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代人在这里工作，第一代102岁！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

我和留医部的故事

01

从奶奶汤悦晖到父亲苏学劲、母亲伍秀英，再到苏颖敏自己，除了家人这层温馨的关系，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注脚——都是或者曾是深圳市人民医院（留医部）的职工。

“做医生，最简单的一句就是能帮人”

走进苏家，最先看到的就是一家人去年10月拍摄的全家福。照片中，102岁的汤悦晖头发花白、面容和蔼，是这个家庭里第一代留医部职工。目前，她居住在养老院中，虽然年纪大，可是记性非常好。

▲去年10月，一家人拍摄的全家福

1951年，29岁的汤悦晖从广州私立国民助产学校毕业，分配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宝安县卫生院做助产士。当时卫生院在南头，十分简陋，医护人员也很少。

▲汤悦晖（右二）与同事旧照

后来，宝安县把县城搬到深圳镇，医院也随之迁往现在的罗湖，两层半的小洋楼远比之前的卫生院环境更大更好，医护人员也越来越多了。

苏学劲向记者展示了自己1959年的出生报告书，这份手写的出生证明上落款已经是更名后的宝安县人民医院。

▲苏学劲的出生证

苏学劲说:“小时候母亲工作忙，天天值班，父亲也不在深圳，我被安排上的托儿所就在现在的地王大厦附近，每个星期才回一次家。读小学时，我就经常跟着母亲值夜班，在妇产科的值班室睡觉。”

苏学劲高中毕业时，正好是最后一届知青下乡，因为母亲退休，按照政策他就顶了母亲的班，成为家里第二代留医部职工。

最初，苏学劲在中药房里捡中药，几个月后他被推荐到卫校学习，回到医院后被调入骨科。虽然在临床科室只待了2年，但已让苏学劲体会到医生的责任感与成就感。

▲年轻时的苏学劲（右二）与同事

有一次，医院来了一个骑单车摔伤导致骨折的孩子，骨头都戳出了皮肤外，他跟同事为孩子做了手术进行牵引。某天夜里3点左右，住在医院宿舍的他突然被敲门声惊醒，门外正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原来孩子快要痊愈时病情又出现了新情况。

当晚没有骨科医生值班，这位焦急的父亲便问着找到了苏学劲求助，苏学劲二话不说，马上回到诊室为孩子诊治。过后十几年，每逢过节，这位父亲都要上门问候苏学劲。

正是这些病人及家属的欣喜与感激，让苏学劲切切实实感到：“做医生，最简单的一句就是能帮人。”

因为年轻有潜力，很快苏学劲又再次被委以重任——筹建医院的病理科。1981年，苏学劲与一位眼科医生被选中送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学习，次年，留医部在深圳首创病理科，苏学劲和同事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病理科建立不久后苏学劲（后排左二）与同事合照留念

“现在医院可能就只有我有这两本剧毒使用许可证书了吧。”苏学劲说。

科室刚创立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人员少，物资紧缺。当时在深圳连最基本的玻片、酒精、试管都买不到，需要亲自开车去广州拉回来。尤其是病理科常常需要用到的易燃易爆品或剧毒品，还要公安局审批，那时作业就必须持有这两本年审的使用许可证书。

当时全市的医院都没有解剖室，苏学劲就与同事一起画图纸，设计了解剖室。作为全市第一批病理科技术员，当公安局、检察院的法医遇到棘手难题时，苏学劲与同事也会被叫去支援。

“后来，连动物园的老虎病死了，也要请我们去做病理调查。”苏学劲笑着列举了自己曾经解剖过的动物，警犬、鳄鱼、猴子……

去年，苏学劲从医院退休，如今他还担任着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第十届委员技术学组的副组长，常常参加病理学科相关的研讨交流活动。

“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还是选择护士”

苏学劲的妻子伍秀英，也曾是留医部的护士。

1974年卫校毕业后，伍秀英就被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她记得当时病房的医生加护士也就7、8个人，人员不足还常常要到公社出诊。公社诊所资源与医疗水平有限，遇到产妇生产等难题还得找留医部。

