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育蓉 | 医生的职业，是救死扶伤，更是与人为善

2020-09-23 晔问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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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育蓉常常对学生说：“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你能设身处地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一些问题可能会比你预想的更容易，坚持到底，春暖花开。”

七六一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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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育蓉

医生的职业，是救死扶伤，更是与人为善

」

人物介绍

武育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儿童心脏超声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擅长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心肌病、心肌炎、川崎病的诊断及治疗；尤其擅长胎儿及儿童心脏超声检查，胎儿心脏疾病的诊断及围产期管理。目前为中华医学会小儿心血管学组全国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影像医师分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小儿心肌炎及心肌病协作组成员，海峡两岸超声心动图协会委员，上海市小儿心血管学组委员兼秘书等。

采访笔记

一个容易流泪的人，心肠一定不会太硬。

我们聊天的一个小时，她有两度红了眼圈，弄得我很尴尬。一次是说起早逝的父亲，一次是说起一位母亲的“绽放”。

娇小纤弱，泪点低，上不得手术台，也见不得生离死别——但是，不妨碍她成为一位优秀的胎儿及儿童心脏超声检查的专家。许多孕产妇千里迢迢来找她，希望得到一句“预判”，她必须硬起心肠，把最难以接受的结果告诉她们。

柔声细气地说，眼里都是关切，她让那些女人安稳了心神，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希望。我想，她是懂得，所以慈悲，因为善良，所以包容。

在她的家乡，有一种文化是乔家大院，久远的故事像风中丝线一样柔棉，在她童年，耳畔少不了那些故事，故事的魂，是爱。

“晋商的祖训是为人之本，是胸怀天下，让天下人食有粮，穿有衣，住有房，这是一种大爱，大爱可以春风化雨、可以落地生根。我没做商人，在医学领域，但也能恪守祖训。”她说。

最近，她在读杨绛。一本《我们仨》，又让她顿生伤感。

这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在通读了他们的人生之后，我感受到的，仍旧是他们生活中的温暖，如此恬静、不乱分寸地流淌在艰难生活的每一天当中。这份温暖，就是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早已与他们经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毫无关系。所以，我也想做一枚这样恬淡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所爱的人，一个想要保护的家庭，和一两件怎样也割舍不下、愿意终生去做的事，这便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人生。”

她悠悠说道，是说给我听，也是说给她自己

学医之路

1973年，武育蓉出生于山西祁县。

祁县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是晋商文化的发祥地。但是，在武育蓉记事以来，就想穿上一件白袍。

“父亲总是在住院。我从童年起，就老是往医院跑，照顾生病的父亲。我从来没有做商人的念头，很小的时候，就打定主意，将来当一名医生。”

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她将每一栏都填了医学院校。结果，考进了山西医科大学的儿科系。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武育蓉眼里，孩子就代表着生命力，纯洁没有瑕疵的活力，她喜欢和孩子相处，她说，从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

大学五年，武育蓉继续保持着优等生的纪录。新的生活在面前展开，她是富有热情的，最初参加过校学生会，担任校广播台播音员，主持过校园的演歌大赛。不过，医学生的“残酷”生涯，很快让她心无旁骛，到了大四上学期进入临床见习阶段，她忽然有了莫名的激动——终于要做一个医生了。

那是她第一次接触病人。见习时间很短暂，一个科室轮一周，却让武育蓉第一次为了陌生人落了眼泪。在成人消化科见习时，一个中年男子因胃癌在病房里撒手人寰，他妻子捶胸顿足，呼天抢地难以自抑，武育蓉陪在一旁，一起哭了很久。

“我泪点低。”她说。

毕业后，武育蓉以全年级第二的成绩，分配到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儿科。她在第一医院工作了四年，在这四年中，武育蓉成了一匹不知疲惫“快马”。她甚至有连续工作72小时的经历。

“儿科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科室只有两个新人，而其他医生都在50岁左右，那就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奋力工作。”

在第一医院，武育蓉通常是全年365天无休。由于山西的医疗能力较弱，武育蓉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她意识到的是，需要救治的患儿太多了，可救治能力有限，例如儿童白血病，能做的只有初步诊治，无法用到最好的化疗方案，还会引起并发症感染……面对无解的困局，武育蓉下了决心准备考研，否则“无以为继，只能消磨时光”。

收获春天

2000年，武育蓉考入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硕博连读，她的导师正是新华医院陈树宝教授。

陈树宝教授，我国著名的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专家，曾任新华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诊治，特别在应用超声心动图技术诊断先心病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对超声心动图评估先天性心脏病的病理形态，心脏功能及血液动力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

“坦率说，追随陈教授，是因为他在先心病无创诊断方面卓有建树，甚至制定了先心病诊断的许多规范，他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大家。”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武育蓉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的拼命三娘，经历过无数次难以挽回的生死之劫，心肠似乎并没有强硬起来，而是愈发柔软。

“我确实心肠软，当年在ICU，我已经30多岁了，病人哭，我也依然会哭，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而从事超声诊断，可能更适合我当时的心态，可以不必直接面对死亡。”

武育蓉是陈树宝的关门弟子。这一对师徒，就此结下了长达二十年的情分。

“别人对老师的第一感受是：威严。起初我也这般认为，有时候就想躲得远远的。但是，相处日久，老师的人格魅力，不知不觉影响了我。”

陈教授非常敬业，彼时虽然卸任院党委书记，但依旧在临床一线接待门诊病人。他诊室的桌子上总是摆着一颗心脏模型，面对患儿的家长，他会不厌其烦地将病理生理讲解得简单易懂，并且诊疗方案也会一并详细告知。

