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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月教授:慢乙肝临床治愈的深入探索

2020-08-04   雨露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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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慢乙肝临床治愈目前已经发展到深入探索阶段,包括临床治愈的持久性方面,您在此方面已有很好的研究结果发表,请谈谈您的见解?

陈新月教授:HBsAg清除持久性的重要性是基于慢乙肝临床治愈是以HBsAg清除为基础的。以往针对慢乙肝患者获得HBsAg清除后稳定性或持久性、何时该停药或复发风险的研究资料较少,且获得HBsAg清除的人群较少,可供研究的病例更少。然而随着优化治疗方案的开展,临床治愈持久性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如OSST研究[1]发现HBsAg清除后随访1年的持久率为85.7%,谢尧教授的相关研究[2]显示HBsAg清除后持久率可达86.5%,还有一些基于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 IFNα)治疗儿童慢乙肝[3,4]的HBsAg清除稳定率可达90%以上。研究发现无论核苷(NA)或基于PEG IFNα治疗慢乙肝患者HBsAg清除稳定性均在80%以上。

以往的这些研究基本是小样本或回顾性研究,因此我们基于一些通过干扰素α治疗获得HBsAg转阴的HBeAg阳性、阴性、核苷应答不佳人群或非活动性携带人群,按照患者的意愿纳入238例进行了前瞻性随访研究[5],中位随访时间为160周,最长随访时间为570周,总体HBsAg清除持久率可达90%以上,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其中复发的患者为18例次,即9.66%的复发率。部分医生可能认为有的研究得出的持久性更高,这主要是由于研究中对复发和持久性的定义不同导致的。本研究之所以能说HBsAg清除的持久性比较好,主要在于以下几个点:

首先,随访时间相比其他研究更长,平均随访时间为160周,最长为500多周。若随访时间仅止于12周或24周,可能会把复发高峰人群漏掉,此研究中13例患者在随访52周内发生复发,若随访时间过短,则可能略过部分复发人群。

第二,复发的定义与以往研究有不同之处。本研究HBsAg阴性定义为 HBsAg< 0.05 IU/mL,HBV DNA阴性为HBV DNA< 20 IU/mL,若出现大于两个值任意一个或同时两个,则为复发,因此本研究对复发的定义更为严格。研究还发现新的复发类型,即有部分患者出现HBsAg阴性,HBsAb阳性,但是HBV DNA阳性,在以往报道中是不多见的。另外本研究中复发的患者为18例次,按人数来算为16例,有2例出现HBsAg阳性,4周内复查仍为阳性,但随后长期随访过程中发生了自发性HBsAg清除,但本研究中仍定义为复发。若按照16例来算,则本研究的复发率为6.77%。

第三,长期失访率是较低的,维持在10%以下。

最后,本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观察HBsAg清除的患者的远期预后(肝硬化、肝癌的发生情况)。本研究纳入的238例患者中,无论是否复发在观察的终点,均未发生肝硬化或肝癌。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均较为年轻,平均34岁,基线无肝硬化,所以基线年轻且无肝硬化的人群追求HBsAg转阴后的远期预后都是较好的。

Q2: 您认为通过核苷类药物或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获得HBsAg清除的持久应答及预测因素方面有何差别?

陈新月教授:关于NA或IFNα治疗获得HBsAg清除持久性的问题,最近我们团队做了荟萃分析,纳入15篇涉及HBsAg转阴持久性的相关研究,其中1篇为自发性HBsAg清除的研究,其余14篇均为治疗获得HBsAg清除的研究,且大部分研究为通过IFNα治疗获得,总复发率为6%左右。且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自发性、IFNα治疗或NA治疗)获得HBsAg清除,其复发率无显著性差异的。因此HBsAg清除后稳定性非常好。

对于HBsAg清除稳定性或复发的影响因素方面,NA和IFNα是存在不同之处的。因为对于NA治疗,无论是延长疗程、使用何种核苷、HBV DNA抑制程度不同或耐药程度不同,患者获得HBsAg清除和血清学转换的概率均很低,以往的报道为1%-2%,相当于自然史获得HBsAg清除的机率,现有研究中也很少超过3%。因此在如此低的HBsAg清除的人群中,探讨NA治疗获得HBsAg清除后复发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后续我们探讨的基本为基于IFNα治疗获得HBsAg清除持久性和复发影响因素的研究。

