科也承认了诊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仅有术后第一天的复查记录、主诊医生未按照医院规范规定及时上报不良事件等。

但显然，艾芬对爱尔眼科的这两份回应，相当不满甚至是愤怒，她对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爱尔的两份通报，我丝毫看不出任何认错的态度”、“他们这是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管理混乱、推卸责任”……

艾芬对爱尔眼科诊疗过程提出过几条“质疑”： 

1. 1.爱尔眼科治疗方案存在不当，在非必要情况下劝其进行费用高达2.9万元的晶体更换手术，而白内障手术仅需几百块钱；

2. 2.就诊时医生没有将其眼底视网膜情况查清楚，以致其延误发现及治疗视网膜脱落的时机；

3. 3.术后其反映视物非常黯淡，爱尔眼科院方未重视，等发生视网膜脱落之后，把她推到别的医院治疗。且其索要术前相关资料，院方不提供，给她的是一份虚假资料。

实际上，在1月4日“关于艾芬女士诊疗过程的核查报告”中，爱尔眼科集团也针对这几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回复： 

1. 1.依据《眼科学》关于白内障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的说明，爱尔眼科的治疗方案有明确的手术适应证，也并无手术禁忌证；

2. 2.艾芬整个手术过程顺利，无并发症，而其右眼视网膜脱落发生在此次白内障的5个月后，且其属超高度近视，是视网膜脱落的高危因素。因此，艾芬的视网膜脱落与此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

3. 3.爱尔眼科为艾芬提供的3张白内障照片是其本人的真实照片，并无造假。     

4. 

针对争议较多的爱尔眼科是否因“趋利”而“诱导”艾芬做人工晶体植入的问题，《多肽链》问询了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得到回复： “艾芬明确表达过她对于手术解决自己视力问题和视力要求，实际上也只有这个高端晶体能够实现她所要求的效果，况且也是因为她们医院没有这个晶体，才来爱尔做的  （手术）。”   

而《多肽链》就此征询一位海南省海口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时，对方则表示根据公开信息看，爱尔眼科“没有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手术也在适应证之列，这毋庸置疑，但的确是有瑕疵”。   

这位长期从事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专家亦表示，像这种案例在任何眼科医院都可能会出现，只不过是这次碰上了上市公司爱尔眼科，舆论声响很大。 

  贰｜  程序的正义   

如果产生了医疗纠纷，作为当事者要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而在这个现实的案例情境中，“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哪一个更重要呢？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还遭到这样的忽悠，不晓得又多少普通老百姓上当。爱尔眼科的行为不止是失误，而是没有医德，我要揭露这种现象。”在微博上，艾芬非常直接地向爱尔眼科“开炮”。   

“开撕”爱尔之后，不仅在微博上宣称追寻“结果正义”：“我是一名医生，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真相，为了防微杜渐”，艾芬医生还频繁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

以最熟悉医疗系统和流程的职业身份来“防微杜渐”的确是个合乎情理的逻辑，但这却也是艾芬医生身上存有争议之处，因为医生理应更懂得处理医疗纠纷的“程序正义”。《多肽链》在征询多位医生、行业律师后得到一个较为一致的意见：“（艾芬）作为医生应该很清楚出现医疗纠纷该怎么解决，要么双方协商，或者第三方鉴定，再者法律诉讼，都是可以主张其合法权益的。” 

上述医疗事故鉴定专家亦表示，如果艾芬医生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是否存在过度治疗，医疗机构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个清晰的判定，爱尔眼科是很难隐藏或者掩盖问题的。 

“如果是普通患者，我们可以理解对方的情绪与行为，但她是一名医生，这一系列的操作就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这太奇怪了！”

吴士君颇为无奈的告诉《多肽链》，爱尔眼科集团1月1日派出专家调查组自查的同时就在寻求与艾芬女士当面沟通的机会，并请她接受第三方机构的鉴定，但对方始终拒绝任何形式的沟通。

拒绝与爱尔方面沟通的艾芬，也并没有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或者提出法律诉讼，而是选择在个人微博上直接“审判”：爱尔眼科是为了赚钱，不必要地摘除了自己原本几近正常的晶体。

然而，即便是放弃“程序正义”，艾芬所选择的方式似乎也并不一定能实现“结果正义”，所谓正义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而非主观的决断。

艾芬在网络上发起舆论战的那一刻，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这不再简单的是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了。在互联网的晕轮效应下，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力恐怕也是远超双方想象的。

从微信公众账号到各种内容平台，再到爱尔眼科的网络股吧社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各路内容创作者迅速集结变身成为评判者，甚至是审判者，大量的报道、解读，将“艾芬事件”硬推上了网络热搜。

当舆论场真的可以替代审判法庭的时候，程序正义就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意义。

  叁｜  “社死”爱尔   “杀人诛心”

这是网络社交媒体带来的副产品，被“社死”的除了清华学弟，还可能是30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

艾芬医生选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示”与爱尔眼科的纠纷事件，是其保有的表达意见的权力，这并无不妥。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不够理性与严谨的表述，太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亦或者，艾芬医生本就希望获得大众影响，以向爱尔眼科施压。“见面沟通”与“私下聊聊”，同一件事的两面表述，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对于“吃瓜群众”来说，接受爱尔眼科表达的与艾芬医生见面沟通诉求就是想“用钱收买她”的逻辑，要容易很多。   