那会儿，不是医生在医院等着，护士跟车把病人拉回来，就是护士留守医院，医生直接到公社里看病。有时，连医院都没办法解决的难题，就只能送到广州。

▲伍秀英工作照（右）

当时送病人还没有救护车，必须坐火车，还只能坐5、6个小时才能到的“快车”。想要上车还颇为麻烦，得先找火车站站长要调度命令，才会被安排到行李车厢。行李车厢没有空调，一到夏天极为闷热，病人跟医生护士都十分煎熬。

伍秀英有一张在留医部楼前拍摄的黑白老照片，那时的她扎着两根麻花辫，脸上还有婴儿肥，推着老式单车，笑容满面。

▲伍秀英年轻时在留医部楼前留影

“那时医院周围都是大片竹林、鱼塘，大家都踩单车上班。”伍秀英笑说，夜里走路还是有点害怕的。

尤其后来伍秀英调到了内科，遇到病人不治去世后，不仅要做身后护理，还要将遗体抬去太平间。那时太平间在小洋楼后的一个山坡上，夜里工作，当班医生跟护士就一前一后抬着遗体，家属在一旁打着手电，直到忙完回来的路上才生出些走在“荒山野岭”的后怕。

1985年，生完孩子的伍秀英被调到筹建中的深圳市血站，成为了第一批员工。刚开始，血站对内是留医部的一个科室，后来形成规模才从医院“独立”出去，成为如今的深圳市血液中心。

“十几岁的时候，人家问读卫校是做什么的，就说打屁股针的，做了护士后，才懂得是护理病人，这么多年我已经很习惯了与病人在一起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还是选择护士。”伍秀英说道。

▲伍秀英（右三）和同事

“我依旧愿意回到这间医院，有安全感”

当苏颖敏出生时，宝安县人民医院已经更名为深圳市人民医院。跟大部分医院职工的孩子一样，她的成长环境也离不开医院，读医院的幼儿园、睡值班室、给母亲送饭路上与送往太平间的遗体擦身而过……

▲苏颖敏小时候的照片

“除了读高中大学7年时间，我其他时间都在医院，住也住在医院家属区。读完大学又回医院工作。”苏颖敏戏称自己也是“医院工作多年的老人家”了。

正因为如此，她曾想过离开医院这个环境，所以高考报志愿时，她填报的专业跟医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父母却希望她能继承衣钵。经过商量，双方各退一步，苏颖敏读了医疗保险专业，最终仍是回到这间熟悉的医院工作。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精进，社会保障的逐步加强，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各类功能科室分工也在细化与完善。现今，苏颖敏在物价与医疗保险管理科工作，平时主要负责医保业务。

“有异地就医、门诊大病、市外转诊、药品申报、月结申报、大病处方审核，各类的医保协调和咨询等等。”苏颖敏说。

虽然苏颖敏不在临床科室，但是她也从工作中体会到了父亲说的那句朴实的话：“当医生就是能帮到人”。母亲说过，如果重新选择职业，还是想当护士，那她呢？苏颖敏说：“我依旧愿意回到这间医院，有安全感。”

2014年，苏颖敏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生下女儿小浠，作为这个家庭第三代出生在留医部的孩子，苏颖敏也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女儿，而小浠的回答是：“我要长大了才能在医院上班。”

02

董少红，深圳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曾师从心内科泰斗级人物朱国英教授以及世界闻名的介入性心脏病专家哈森教授。她1991年南下深圳，来到深圳市人民医院，主持开展心内科的各个亚专科。

为了爱情，她挺着孕肚来到深圳

1991年11月，怀着6个月身孕的董少红和先生拖着一个行李箱，登上了北京开往深圳的火车。

来深圳之前，董少红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她师从心血管内科泰斗级人物朱国英，深得其喜爱，也是医院的重点培养对象。因此，当时摆在董少红面前的，是关乎家庭与事业的抉择。

董少红和先生是“包办爱情”——两家父母都是医生，觉得自己的儿女很登对，遂牵了红线。小两口感情一直很要好。先生支持董少红读完了研究生、博士，如今眼看着“改革的春风”吹亮了深圳，他动了“南下”的念头。