之前谢尧教授的研究   [2]   证实获得HBsAg清除的患者如果HBsAb阳性且干扰素巩固治疗12周后复发风险低。近期我们团队开展的HBsAg清除后复发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第一,复发与HBeAg状态有关,即基础疾病状态。从不同临床类型来看,NA耐药的人群复发风险最高,这类人群应当作为重点随访人群,其次为HBeAg阳性人群,再其次为HBeAg阴性人群,非活动性携带人群的复发风险最低。第二,HBsAb水平为保护性因素,PEG IFNα巩固治疗后HBsAb> 100 IU/mL的人群复发风险非常低。第三,要确认患者是否存在S区变异,抗体水平高的人群需要排除抗体阳性但HBV DNA仍为阳性的这部分人群,他们是有复发风险的。我们的研究中有3例患者检测到S区变异,后续的样本测序检测到S区140、144和126位点存在变异。因此如果有S区变异,HBsAb水平高仍然容易复发,若没有S区变异存在,HBsAb水平则为保护性因素。第四,观察治疗末期的HBV RNA水平,我们团队和北医鲁凤民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HBsAg转阴后复发或不复发人群治疗停药终点时HBV RNA水平的研究,12例复发人群中,有7例检测出HBV RNA阳性,而20例未发生复发的人群中无一例患者出现HBV RNA阳性结果。因此,治疗终末期HBV RNA水平对于预测HBsAg转阴后复发可能有一定预测意义。   综上所述,HBsAg清除后稳定性很好,但以上几点对于预测患者后期复发风险仍提供了一些数据,供大家在临床上参考。  

Q3: 您有关于慢乙肝个体化治疗提高临床治愈率的的一些经验和理念,是否能分享一下?

陈新月教授:关于慢乙肝个体化治疗的策略方面我们确实有一些思考,主要还是基于现有两类药物在临床治疗上,疗效不能令患者和医务工作者满意。那么为了提高疗效,国内外专家都做了相应的优化治疗或多方面的探索研究,如早期针对HBeAg阴性慢乙肝患者的Pegbeliver研究[6],提示了96周疗程的PEG IFNα的治疗疗效显著优于48周,因此长疗程的PEG IFNα治疗的HBsAg清除的可能性更大。另外NEW SWITCH研究[7]也比较了核苷经治患者换用PEG IFNα 治疗48周和96周的疗效,也证实了96周疗效更优。

这些研究虽然给我们一些启示,同样我们也看到设计方面的不足。比如有些患者治疗至48周或96周时,可能离HBsAg清除或血清学转换仅需临门一脚,但由于固定疗程的要求,患者必须停药,这部分患者可能就丧失了临床治愈的机会。还有部分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可能疗效不佳,也需要坚持到48周或96周,所以这就是临床研究设计中所必须的固定疗程。那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可以更加个体化,定目标不定疗程,根据安全有效的原则选择优势患者,给予尽早且更大的获得临床治愈的机会。我们就提出了以NA治疗为基础,阶段性地进行PEG IFNα治疗的策略,可以将疗效较好的人群进一步疗效最大化。

我们在一些序贯治疗的相关研究中发现, HBsAg清除率提高的同时HBV DNA的复发也会出现,如果HBV DNA仍在复制,势必HBsAg和HBeAg也在增加。这也给我们一些启示,NA治疗一定要作为病毒抑制的基础,PEG IFNα可作为HBsAg清除的推动剂,但PEG IFNα治疗疗程可长可短,遵照安全有效的原则,选出优势人群,可以在24周时观察其HBsAg下降幅度情况,若要延长治疗到96周最好在48周观察其HBsAg情况,若HBsAg< 100 IU/mL,96周的HBsAg清除率可达67.6%,那么这部分人群更值得追求临床治愈。当然,优势人群并非一成不变的,治疗过程中,HBsAg还会慢慢下降,但针对暂时疗效不佳或不耐受人群,可以考虑暂时停一停PEG IFNα,然后下一阶段再继续使用。有研究显示,PEG IFNα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CD8+ T细胞会发生耗竭[8],那么阶段性使用PEG IFNα可能是更好的方式,患者可耐受且疗效可得到巩固。

基于此,厦门特宝启动了一个NA与 PEG IFNα联用的脉冲治疗研究,对于初治或经治人群,这个机制都是可取的。因为NA和PEG IFNα可以机制互补,在实现病毒学抑制后,阶段性使用PEG IFNα可降低患者的不良反应,总疗程延长后患者更易耐受,这个项目和我们所说的定目标不定疗程是有相同之处的。

对定目标不定疗程的策略进一步推广人群的时候,我们不仅用在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人群,也扩大至指南中未满足治疗指征的人群,如免疫耐受人群和非活动性HBsAg携带人群。以前认为不需要治疗的非活动HBsAg携带者实际上在加用PEG IFNα后HBsAg清除率很高[9],96周时有44.7%的HBsAg清除率。对于NA应答不佳或耐药的人群[10],我们采用了联合治疗定目标不定疗程的策略,也有半数的人获得了HBeAg血清学转换,18%的人群获得了HBsAg清除,这部分人群只有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甚至获得HBsAg血清学转换,才可停用PEG IFNα,解决了NA耐药的问题。因此,定目标不定疗程的治疗策略可在更多的人群中验证。PEG IFNα的治疗并非一气呵成的,可分阶段走,不断接近最终治疗目标,步步为营使得患者稳步有效且安全分步地获得HBsAg清除。

