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四五规划”给县域医院带来哪些发展重点（下）

编辑整理：富谷

来源：健康县域传媒

当前阶段，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等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给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带来巨大压力。

十四五规划和建议提出，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加快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到以健康为中心，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转变到全社会整体联动，更加关注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建立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健康服务和保障，提高面向全人群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系统连续健康服务的能力。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秋霖对此表示，按照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精神，新时代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定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健康服务需要基层、社区、疾控、医院、护理等各类机构合理分工，有效协作。尤其是基层全科医生队伍，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起着首诊、分诊、双向转诊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居民身边进行专业健康管理，作为家庭医生指导居民得到可及、可得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因此，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成为我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基层的服务能力还不平衡不充分，需要利用互联网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智能设备辅助等手段来为基层服务赋能，提高基层的卫生和健康治理能力。

 现阶段而言，我国家庭医生服务制度不断健全，家庭医生数量快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分级诊疗制度实施中，家庭医生队伍建设也逐渐暴露出以下两点问题：

1.家庭医生团队在分级诊疗中的网底与核心作用不足。目前我国分级诊疗往往由上级医院主导，家庭医生团队未能充分发挥“守门人”的作用，部分上级医院利用分级诊疗进行“跑马圈地”运动，虹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资源。专科医生加入家庭医生团队多为“挂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际工作中的参与度不高。双向转诊中，患者“上转容易、下转难”，且转诊绿色通道有待完善，很难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规定的优先转诊服务。

2.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不足：（1）家庭医生数量不足，2013—2017年我国家庭医生数由14.55万人增长至25.27万人，每万人口家庭医生数也由1.07人增长至1.82人，但距离每万人口2~3名家庭医生的政策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见图1）。

此外，我国转岗培训的家庭医生人数远高于“5+3”规范化培养人数，家庭医生人才急需与规范化培养周期较长之间的矛盾仍较为突出（见图2）。

（2）上级医院“虹吸效应”明显，高素质的医护人员不断向上级医疗机构流动，家庭医生团队成员不仅“引不进”，而且“留不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与上级医疗机构专科医生相比，总体学历较低，缺乏诊断和治疗常见病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难以根据签约居民多层次的服务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服务人员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的问题，制约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常春表示，促进全民健康，需要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健康问题的变化，不断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和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机制，以社区、学校、卫生服务机构、工作场所等为重点，全方位提供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等健康服务，以全民健身为抓手，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进而满足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

2019年12月2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其中第九条，第六十六条对中医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秩序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中的独特作用；要加强中药的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中药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其在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中的作用。

该法自2020年6月正式实施以来，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中医的发展环境已有所好转，但与西医在服务体系中的规模和作用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十四五规划和建议中再次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围绕中医药守正创新的实践探索或将全面展开。

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92%。

从各省公布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参与率、有效率看出： 宁夏中医药新冠肺炎治疗参与率98.6%；陕西省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治疗率达93.1%；广东省中医药参与治疗确诊病例占93.54%，有效率达89%；北京市中医药参与治疗率超过87%；福建省中医药参与率为96.2%；山东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治疗率达94.4%，危重型全部应用；四川全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医药治疗参与率达90%。 

在此影响下，中药材及中式成药出口增长显著。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甘肃省出口中药材332吨、货值140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倍和2.2倍；出口中式成药120吨、货值210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86.2%和89.7%。 

但当前中医药发展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翟双庆指出了中医药领域人才储备及培养中的五大问题：一是中医药从业人员规模小，高层次人才短缺，对优质生源欠缺吸引力；二是中医药防治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三是中医药从业人员能力体系存在短板，如对于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护、全科医学等知识储备不足，应急处理能力较弱等；四是中医药院校的中医专业主体地位不够突出；五是医教协同、中西医并重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临床医学专业的中医药类课程偏少。

如何改善这些问题，翟双庆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一是完善体制机制，落实中西医并重，从制度层面保障中医的发展，加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让中医介入到公共卫生体系中，扩大中医药从业人员与中医药教育的规模比重。

二是医学教育应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从国家层面加强并确保中西医并重相关政策与措施的落实，首先应该落实到各个医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上，要让中西医临床优秀人才培养成为中国医学的主流标配。

三是建立中医药特色的医教协同机制，成立专门机构全面负责医教协同工作，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规培方案，在突出中医学科特点、遵循中医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着重发挥中医在预防、治疗、康复上的特色优势，补齐急救方面不足的短板。

四是明确中医药专业主体地位，坚持中医药专业主体核心地位，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中医药主干专业，适度发展对中医药行业有较强支撑的相关专业，建设100个左右中医药类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并开展认证工作，以标准带动专业建设质量不断提升，共同追求卓越。

五是改革招生模式，吸引优质生源，增加中医学类的生均拨款，使院校凝心聚力提升中医药专业办学质量，建立特殊选拔标准与培养机制，选拔中医药知识素养和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热爱中医的优秀学生。

六是构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拓展中医+、+中医、中西医结合等多种培养模式。

七是强化师承教育与经典教育，将师承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学生一入校之初就开始选择导师，加大中医经典在课程体系中的占比，推行全国中医经典等级联考。

八是早实践、多实践、反复实践，提升综合实践能力，建立临床实践教学基地的标准，鼓励人才下沉基层。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扩展长期护理险试点范围，并就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筹集、待遇支付、管理服务机制等方面作出了细化规定，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基本形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推动建立健全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

自2016年开展试点至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区）现已扩至49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提高了失能老人生活质量，减轻了家庭负担，取得了初步成效。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6月底，15个试点城市和2个重点联系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8854万人，享受待遇人数42.6万，年人均基金支付9200多元。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54亿，预计到2053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另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社科院日前联合发布的《2018-2019中国长期护理调研报告》，当前我国失能老年人数已超过4000万，其中4.8%处于日常活动能力重度失能、7%处于中度失能状态，总失能率为11.8%。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表示，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护理问题，主要面临以下风险：第一，计划生育政策、城镇化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化，导致由家庭成员提供的非正规护理逐渐变得难以实现；第二，我国护理市场尚不成熟，不论是养老服务设施还是服务人员均存在巨大缺口；第三，我国的老龄化社会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过程，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人护理医疗、资金储备等方面尚未做好应对。

现阶段，长期护理机构在管理方法、服务规范、质量评价都还不够健全，服务项目、标准及评价机制尚未形成系统。由于医疗护理行业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相应的配套支持，护理机构合作意识也不强，现有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基本只设定了一种给付方式即定额给付型，类似于年金给付，而单一的赔付模式无法直接反映长期护理费用的高低和接受护理服务的程度，违背了长期护理保险为被保险人提供护理保障服务的初衷。

为此，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不仅对于改善失能老人生存状况、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也将带动养老护理等相关产业的增长，催生更多的市场发展空间，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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