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患者比例不足9%，中国高达50%！洋产品不合适怎么办？这位中国专家潜心“中国制造”！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创新，源自患者需求。浙大二院王建安教授的创新源泉，来自患者对生命无限渴望的真实需求。

从学习微创换瓣技术，到形成“杭州方案”，王建安教授带领团队一路“跋山涉水”，用创新技术和产品，勇敢迎接中国瓣膜介入浪潮。

“快不行了，我们真的不抱希望，死马当活马医了。”2013年，浙江嘉兴的费大伯被送到浙大二院时，已命悬一线，女婿讲起当时发病的情形，依然感慨万千。

“患者被送来时非常脆弱，是家属抬进医院的，人很消瘦，整个皮肤是黄的，腹水导致肚子很大，全身浮肿。预计生存期可能也就3-4个月，可以说已经被下了死亡判决书。”王建安教授回忆道。

当时，费大伯的身体很差，不但白天不能平躺，连晚上也需要靠坐在床上，全身浮肿和黄疸，身体多处溃烂，已经无法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就在费大伯绝望之时，他遇到了王建安教授团队，事情出现了转机。王建安教授团队运用了一种前沿的手术方式——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及时挽救了他的生命。

按常规治疗方法，这些“心门”损坏的患者需开胸进行瓣膜置换手术，但有不少患者因身体状况原因，不适宜接受外科手术。

2010年，王建安教授得知欧洲开始了一种新的技术，他告诉患者：“国外有技术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掌握。”

但还是有很多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离去了。“当患者需要你救他时，你却没有办法。”这可能是作为医生最大的“痛”。

与死神抢时间、为患者谋福祉的紧迫感，驱使王建安教授迫切地想要掌握这项技术，并下决心要把国内的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做起来，为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带去生命之光。

2010年，王建安教授在英国伦敦桥边上的一家医院里第一次观摩了一场瓣膜介入手术。“连续呆了两三天，一有手术就在旁边琢磨、观看。”王建安教授说，“从伦敦回来后，我们想更早开展，但当时国内拿不到器械。直到2012年底，终于拿到了器械。”

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磨合和练习。

经导管换瓣是一整个团队的工作，需要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超声科、放射科和麻醉科等多学科团结协作，事先制定周密的诊治计划。尽管在欧洲观摩学习过，但毕竟没有实践经验，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开展一项全新的技术，从病理分析、影像到操作的每一步都要保证不出错，是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记得在第一台手术之前，我们练习了几十次，每一个角色都充分磨合、预演，这种反复推演的过程是确保手术成功的最重要‘法宝’。”

“我们通过血管介入，解决了过去需要开胸破肚才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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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教授说，通过导管建立通路，把瓣膜放入恰当的位置，很神奇地就把“心门”换了。

这是王建安教授带领团队做的第一例TAVR，这种具有创伤小、风险低、恢复快、无疤痕等优点的技术，为心脏瓣膜病患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和选择，为失去外科手术机会的患者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7年沉淀，TAVR在浙大二院快速发展。

“患者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王建安教授感慨，“有些患者很脆弱，家属就对我们说，无论如何只要你们积极抢救，我们就值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

为了能更好更快地救助患者，从早期一台手术需要两个多小时，到现在正常只需要二三十分钟，王建安教授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勇往直前。

“要根据中国人的解剖特点和现有的社会架构，研发比较适合中国人的瓣膜和技术。”  

时代是出题人，我们是答卷人。把解决患者需求当成一场大考，答好“更好为患者服务”这张考卷。

如今，王建安教授的团队相互之间充满默契，团队成员抱着齐心合力为患者服务、减少并发症的目标，制定了一套简之又简、精之又精的流程，并为之全力以赴。

虽然团队成员来自不同岗位，日常工作任务繁重，但只要有患者需要做TAVR，团队成员就会克服工作上的困难，汇聚起来迎接“战斗”。

在手术过程中，王建安教授常感觉不太顺手，瓣膜会往下滑。“后来就琢磨不对，两个门叶和三个门叶不一样，我们学的都是西方人的经验，他们的患者大多是三个瓣叶，很多方法对中国患者来说并不适用。”