“他的门诊时间常常拖到很晚，保证每个病人的看诊时间都充足，对病人非常耐心，绝不会敷衍了事。”

陈教授治学严谨，讲课或查房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若学生问到他也不会的问题，从来不会信口开河。“老师会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等我查了文献给你们回答。”

最令武育蓉敬佩的，老师除了敬业，还有一手高超的超声诊断绝活。彼时，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流程是先做超声初步诊断，再做心导管检查及造影明确诊断。做过超声诊断后，大多要经过造影这一“关卡”——有创，且费用高。

“但是，经过陈老师亲自问诊、做超声诊断的病人，大多无需再做造影了。因为，老师的超声诊断，与外科手术结果几无二致。外科医生非常认可陈老师的超声诊断结果。”

硕博学习的五年，陈教授尽管严厉，乖巧的武育蓉并没挨过批评，她说：“我比较乖（笑），也比较努力，那时，教授刚从行政上卸任，性格逐渐趋于平和。”

2005年，武育蓉博士生毕业，开启了自己的医者人生。

她负责先心病超声诊断，以及小儿心脏病的内科治疗。“从陈老师开始，我们这一脉传下来的观念是，小儿心脏病的超声医生一定也是临床医生，超声医生必须了解心脏的病理生理学，与影像相结合，才能打出疾病的真相。”武育蓉说。

尊重生命

在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检出与诊断方面，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是目前其他任何影像学技术都难以替代的。此项检查对超声医师的病理生理及病理解剖基础、操作手法以及诊断分析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长期以来都是胎儿超声检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新生儿各系统先天畸形的首位。我国每年新增先心病患儿约20万。先天性心脏病种类繁多，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差很大，有很多产前发现的先天性心脏病，其中包括简单的先心病以及部分生后早期比较危重的先心病——重度肺动脉狭窄、肺动脉瓣闭锁、大动脉转位等，这类疾病出生时虽然危重，但是经过专业恰当的治疗后，预后是很好的。

但是，武育蓉介绍，胎儿先天性心脏病诊断出来之后，不少家庭因为得不到专业精准的关于治疗和预后的建议，就盲目决定引产，这是令人痛心的，也给很多孕妈妈带来不必要的身心伤害。

武育蓉表示，目前产前大畸形排查甚至四级的胎儿心脏超声检查已逐步推广，但是这些检查的目的是筛查危重预后不良的疾病，而不是不论疾病的轻重，只要发现问题，就一味引产。胎儿也是生命，尤其是超过28周的胎儿，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就是一条生命。门诊上经常会碰到一些先心病胎儿的孕妇，有些当地的产科医生会直接建议引产。一些孕妈妈舍不得，会再来找她看一看，听听专业的意见。有很多孕妇经过武育蓉的诊断后，选择了继续妊娠，最终迎来了健康的宝宝。

“胎儿医学的发展，已不仅仅局限于诊断，更重要在于，使部分出生缺陷尽早得到干预和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缺陷胎儿对社会及家庭造成的伤害。事实上，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可以治疗，而且治疗效果很好，有些准妈妈看到胎儿患有先心病，急切要求引产，我非常不赞同这样的做法。”

对此，武育蓉表示：医生的引导与建议对孕妇影响很大，如果孕妇对先心病不了解，并且医生表述得严重，也未说明治疗方法及预后如何，孕妇就很有可能盲目引产。

“举个例子，如果胎儿患有室间隔缺损，出生后经过治疗，绝大多数完全可以和健康小朋友一样茁壮成长。其实，先心病的预后是家长决定要不要孩子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做胎儿心脏诊断的医生，在做产前诊断时，一定要把情况讲清楚，有助于家长做正确的选择。”

武育蓉说，她不会替家长做决策，因为人和人不同，可承受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都不一样，她能做的就是作出精确诊断，将可能承担的风险、经济花费、预后的可能性讲解清楚。事实上，临床上形形色色，有人即使孩子出生后要动三四次手术，费用高昂，仍然会选择留下孩子；也有人一点风险都经不起，无法接受这个孩子。“所以，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父母来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将疾病相关知识全面地告知家长，并且尽可能精准和专业。”

有些孕妇在产科进行筛查后，对自己的身体有了认识，想要知道一个最终答案，会来找武育蓉“做一个判决”。虽然面对这样的孕妇，凝重的判断不会过于难说出口，但仍然会有人当场崩溃。

一个经过五次试管才怀上孕的孕妇，前四次试管都失败了，第五次终于成功，但胎儿却是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外院已经判断胎儿出生后只能单心室修补，相当于给孩子“判了死刑”。孕妇不死心，又来到新华医院，做完诊断后，武育蓉先组织了一次多学科会诊，经过会诊，得出的结论是治疗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孩子出生后，做单心室修补，但远期预后差，十几岁就可能出现问题；第二种，给孩子做双心室修补。武育蓉告诉孕妇，双心室修补的可能性在70%，这家人非常纠结，多次和武育蓉探讨，武育蓉最终说：“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孩子留下，因为你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而且，有70%的机会可能做双心室修补。”这位孕妇泪流满面，她跑了无数医院，大多医生说的都是只能进行单心室修补，或者放弃，只有武育蓉医生鼓励了她。

孕育过程很艰辛，但这位母亲一直很坚持。现在，孩子已经三岁了，在孩子3个月时顺利做了双心室修补，孩子非常活泼可爱，之前的愁眉苦脸已经消失殆尽，武育蓉看到的，是她脸上久违的绽放，是苦尽甘来的甜蜜。

经过这件事，武育蓉常常对学生说：“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你能设身处地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一些问题可能会比你预想的更容易，坚持到底，春暖花开。”

采访/唐晔编辑/阿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