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利民 | 心脏外科医生的自我修养

夏利民

心脏外科医生的自我修养

人 物 介 绍

夏利民，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冠心病，瓣膜病以及成人先心性的外科诊治，特别是微创冠状动脉手术等，对于危重、高龄患者有较多经验。    

采访笔记 

最近在看一部电影《神医》，讲述的是11世纪时欧洲大陆医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外科医生还是理发师兼职的，疗效基本看天。具有探索精神的人们，在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下，无异于在黑夜里摸索中前行，而外科也正是这样缓慢成长起来的，这之后，麻醉、消毒、显微这些技术的发展，才让现代外科的时代真正开启。 

我们聊天的末尾，我想听听他对外科史的理解。因为我发现，他具有文学家、新闻学家一样的思考方式。 “如果，医学院校能开设一门选修课程，专门讲述外科史，由各专业的老师们授课——神经外科老师可以从颅骨上的钻洞手术，讲到导航下准确切除脑部深处的肿瘤，心胸外科老师则可以讲巴提斯塔手术其实已经惨遭淘汰——或许这些历史，能成为普通医学生渡海之舟，指引前行。”我说。 

他点头同意。  “其实，我研究过外科史，前人为外科事业做出的贡献与探索，总能让人感到振奋，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展望外科的未来，尤其是心脏外科。事实上，外科技巧精良固然重要，但它仅是手段，长年累月不断创新才能有所收获。像输血、洗手、消毒等当今最基础医学常识，也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当初的先行首倡者，尽管经历了许多误解、打压，甚至是几十年之久的停滞，但最后，新知还是代替了旧识。

如同维萨里之于解剖学，隆恩之于麻醉，兰德斯坦纳之于输血，利勒海之于心脏起搏器，弗斯曼之于心导管，卡本提耶之于二尖瓣修补手术——福泽一代又一代患者，这里有牺牲、坚持、仁心仁术……”他说。 他向我描述起第一次观摩一台心脏手术的情形。站在手术台边，看着一颗鼓囊跳动的心脏。它的跳动渐而缓慢无力，像将熄的烛火一般，最后竟然完全停了下来。

初次看到这个场景，他的惊惧不言自明，可是，手术台上的心脏外科医生们，却气定神闲。“我忽然意识到，心外科就是一部人类追逐梦想，并写满坚韧与光荣的历史。” 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他的笔墨纸砚，还有满身的书卷气。三个月前，他因疫情留守在复旦中山厦门医院，便常去爬医院后面的一座东平山，写下《厦门东平山游记》一则，显出高超的文言文素养，可圈可点，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沿观音山路，渐行渐远，人车影息。掩映于山石之间，这边石径，穿至悬石之峰，那里花丛，便是雕龙之壁。野花烂漫，山壁嵯峨，不觉已春风十里，汗湿浃背，神清气爽，宛然天涯少年，牛津郡乡野之游，翡翠山空谷之乐。 

入东排山路，渐觉道路回环，不见前途，树木荫郁，杂花生树，春尽岭南，哪有蝴蝶，却是蝴蝶之谷，暮色日重，屋宇层层，举首三宫之观，而不见仙人。左手山海之间又一水洼，山苍水绿，树影天光，便是上李水库。盘山而下，到了路口，豁然开朗，车光电掣，游客觅归，扑面都市之风，回眸来路，已然隔世。 疫令方松，店肆初开，霓虹满目，客零人稀，华灯初上，榕须戴首，椰风滩浪，习习飒飒。海阔天空，月缺星零，天命之年，力有不逮，然尚半途之远，岂乏千里之志哉。” 读罢，我恍惚起来，这哪里还是一位医者，分明便是欧阳修、柳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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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之路

  1966年，夏利民出生在上海南市的一个石库门里弄。直到现在，说起童年、少年的那段岁月，他还是充满留恋。 “事实上，石库门里，洋溢着这个城市最本质最淳朴的气息，也随着光阴的积累，逐渐酝酿成一种独特的老上海文化，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和岁月变迁。” 由于父亲的缘故，家中富有藏书。念小学时，夏利民就捧起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简直是如痴如醉，记得有一年暑假，没日没夜地读王少堂的《武松》，硬生生把1.5的视力，折腾成了0.8。” 

爱读书的夏利民，写起作文得心应手，中考时作文还获得区里最高分。饶是如此，他的理科成绩也十分突出，到了高考填写志愿时，夏利民决定选择学医，“我姑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曾经告诉我，医学就是一门文理兼修的学问，只有通才，只有对人心与人性有深刻了解，才能学好医。  