在传统的TAVR中，如果说瓣膜是“心门”，瓣环就是“门框”，医生会按照“门框”大小来选“门”的尺寸。但临床实践中，这样选定的人工瓣膜，为二叶瓣患者置入后，瓣膜周围常常出现漏血，或需要安装起搏器，甚至导致患者术后死亡率上升。

摆在王建安教授面前的难题是：要么放弃这部分患者，要么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重要的发现，往往都是当初一刹那间的想法改变。王建安教授选择了迎难而上。他把过往的全部病例拿出来研究。

“之前我们是按照‘门框’来选的，这是不对的，应该按照‘门框’上面的大小，因为不太可能把‘门框’上面那么重的钙化打开到和‘门框’一样大，比‘门框’小，就会挤。”

“不按门框选，那按哪选？” 王建安教授的学生问。

“门框上面怎么评估？”王建安教授说道。

发现问题后，王建安教授和团队将二叶瓣患者手术的技术突破，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想方设法开展方案评估门框上的结构大小，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 

2018年，王建安教授团队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基于瓣上结构的选瓣策略”，这就是让中国引以为傲的“杭州方案”，非常有效地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二叶瓣患者的问题。

“‘杭州方案’还需要不断完善，对二叶瓣当中的一部分患者非常合适，但仍有一部分患者的问题解决不了，还在不断的改进当中。” 王建安教授说。

“研发能够回收置入的瓣膜，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医生很多时候需要有发明家的思维。现代医学的进步都是“脑洞大开”带来的，很多杰出的设计来自工程师人才和医生的理念碰撞，从而产生了很多新产品、新方法。

一个灵感的触动，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设计理念，在手术方式上可以有很多思考，其中down size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理念。down size是瓣环选择缩小，实时用球囊去评估瓣上结构，可能会使得尺寸选择更加合理。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是释放点和以往不太一样。

目前，国内所有的上市瓣都是一代瓣，所谓一代瓣就是只有一次机会，一旦打开，不可能收回，如果不合适，只能释放，所以万一没有能够一击而中就要套第二个进去，形成瓣中瓣，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风险。

基于此，王建安教授团队和工程师团队一起努力，开始研发中国的第二代瓣膜。研发过程是艰辛的，任何一个新产品从发明到临床都需要无数次的模型试验、动物实验，白天工作忙没时间，很多实验只有晚上做。反反复复经过无数次实验，直到临床应用之后，还在不断改进。最终，王建安教授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中国首个可回收瓣膜系统VenusA Plus。

“对我来讲，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思考怎么把病人治好，把手术做好。”

王建安教授团队的每次正式亮相，一定能够有新的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对于王建安教授来说，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对更多治疗形式和手段的勇敢探索。

就在7月23日，王建安教授带领团队成功完成全球第一例经股静脉二尖瓣修复（Dragonfly）手术，标志着我国在二尖瓣介入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人要经常觉得自己不行，才能更快进步。”王建安教授对年轻医生建议道。

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

一个小时的“听全球名家讲瓣膜创新故事”直播，让我们感受到10年的中国瓣膜路，以王建安教授为代表的新时代心脏瓣膜人他们自身就有着一种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感。

“学术是交流起来的。” 

CHINA VALVE(HANGZHOU)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在这里能学有所成、学有所获，激发起对研究的热情。

CHINA VALVE(HANGZHOU)是世界级的学术盛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越来越能够筑巢引凤，让更多优秀的专家愿意到这来展示自己。

“可以说全世界最好的中心都来进行手术演示，全世界最好的专家在线做了分享，大家共同献艺、献技，这是难得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王建安教授特别强调。

希望CHINA VALVE(HANGZHOU)能够为那些准备开展瓣膜介入的中心带来全新、系统的培训机会；对已经开展心脏瓣膜介入的中心能够带来技术快速提高飞跃的机会；更要为那些已经成熟的心脏瓣膜介入中心带来更多经验分享和技术交流的平台，最终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瓣膜病患者因此而受益。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中国瓣膜经过10年发展，已经焕发出了蓬勃生机，但仍需鼓足继续“跋山涉水”的精气神，创新前行。

文章来源 | 严道医声网

编辑监制 | 浙大二院 宣传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