事实上，在网络上短时间出现的各种内容大部分出自于医疗行业之外的媒体、自媒体，且不说是否具备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单就不少“网文”的标题看能明白，这根本就是在消费“艾芬事件”本身。

一些自媒体在艾芬医生的表述上略作“调整”，仅仅用“器官”代替“晶体”，一词之差便会制造出令人耸动的标题效果，更甚者直接定性“她健康的眼球晶体被黑心医生摘除”……

而在各种各样关于“艾芬事件”的网文评论区，带有强烈主观色彩或者情绪的言论更是充斥在每一寸角落。绝大部分看客已被带走了“节奏”，批判“无良黑诊所”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

也并非没有理性的声音，但大部分出自于医疗行业从业者，尤其是眼科医生群体。他们努力从专业角度和医疗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来理性分析这起医疗纠纷可能生成的原因。比如“分科细化”有可能是造成“漏诊”艾芬眼底全面检查的原因。

值得玩味的是，在评论区普通大众的论调与大多数医疗从业者迥然相异，形成了声量极不平衡的舆论场两端。大众一端更敏感于艾芬的医生身份、抗疫英雄的社会形象，以及幼小孩子母亲的角色。这也是媒体擅用的标签词汇，因为相对于机构“如尘埃一般渺小”普通人的弱势者形象，更容易使大众有代入感。  

并不难解释这个现象，大众本来就很容易站在“弱者”立场来判别问题的是非对错，因为这样能够带来公众化的安全感。

可问题是医疗行为之复杂性、专业性，很多时候是很难简单用对错是非来界定的，当情绪化的对立完全覆盖了理性的思考，那么医疗纠纷与医患不信任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原本这样的事件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但“艾芬事件”却“另辟蹊径”的将大众引向并不符合规范的方向去寻求答案，这同样会带来大众对于权威机构不信任的心理暗示。

这些才应当是所有人应当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肆｜  没有赢家的博弈

一面是大众对医疗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面是大众对医疗行业的误解和妖魔化，这是个奇幻却又很真实的对弈。

“艾芬事件”的发酵，已经不仅仅将“罪与罚”指向爱尔眼科，更指向了孱弱的中国民营医疗，乃至整个中国医疗系统。

在大众端对医疗行业的认知中，民营医疗、私人医疗、莆田系几乎就是“同义词”，而只要医疗机构赚钱盈利就是有悖于医疗机构品格的问题，甚至机构的连锁化、医疗的标准化都可能是医疗机构“谋利”的形式。

代表着中国眼科领域医院规模与医疗能力领先的机构水平，这是大多数行业人士、专业投资者对爱尔眼科的基本评价，但在大众端的评价却往往是大相径庭的。

从某种程度上，民营医疗几乎无法卸下原罪论的“十字架”。因为，在大众眼底里，医疗与商业之间完全不存在“中间地带”，医疗就该是“治病救人”，甚至最好是能不收钱就不收钱。

但事实上，今天中国民营医疗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整个医疗体系的半壁江山，为分散公立医疗系统的压力，缓解医疗服务供需两端矛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符合医疗需求消费升级的趋势。

一位在民营医疗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的机构高管对《多肽链》表示，“盈利与医疗之间没有本质的矛盾，只有长短期的矛盾。很多医院投资者本末倒置，以短线心态来做医院，就出现竭泽而渔的行为。”

无论营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要发展就要有投入，要投入就要有盈余或盈利。只要技术好服务好，医院一定是财务充足的。至于公立医院，有盈余也要努力花掉，以争取更多的政府投入。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主要区别只在于结余是否可以分红，在医疗管理上都是一样的。医院行业的特点是慢热型，赢得同行和社会信任需要时间，是长线行业，需要有耐心。

回到“艾芬事件”，这位机构高管认为，无论事件如何演变终受伤害的是整个医疗体系和医生群体，它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如果，把它看作是一场医患的博弈，我相信这场博弈中是没有赢家的。”

还记得一年前，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所遭遇的那起恶性伤医案吗？陶勇医生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在一档综艺节目中，他云淡风轻的谈及那段经历，语气温柔却也无比坚定。

笔者后记

其一、“艾芬事件”并非一个孤立的医患纠纷案例，它折射出的关于医患信任的问题、社会公众对医疗体系评价以及中国医疗改革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远比双方的纠纷本身更值得探讨。

其二、无论公立医疗、民营医疗，都是构成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只是简单粗暴的把它们切割开来看。就像“莆田系”给中国医疗所带来的长期负利的影响一样，本质上是中国医疗体系整体发展所付出的成本代价。

其三、作为媒体从业者或者内容生产者，我们更应当尊重专业精神和程序正义，理性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但我们不是审判者，不具备裁定任何结果的能力，也不应该用舆论影响遮蔽公众的认知与判断。

其四、任何医疗行为都是无法绝对保证结果的救赎。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医生扮演的是天使，而不是上帝。这是个太容易被公众忽略的常识，作为公众我们可以促进医疗机构能力、水平的提升，但我们无法要求医院、医生永远做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