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定势的恶果：以8000瑞典人死亡为代价的公共卫生试验

文/Dr.小鱼

这个几天，最热点的新闻依然是关于“新冠肺炎”的。

作为疾控专业人士，我时时关注新冠肺炎的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已经近一年了，除了中国疫情一直在零星散发的可控范围内，全球疫情并没有一丝一毫偃旗息鼓的态势。

新冠肺炎好像一面“照妖镜”，照出各个国家，各类人群面对新事件大灾难的处理态度。

有些尽力防控，有些无能为力，有些直接躺平。

这很能折射出一个社会文化思想底层的认知逻辑和价值体系。

两个最受全世界关注的新冠肺炎新闻，一个是英国新冠病毒变异，另一个是瑞典国王承认抗疫政策失败。

这两个国家都是在今年初疫情刚发生时，宣布要进行“群体免疫”的国家。关于“自然群体免疫”策略，我曾写过文章。

上周，瑞典国王发表圣诞讲话，坦诚抗疫失败，瑞典新冠疫情非常严峻，国家状况困难，很多人甚至没来得及与死去的亲人告别。

面对新冠肺炎，瑞典是唯一一个敢真正实施群体免疫的国家。 

今年春天，英国和瑞典宣布采取“群体免疫”的策略，即不隔离、不强制戴口罩，让民众自然感染新冠病毒，以期自然获得免疫。

英国“群体免疫”策略一经提出，就遭遇科学界的严厉指责。

数百位英国科学家质疑英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并公开要求政府作出澄清和解释。

英国政府在两周后停止群体免疫措施。

而瑞典坚持己见。

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Anders Tegnell不顾全球科学界的反对，主导了这场群体免疫。

他认为不需要听从WHO的建议，独特的瑞典“抗疫策略”可以迅速让瑞典民众感染病毒，从而达到群体免疫。

当全球第二波疫情来临时，瑞典民众已有了免疫力，可以预防新冠肺炎，让正常生活继续。

科学界把瑞典的防控策略，看作是1000万人的公共卫生试验。

当然，事实证明试验彻底失败。

这是一个以瑞典39万人感染和8000多人死亡为代价的昂贵试验。

是什么让瑞典专家胆大到做出如此放手的防疫策略？（可怕的试验）

是他们的思维定势。

什么是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也称“惯性思维” ，就是按照积累的思维活动经验教训和已有的思维规律，在反复使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定型化了的思维路线、方式、程序、模式(在感性认识阶段也称作“刻板印象”)。

在环境不变的条件下，思维定势使人能够应用已掌握的方法迅速解决问题。

而在情境发生变化时，它则会妨碍人采用新的方法。

消极的思维定势是束缚思维的枷锁。

思维定势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人类思维的大坑。

瑞典专家的思维定势：中国的数据是假的

在全球疫情全面爆发之初，瑞典的专家普遍认为，新冠病毒最先流行的中国严重隐瞒了感染人数数据。

当时，各种阴谋论在西方盛行，他们不仅不相信中国的数据，不相信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也不相信权威科学期刊的数据。

他们始终觉得中国在大疫情中隐瞒了数字，实际感染人口一定超过官方公开报道的。

因此，瑞典专家在制定抗疫政策时，严重高估了今年春季新冠病毒在瑞典的传播速度，并且严重低估了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们以为新冠肺炎实际感染人数是报告人数的十倍、百倍，而相应病死率就应该是在报告病死率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按世卫组织报告，新冠肺炎病死率大概是1%-3%，而流感病死率为0.02%。

那么，如果新冠感染人数真的是报告人数的百倍，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也就是只有0.01%-0.03%。

既然新冠肺炎病死率低于流感，那就没必要对它如临大敌了。

只需将它作为“大号流感”对待，该吃吃该喝喝，照常生活就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瑞典坚定地走上“自然群体免疫”路线。

但几个月下来，现实击碎了他们的定势思维。

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没有他们猜测的那么快，而病死率却远高于他们的预期。

过去的一个月中，瑞典新增了1700例死亡病例。相较之下，北欧的芬兰和挪威各自只新增了大约100例死亡病例。

截止12月18日，北欧诸国新冠死亡人数差异巨大，拥有550万人口的芬兰，新冠总死亡人数是393人。

而在拥有1020万人口的瑞典，同期新冠总死亡人数是6681人。

掌握国家命运的专家抱有这样的定势思维，而忽略事实真相，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瑞典网民口中的历史罪人：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左）

1000万瑞典人民成了专家的公共卫生试验品，而居高不下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鲜活生命。

发达国家的思维定势：看不起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不相信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今年十月，牛津大学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兼全球发展伦理古文马鲁.莫尔米娜在原文刊登于科学新闻网站The Conversation发表文章《我们能从发展中国家学到哪些应对新冠的经验》中提到：

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在面对新冠肺炎时果断决策、快速行动，严防新冠疫情，将感染率和病死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同时，积极公开数据，共享科研资源，为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其作用可圈可点，但依旧质疑不断。

非洲国家因为常年面对新发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因此，面对新冠，他们更机警且愿意部署仅有的资源竭力在病毒蔓延前制止疫情。

他们迅速关闭边境，彰显出愿与病毒斗争的强烈政治意愿

非洲的经验是：如果资源有限，控制和预防就是最佳策略。

非洲各国在西非埃博拉疫情中深刻认识到传染病没有国界，进而建立了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非洲联盟还建立了一个用于购买实验室设备和医疗用品的平台：非洲医疗供给平台。

然而，在研究应对疫情成功策略时，西方国家的记者和政客往往只注意发达国家，例如德国、新西兰等，而不愿意理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1]

从工业化革命开始，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偏见根深蒂固。

长久以来，整个世界以穷和富来判断优与劣，以发达和落后来判断真理和谬误。

只有发达国家的思想和决策才是先进而正确的。

只有发达国家可以输出经验和文化，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拥有错误和教训。

这显然是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

时代在发展，思维模式应该跟上时代的发展。

小时候成绩差的孩子，不等于长大了也一无是处，

他们可能一直在学习，在思考，在进步。

曾经的落后地区，不等于永远蒙昧荒蛮。

他们可能一直在努力，在建设，在发展。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谁掌握了真理，谁获得了真相，就应该相信谁。

而不是去看掌握真理的人是什么长相，什么地位，什么肤色，什么国家，再选择是否相信他。

参考文献

[1]W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Teach Us About How To Respond To a 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