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道丨对话】王悦琳教授：热爱科研的病理专家

提到主攻转化医学科研的病理人王悦琳教授(Y. Lynn Wang)，两件事足以说明她的出类拔萃：

她在国际学术界发表了74篇论文，其中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圈内圈外公认的顶刊。

她在50岁之前就成为芝加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第一代的女性正教授。

除了傲人的科研天赋，她也付出过每周最多工作90个小时的超人努力。

NoNoNo！她绝不是那种终日只会皓首穷经的刻板印象科学家：她爱与人打交道，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深受团队年轻人喜爱；她热爱的挑战不仅来自科研，也包括运动：曾在帆船上生活两周，继滑雪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学会攀岩；她还会和女儿一起下厨做西餐，去户外远足，生活多姿多彩。

总结自己的成功之路，她说：

唯有不断努力，才能不断超越，谨以此曲献给理性智慧的科学家。

王悦琳教授：1988年我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原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系，可以保送研究生，选择出国是想出去开开眼界，学习最先进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当时也有老师劝我，说可以读完研究生后再申请出国，那样更成熟一些，但我考虑年轻时学语言比较快，学习适应异域文化也比较快。我周围也有一些跟我一样想法的朋友，我们几个一块申请了研究院，作为改革开放后可能是第一批自费留学生，来美国读Ph.D。

现在回过来看，觉得当年真是做了一个很适合我自己的正确选择。一方面那时候中国实验室的硬件比不上国外，科研的选题与进度和国外比有很大距离，将来是不是能够到美国来、进到自己比较喜欢的研究室或学校深造，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确实是年轻时候出来学语言比较快，没有牵挂，做实验的时间比较多，与人交往也比较多，适应当地的文化习惯也很快，这样就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一系列的基础。

王悦琳教授：我来美国先是读了分子生物学的科学博士，搞果蝇的基因调控研究，但自己对这个研究没有什么兴趣，也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所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以后我就去宾州大学做分子病理诊断的研究员(fellow)，发现可以把自己博士期间学的一些分子生物学技术用到疑难病症的诊断上，这样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工作的实用价值——通过分子诊断，我们可以把一些表型非常近似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区分开，给到病人一个精准诊断，患者和临床医生都很高兴。

我看到自己的工作给别人带来益处，就觉得兴趣大增；同时也感到不能只做纯科研，还是要做一些跟临床有关的科研，所以fellow结束后我就正式申请了临床病理的住院医。因为一个科学博士在临床领域的发展毕竟有限，而且美国医疗系统有严格的规定，在医院里你不能签署报告，职业前景就很受限制，而且我本来就有医学专业背景，有资格考美国医师执业资格考试（USMLE）。我通过考试进入宾州大学病理住院医培训项目(program)——尽管宾大的项目属于全美最好、也最难进的，因为我之前在那里做fellow做得非常好，两年期间发了6篇文章，我的临床指导医生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他的推荐也助力我被宾大病理接受。

王悦琳教授：在美国的华人病理医师大部分都是以 practice为主，看片子做诊断，服务量直接跟收入挂钩，很多人一天要看4、50例，就会比较忙；这些病理医师们可以基于他诊断的病例、或者跟我们搞分子诊断和细胞遗传的科学家合作做一些标记物，写一些文章，发在病理学方面的一些杂志上。

王悦琳老师在实验室

我自己又做科研，又做临床服务，最忙的时候一周工作达90个小时。现在我在研究方面花的精力比较多，临床方面，我们是做实验室病理的，也要写病理报告，但不需要看病人，被称作lab medicine，主要任务是发展新的分子诊断的实验；时间上比做纯临床的要灵活一些，跟科研结合比较多；而且我做科研比较深入，比一般的病理医生问问题更深入。

和考board之前相比，我现在做的研究真是对病人对医生都有用的，我们通过研究所得到的信息是有价值的、可以应用的，所以我们的文章也被引用了，我们的方法也被人采用了，我们就会很高兴，觉得会帮到别的人、甚至是一个群体。这种成就感特别的持久，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王悦琳教授：一般情况下是做完住院医再去进行专科训练，但我是倒过来做的，住院医培训结束后，因为我已经做了fellow，所以就直接申请工作，并有幸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找到了助理教授职位，担任分子诊断实验室的主任。美国的病理科和诊断科基本上是合起来的，分子诊断实验室设在病理科之下，我在康奈尔做了差不多6年以后升任了副教授，从assistant professor变成了associate professor，在这期间我科研和服务两条腿走路，美国学术界把这个叫做 physician scientist，就是说你做一部分临床服务，也做一部分科研。

