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院庆｜碧血丹心映华年 • 蒋景文教授口述历史

1、1953年您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就到北京医院工作，也见证了北京医院的发展历程，请您给我们讲讲北京医院的历史。

北京医院它原来叫北平医院，最早叫德国医院。北京医院的工作一大重点就是高干保健工作,负责地方以及部队的高干保健。

说到北京医院的保健传统，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谈道：卫生部如果只为15%的人服务，应该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卫生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农村。毛主席说北京医院应当开放。

到七月份，毛主席指示，北京医院应该全面开放而不是部分开放，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医院才彻底开放。北京医院曾经改名字叫东单医院，这个名字用了几个月。后来又改回北京医院。

1958年、1959年的时候，从外面调来一些干部，充实北京医院的保健工作，有钱贻简、周光裕、沈丽珍、陶桓乐，还有之前老北京医院的吴洁，改革开放之后，又从协和医院调来几个大夫，北京医院的医疗力量得到了加强。

2、1953年到医院后在神经内科工作，神经内科已发展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及北京医院重点科室，作为神经内科的老前辈，请您讲讲科室的发展历史。

解放后我分配到北京医院，神经科那时候叫脑系科。一个兼职主任，一个大夫，没有专门的病房。我去了以后，神经科里有两个大夫，当时有苏联专家，苏联的专家基本上都是教授，年纪都比较大，他们也看门诊、查房。

苏联专家对我们都是非常地友好，对我们医院影响还是有的。苏联专家将苏联的一套医学观点都教授给我们，有些观点很细，苏联的神经病学跟法国有关系，法国神经病学是实力很强的。

最早的时候神经科、精神科是不分家的，神经科的大夫，又兼精神科。到后来越来越专业化，神经科和精神科就分开了。我们神经电生理和免疫这一块还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科室，它一定有辅助检查。因为临床诊断是一个手段，还有辅助手段，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

3、您作为保健会诊专家，长期负责中央保健工作，您在保健工作中，有哪些印象深刻或者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北京医院特点就是高干保健医院，应该为保健服务。陈云同志非常朴实，他喜欢听评弹，有一个从苏联带回来的录音机，用了很多年总是要坏的。秘书让他买新的，他不同意。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台给换了个新的芯儿。他不知道，他以为还是原来的那个，实际上我知道，除了壳子是老的，里面全是新的。领导很注意节俭。

4、1979年和1983年您分别赴美国、日本访问学习，期间您有哪些印象和收获？

1983年到美国去访学，我去的时候，美国已经可以将导管放置在中脑的大脑中动脉上。而且它的服务非常方便，要什么东西，一打电话，药厂公司就直接送来了。我们大概过了十年之后才能到这个水平。

所以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从那边要了两个导管，实际上当时在中国第一个脊髓造影是我做的，我拿导管做的手术。后来有CT、核磁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那时候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手头没有外汇，很多先进的技术都买不到，这是很遗憾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医院的神经科技术在国内还是比较先进的。

我在国外碰到年轻人，特别敢发言，敢思考，敢表达。我们大夫相对都是很内向的，都不愿意去表达。

美国那边的临床不见得比我们好，但他的实验手段比较高级，有一次那里医生就问我，你觉得临床重要，还是检查手段重要？我说当然临床重要。首先是临床，然后是实验手段，辅助手段是为临床服务的。

5、您今年已经89岁高龄，还能每天抽时间看书学习新的知识，您总说“学医的人不能吃老本”，对于青年医生您有哪些期许？

看先进的杂志，看的稍微杂一点。不要怕担责任，从病人的角度出发。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1%的风险概率，遇到一个病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的危险。如果处理的不好，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所以医生一定要兢兢业业，衡量各种利弊。

6.寄语北京医院建院115周年

北京医院和其他医院不同，是他承担着很重要的保健任务。保健工作是很光荣的。在北京医院建院115周年之际，我希望北京医院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会越办越好，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