“如果不跟着先生南下，我们就得两地分居。”董少红回忆。

当时医院“三巨头”——院长、主任及恩师朱国英教授都不愿意放她走。几个人轮番劝解，实在无果后，才同意放人。

到了深圳，董少红住进了深圳市人民医院安排的宿舍里——竹边新村的一个小单间，并被临时分到医务部帮忙。1992年2月的一天，正在ICU病房为病人做心电图的董少红突然觉得小腹一热，低头一看：破水了。同事赶紧推来一张床，让董少红躺上去。

“就这样，我从医院3楼的ICU病房被同事推到了2楼的产科，生娃去了。”

因为住处太小，没办法让父母或公婆来照顾月子，董少红只得自己来。生完女儿的第二个月，孩子的舅舅过来深圳将董少红和女儿接回河北老家。女儿因为肺炎，昏昏沉沉，在火车上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休完产假，董少红将女儿放在河北，只身返回了深圳。

立志做深圳最强心内科

返岗后，董少红回到了心内科。更沮丧的事来了：没有病人。

“我刚到深圳时，深圳市一年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才50例。”当时心内科虽然单独成科，但病房与肾内科、内分泌在一起，病人很难见得着。这种情况下，董少红被调到干部病房当主任。“但我的心一直还记挂着心内。”

1997年，董少红前往韩国学习导管技术。2000年又到以色列，师从世界闻名的介入性心脏病专家哈森教授。在那里，董少红成了当年唯一一个拿到临时医生执照的进修学生。

▲国外专家到访学习交流，董少红（右二）与其同台手术

“这张临时执照是哈森直接跟以色列总理申请的。”有了这个牌照，董少红在当地也可以开展心内介入手术。“那时候慢慢地从水土不服、前景灰暗的情绪中调整过来了，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留医部的心内科做成全深圳最强的。”

2000年，医院给了心内科一层病房，有了独立病房，病人也多了起来。在董少红的操持下，市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各个亚专科都开起来了。

▲董少红（左二）与科室同事对病人的影像图进行观察与分析

“在深圳，CTD（结缔组织病，风湿类疾病的一种）是我们第一个做的，心肌梗死病人绿色通道也是我们医院率先开通的。夹层动脉瘤、先天性心脏病、半膜病、心肌病介入手术都是我们最先开展的。”

很长一段时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急性心梗、动脉夹层的病人量和每年进行的介入手术量都占了全市的30%-40%。

“后来深圳医院多了，很多手术基层医院也能做了，我们科的手术量占比就没那么大了。”即便如此，市人民医院心内科每年的介入手术量依然移居深圳市第一，约占全市总量的1/4。

▲心内科宣教活动上，吸引了很多人参与，董少红（右三）在现场指导

每天都在跟“死神”抢时间的医生

心内科收治的每一个病人，几乎都是“情况凶险”。

“所以我们科室，大家整天都在跑，每天都在跟“死神”抢时间。会一直在房间里转圈，一直转到天亮”

患者离去，是心内科医生经常要面对的事情。每次听到病人死亡的消息，董少红都会整夜无法入眠。也因此，从医的30余年，董少红每天都需要依靠药物入眠。病人离世，会给董少红带去无尽的懊恼，

“让医生放弃一个病人，真的很痛苦。总会想，是不是我哪一步没做对。”

▲手术中的董少红

但职业也有十足成就感的时候。有一次，董少红收治了一个噬恶细胞瘤的患者。患者情况反复，治疗期间，患者打的每一针，董少红都必到现场，随时观察病人对药物的反应。一直反复治了三天，患者的血压终于下来了，转危为安。

“可以这么说，医生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想让病人好好活着的人。”

退休后想天天躺着什么也不干

到深圳这将近30年的时间，董少红觉得自己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忙”和“累”。

回顾自己30余年的从医生涯，董少红感叹：“培养了很多人才，做了很多事，用时间和眼界打造了心内科十一个亚专科，成就感也有，但真是太累了。”

▲董少红（右三）与心内科同事合影

再过两年，董少红就要退休了。提及退休后的打算，董少坚定地说：“我要在家躺着，至少躺半年，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不过旋即，她又笑了：“说是这么说，到时候能不能做到就不一定了。”

再回头看30余年前做的那个“来深圳的决定”，

董少红说：“不后悔，医院给了我很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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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深圳市人民医院、晶报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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