2013年我受聘芝加哥大学做基因组和分子病理部主任，总管4个实验室，底下包括助理教授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加起来大概有30多个人，我是founding director，并在那里做到了正教授——当时是芝大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华裔的第一代的女性正教授；我2018年到Incyte做执行总监，同时我也在Fox Chase Cancer Center担任正教授，也是唯一的一个华一代的女性正教授。这是一件很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王悦琳教授：我这个人一向比较好奇，比较喜欢问问题，研究问题。我在大学时看到教科书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我就会在底下画一条线，心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将来要去研究。

我在布兰戴斯大学刚做科学博士时曾经轮转到Michael Rosbash的实验室，他是搞纯生物学研究的，他关于果蝇的昼夜节律的研究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非常有名，当时、在别人眼里，跟他做应是我最好的选择。我进去的时候他让我做一个酵母菌RNA剪切的课题，可是我对此并不感兴趣，那时候你让我看一篇文献我头大得不得了，根本没有热情去看，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等我在康奈尔独立做了助理教授后，就会问自己，我该做些什么呢？当时康奈尔有很多冷冻淋巴瘤样本，我们就定向于淋巴瘤信号传导通路致病机理的研究。问题是我自己问的，等于这个研究方向是我自己定的，我肯定要自己想出实验方法来回答自己的问题。有这种驱动力，或者像美国人说的叫motivation，就不会觉得枯燥，就有很多热情和热爱在里面。

我们现在做的研究是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medicine)，都是有临床应用价值的，对淋巴瘤病人、医生都很有用，当我们创造出这样有价值的可以应用的知识和信息，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成就感，会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研究工作，干起来也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乏味。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科研做得好的科学家，都是因为他对这个过程有很强烈的兴趣，而且这个兴趣强烈到一定程度，即使遇到困难和挫折，你也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

王悦琳教授：能力是慢慢积累的。对于年轻人来讲，目标不能定得太高——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会作为通讯作者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是一门心思去钻研我喜欢的问题。我的一个特点是很善于发现问题，不光在科研方面，包括我跟人谈话或者主持一个会议，我都会不断地有问题去问人家，所以有我在的地方从来不会有冷场的现象。

有的问题意义比较重大，结果就发到了好的杂志；有些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最后没有被顶尖的杂志接受；还有一些问题就很一般，只有一部分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在乎你的答案，那么这样的科研报告可能只被一般杂志接收。而且能否发顶刊也有运气的因素，我甚至觉得运气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审稿人是不是懂你这个领域的东西，你能不能把这个研究的重要性传达给他，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你这个领域，你认为很重要，他不买账。

发顶刊这个事情是科研的附带产物，而且可遇不可求，所以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作为追求的目标。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对科研过程的热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花时间把实验做好，把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实验去证明，成为你所在领域的专家，这应该是自己的最终目标。你从小处练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你有了很多的数据，经验也积累起来了，对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样的话文章的实际水平也相应地就会越来越高。

我也看到很多病理专家，他可能没有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过文章，但是他在胃肠道病理比如说发了有50篇文章，他也是他那个领域里的专家，也会非常受尊敬。还有就是在我发表过的文章里面，有一些最常被引用的文章，当初发的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并不是最高的，但我知道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引用了，说明大家认可我们的发现，认可我们产生的知识和信息，这是我更在乎的一些东西。

疫情期间在实验室

好像国内对影响因子特别强调，有些地方设定硬性指标，你要发到什么级别，然后有什么奖励，对应什么职称，可能因为国内人比较多，竞争比较激烈，一时半会也扭转不过来。但其实在美国大家不是特别看重这些，而是看重你是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我周围的同事科研做得好的都是出于热爱。另外可能和我所在的领域也有关系，转化医学不是纯粹的基础研究，这个领域强调可应用性，不一定具备对生物运作的普遍认知，所以发表的级别不一定很高。美国院校从未过分强调影响因子——前面说到我出国是个正确的选择，可能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注脚，没有影响因子的压力，没有名利的压力，科研人员可以专注于他们的兴趣。

王悦琳教授：我的标准比较严格，比如说在选人之前，我一般要有好几次面试，除了问一问你有什么经历、会一些什么技术、跟同事关系怎么样等这种一般的面试问题，还包括比较高难度的考试：让学生在我发表的文章里随便找一篇好好看一看，然后跟我讨论一下这个文章，阐述一下这篇文章主要做了些什么工作，这篇文章的问题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证明的，还有什么局限性。这个过程中有讨论，也会有一问一答，以此来考察他是否具备经过训练的科研头脑，是否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科研思路，还有他的潜力如何。同时也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个领域是否热爱。像王维格，他来之前已经对淋巴瘤有很强烈的兴趣，并且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李小秋老师、周晓燕老师也都合作发过很多文章，他对这个领域是比较执着和热爱的。

如果是在美国招的学生，还会有来我实验室面试的环节，届时所有面试的人都做同一个实验，这样从技术层面上他的好坏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不管是研究生还是进修人员还是博士后，质量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

