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医学衍生于军事学中的精准打击。
William T. G. Morton 成功地展示全身麻醉下完成外科手术(October 16, 1846)的伟大实践,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拉开了现代麻醉学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麻醉学在精准医学之路上迈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步伐。
精准医学衍生于军事学中的精准打击。
精确地标定打击目标,根据拟毁损目标的体量、结构匹配弹药当量,并且将弹药精确地投送到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精确选择锁定目标,以最小的“误伤”为代价,解除危机的军事理念与临床医学治疗存在某些相似,即不论军事干预或者医学干预,均存在“伤害性”和“伤亡或者导致非生理性改变”。
精准医学的概念最基本的含义在于用最小的代价(指生物学和经济学概念的代价)实施“扶正祛邪”,赢得病人康复,即以最小(直至零)“误伤、误调控”为目标,祛除病变恢复机体健康状态。
实现这样的目标要从发现和锁定拟干预目标开始。机体病变或者病灶的“靶标”随着人类和病人主治医师 对“病变、病灶”概念的认识深度而聚焦。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医疗安全性的基本概念从“患者死亡率”向“生物学无伤害化”进化和聚焦。由于目前所有的“治疗”包括外科治疗和非外科治疗,均存在“非生理性”;各种手术刀切割是非生理性的;目前所有功效的药物均存在“副作用”。
由此来看,医学治疗和军事干预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因此,“精准医学”是任何临床医学专业发展进步的目标, 包括麻醉学专业。然而,现代医学从知识和技术层面距离“精准医学”目标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距。从麻醉学角度来讲,在知识领域中目前“已知”与“目前未知”的比值很小。
比如:
(1)全麻药的作用靶位尚未明确;全麻药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麻醉深度的精确测量尚未实现;尚不能精确制定病人个体化“安全麻醉深度”;麻醉过深/过浅的发生难以避免。
(2)麻醉镇痛治疗中,目前尚不能区分“好痛“与”坏痛”。因此,尚不能精确地控制“坏痛”(对机体产生危害作用的疼痛或者伤害性刺激)保留“好痛”(对机体内环境稳定有益的痛觉信号或者伤害刺激信号);麻醉镇痛治疗中的误伤“好痛”信号及其功能难以避免。
(3)围术期应激反应的调控普遍存在盲目性和过度抑制。应激反应是机体对其环境(包括外环境和机体内环境)出现的变化或者可能遭受的变化的“适应性”调节反应。是机体自身固有的“扶正祛邪”的 保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能力。然而,目前尚无法定义和区分“过度应激”和“适度应激”,由此导致的“控制应激反应”或者“抗应激”治疗普遍存在盲目性。
(4)其他“逆生理”或者“非生理”性的干预和“支持”(如围术期液体丢失与补充、血流动力学的调控、呼吸功能的支持与替代)诸多方面存在着“未知“、”不明确”和“盲目性“。
从另外角度来看,正是因为麻醉学涵盖临床医学内容广泛而丰富,麻醉医师面临挑战和医学问题广泛而丰富;由此推断,麻醉学医学问题的解决、麻醉学在精准医学道路上的进步将对医学和健康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进力。麻醉学进步的步伐要靠全体麻醉同仁的学术“肌肉“驱动,在麻醉学精准医学之路上前行需要同仁专业的担当、团队的智慧和必胜的毅力。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供稿
转载来源: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
郭政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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