Q4: 请谈谈您对于慢乙肝临床治愈的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展望

陈新月教授:对慢乙肝临床治愈的探索仍有很多事情可做。首先是对于新药研发的期待。像丙肝,一旦有治愈性新药的出现相当于革命性的胜利。对于乙肝在研的新药,很多处于临床I期或II期,有针对不同治疗靶点的如抑制病毒进入细胞的和RNA干扰的,还有现在强调的更强更好的免疫调节作用药物。最近《Gastroenterology》发布的最新研究[11]显示对于TDF经治的患者采用核苷聚合类药物(REP2139/ REP2165)加用PEG IFNα和NA治疗48周后,HBsAg清除率可达60%以上,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结果。若该药近期能进入临床III期研究甚至上市的话,那就非常好了。从这个方面也看到,乙肝治疗仍需走联合治疗的路线, PEG IFNα在其中发挥免疫调节作用,与新药的联合、多靶点治疗可能是攻克乙肝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第二,当新药没有普及不能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应做好如何优化NA和PEG IFNα联合治疗策略,总结经验,预测优势人群,尽量治好。

第三,现有临床治愈的概念未涉及cccDNA的清除,即完全治愈,若有更好的药物可直接针对cccDNA,可能可更好地解决完全治愈的问题。而此之前,采用 cccDNA是否存在作为停药标准还存在问题。首先是现在cccDNA检测的灵敏度还不够。其次是肝穿检测cccDNA存在局限性,局部的肝穿的有限的肝组织可能不能代表整个肝脏的cccDNA的情况。最近发表的一项NA治疗获得“cccDNA检测不到”的慢乙肝患者停药后发生HBV DNA反弹的研究[12]正说明了上述两个问题。我们也有一些PEG IFNα治疗获得临床治愈后停药且长期随访的研究,复发概率很低,稳定性较好,这也可能是NA和PEG IFNα对机体免疫功能影响的不同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可上下滑动查看)

[1] Han M, Jiang J, Hou J, et al. Sustained immune control in HBeAg-positive patients who switched from entecavir therapy to pegylated interferon-alpha2a: 1 year follow-up of the OSST study[J]. Antivir Ther, 2016, 21(4): 337-344.

[2] Li MH, Yi W, Zhang L, et al. Predictors of sustained functional cure in hepatitis B envelope antigen-negative patients achieving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seroclearance with interferon-alpha-based therapy[J]. J Viral Hepat, 2019, 26 Suppl 1: 32-41.

[3] Liu Y, Li H, Yan X, et al. Long-term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eginterfer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HBeAg-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s B[J]. J Viral Hepat, 2019, 26 Suppl 1: 69-76.

[4] Fan H, Lin L, Jia S, et al. Interferon alpha treatment leads to a high rate of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seroconversion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J]. J Viral Hepat, 2019, 26 Suppl 1: 77-84.

[5] Wu Y, Liu Y, Lu J, et al. Durability of Interferon-induced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Seroclearance[J].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 18(2): 514-516 e512.

[6] Lampertico P, Viganò M, Lanza AG, et al. PEGBELIVER STUDY: HBSAG DECLINE AT WEEK 24 OF EXTENDED PEGINTERFERON ALFA-2A (PEG-IFNα-2A) THERAPY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ST-TREATMENT RESPONSE IN HBEAG-NEGATIVE GENOTYPE D PATIENTS[J].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11, 2011 ESAL.

[7] Hu P, Shang J, Zhang W, et al. HBsAg Loss with Peg-interferon Alfa-2a in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Partial Response to Nucleos(t)ide Analog: New Switch Study[J].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18, 6(1): 25-34.

[8] Micco L, Peppa D, Loggi E, et al. Differential boosting of innate and adaptive antiviral responses during pegylated-interferon-alpha therapy of chronic hepatitis B[J]. J Hepatol, 2013, 58(2): 225-233.

[9] Cao Z, Liu Y, Ma L, et al. A potent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response in subjects with inactive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carrier treated with pegylated-interferon alpha[J]. Hepatology, 2017, 66(4): 1058-1066.

[10] 金怡, 黄春洋, 魏飞力, et al. 联合治疗策略在应答不佳/耐药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的临床研究[J]. 传染病信息, 2015, 28(5): 273-278.

[11] Bazinet M, Pantea V, Placinta G,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48 Weeks REP 2139 or REP 2165, Tenofovir Disoproxil, and Pegylated Interferon Alfa-2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Naive to Nucleos(t)ide Therapy[J]. Gastroenterology, 2020.

[12] Lai CL, Wong DK, Wong GT, et al. Rebound of HBV DNA after cessation of nucleos/tide analogues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undetectable covalently closed[J]. JHEP Rep, 2020, 2(3):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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