我们培养人才是一个从开题报告做起，给你一个研究方向，你去看文章，写一下你的研究思路，然后我们共同讨论，基于构建一篇科研报告的目的把你的研究思路形成计划。

然后我们有例行的lab meeting，还有科研的会，每个人都要轮流展示自己的实验结果——你只要拿出结果来，比如说一个假设，你证明了它是不存在的、是错误的，也能说明你是做得很好的。我们还有journal club，定期看一下文献，除了我们自己的研究，也分析其他人的研究，看看别人的文章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借鉴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去。

发表文章后的庆祝会，中为病理系主任

我们所有的学术会议都要做幻灯片展示，当然不是去做得特别正式，目的是让团队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进展，可以给你提问，大家一起分析，所以大家也都比较认真。还有一些其他做临床的人会参加到我们团队的这种定期会议里来，也会从他们的角度提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也都会讨论。另外我们所在大学也有很多其他的讲座，大家也会去听，拓宽知识和视野。一般研究生、博后还有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种培训方式：有丰富的资源，有强烈的目标导向，有严格的定期指导。

王悦琳教授：对。其实我们跟国内的交往还比较多，发现国内的很多实验室都是师兄师姐带师弟师妹；美国这边因为工资是要老板付的，所以大部分实验室比国内的都要小很多，最成功的实验室里可能有那么二三十人，但这种实验室是非常之少的，像我原来做博士后时期的老板，他实验室里就有二十几个人，那时候已经算是宾州大学最大的实验室之一。

我自己的实验室最大的时候也就七八个人，算是中型实验室，所以一般老板跟研究生、博士后交往还是比较多的，我自己也是介入很多，大的方向我都会去掌握的。

按照我的原则，一般会让每个人负责两个课题，一个叫比较安全的的课题，按部就班地做，做好了肯定会发文章的；还会有一个风险稍微大一点的、具有更高挑战性的课题；这样的话就掌握一个很好的平衡，保证研究生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有文章。

王悦琳教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以前在芝大做基因组病理部主任的时候，管理工作就会很多，因为我的手下有三个临床实验室，美国这边做临床实验室的话，涉及病人标本，规章制度很多，不能违反相关的法律，美国病理学家学会(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 CAP)也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你要保证实验室符合各种不同的管理条例，所以那时候责任和风险都很大。人的管理也是一大块，比如团队之间的协调，相互之间争名夺利这种情况也发生过，还有族裔问题，还有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H1b、想留下来办绿卡等等。

在美国做领导压力非常大，常常要赶去救火这种感觉；领导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性，手下的人不同意你，当着众人面就可能跟你吵起来；另外还要注意政治正确等等。这种管理的事情几乎是天天的，工作强度相当大，而且也很难严格的划一个界限。总的来说，尽管我管理方面也很有一套，但比起科研来，说实话我不是很享受做这个事。我现在的工作以研究为主，管理方面花的时间就要比过去少一些。

王悦琳教授：多维度发展要因人而异，我认为首先要把学术做上去，然后你就会有很多选择。如果你觉得自己多承担一点责任，可以把一个系、一个学院或者科室领导得更好，如果有这种驱动力，我就鼓励你去做管理工作。还有人觉得自己乐意做教学，学生对其评价很高，教出来以后他们找到了很好的职位，那我鼓励你去做教学工作。我们学医的人将来的出路是很多的，既可以做医学服务或者做科研，还可以做教学、做管理。四个方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来选，我觉得能力比较强的人至少可以发展两个方向。

在2019年美国血液学年会上做学术报告

我这几个方向都做过，经过比较，我就觉得最有兴趣的还是科研，其次就是临床服务及教学，因为教学做得很好，跟学生、年轻人在一块儿我也很高兴；然后管理我也做得很好，因为我管理还是蛮有一套的，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烦。比较下来还是科研最适合我，因为我喜欢新的想法，喜欢有创造力的工作，而且发一篇文章的成就感，是任何其他事情都不能媲美的。

王悦琳教授：我先生是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同学，也有赴美读博的相似经历，比较理解和支持我。我曾经一周工作70-90个小时，家里的事情基本顾不上，后来意外发现孩子的成绩急剧下降，这等于是给我敲了警钟，让我意识到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后来给自己定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一周工作一般不超过55个小时，周末最好腾出一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出去玩一玩，哪怕一起做饭、打扫卫生。

说起工作中的挫折，我遇到过太多了，最经常发生的就是论文被拒了，基金申请被拒了。一开始还挺难受的，时间长了，变得比较麻木了，另外因为热爱，受到挫折也不愿就此放弃，自己冷静下来以后就开始找解决办法，去寻找其他的途径。只要坚持自己的追求，很多困难挫败都是可以克服、可以解决的。

王悦琳教授：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只要你自己满意，自己对得起自己，就是成功。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应该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把目光放长远，不要特别计较眼前的利益和得失，祝大家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