我愿意追随他的脚步。”夏利民说。 夏利民考取了上海医科大学，进入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 进入学校以后，夏利民发现，学医的过程与想象中的并不一样。“跟高中的学习方法完全不同，需要大量的‘死记硬背’，这是一个漫长枯燥的过程——不停歇的上课、背书、考试，六年很快就过去了。”  

1991，夏利民大学毕业，分到了中山医院，双向选择之后，他留在了心脏外科，一晃已经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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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礼物 

夏利民至今记得，带他做第一台独立主刀手术的，是王春生教授。 王春生教授，现任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擅长各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纠治术，瓣膜修复与替换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大血管手术，心脏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等手术。是我国最著名的心脏移植专家，也是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规范和准入制度的主要制定人。

他也是国内最主要的大血管外科和瓣膜外科专家之一，救治了大量复杂高危患者。 而回到1990年代初，彼时，王春生还只是一名心外科的主治医师。 

夏利民记得，那是春节前的一天上午，有一台心房间隔缺失的补片手术，带了他半年多的王春生医生对他说，看了我这么多遍了，今天你来开，我给你压阵。夏利民觉得，事发突然，又惊喜又有些忐忑，他没有太多的顾虑，提刀上阵。 这台手术并不复杂，夏利民从容拿下，心脏阻断用了四十分钟。“不错嘛！王老师说。看得出他很开心，像送了个新年礼物给我。” 

那天下午，医院举办全院迎新春联欢会，作为年轻的医生，夏利民感到心中有一股幸福的暖流。 “一台成功的心脏外科手术，立竿见影，可以改变患者的人生，对医生来说，特别有成就感。”他说。   

心脏外科医生的精进是漫长的。 将近十年，夏利民就在国内心外科的象牙塔，默默打磨自己，他苦学冠心病、瓣膜病等各种技术，揣摩别人的手术，给专家当助手，领会手术的思路和理念，他有一种预感，自己会有一次技术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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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的境界 

“机会果然来了，我学会心脏搭桥手术，得感谢赵强教授。”夏利民说。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外已经开始开展搭桥手术，到80年代，已经非常成熟；而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做搭桥手术，一直到90年代中期，技术水平比国外还差得很远。

有一批专家，包括赵强教授，就是在那个时候去国外深造，学习冠心病外科相关的治疗、手术技术，病人管理等。1998年，赵强经过在美国俄勒岗洲圣文森特医疗中心心脏研究所的三年学习和工作，归国以后到中山医院心脏外科，带回来了诸多的变革。

赵强教授曾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国外的手术理念和质量都比国内高，手术更加精细化，病人的管理也更加规范、成熟。 “赵强教授开始在中山医院做冠脉搭桥，要组建一个新的团队，我主动请缨。院里对新技术很支持，也希望年轻医生多学习。” 于是，夏利民拜师赵强教授，他感到又开始了长足的进步。

 “赵教授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格，特别是在手术基本功，小到拿缝针的手势、剪刀的使用等，都有细节要求，他自己的手术非常漂亮，手术像程序化一样，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术前把每个动作都想好，整个手术过程一气呵成。

在中山医院老资历的护士都觉得，赵教授的刀法和敏捷程度，以及果断的风格，都跟他的老师石美鑫教授很像——快，没有废动作，不要去返工，根据具体的病例，具体的解剖结构，把整个流程循序调整优化。

他在科研上也很强，很多课题都是最新的研究方向。”  闲聊的时候，赵强教授会给夏利民看一本厚厚的笔记，里面记载了他在国外的学习，包括参加过的各种手术，还配有图画。“详细到整个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标出难点，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笔记上密密麻麻，我为赵教授这种钻研刻苦，一丝不苟的精神而叹服，常常自愧不如，羞惭不已。” 

从练习取静脉血管，到取动脉血管，赵教授要求学生每一步的动作都干净利落，把这些基本动作做到娴熟，才能再做其他的——培养极其系统，步骤要求超级熟练。夏利民从1998年跟师，2003年考上赵教授的研究生，到2005年，赵教授才放手让他独立主刀一台冠脉搭桥手术，中间相隔了八年。 

“不但学会了手术，对手术的理解，包括时机判断，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夏利民说道。 曾经有一个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室间隔穿孔，科室会诊后得出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赶紧做手术，不然病情可能撑不住；另一种认为，即使马上手术补洞，可能还会有新的穿孔，难题摆在夏利民面前。仔细评估后，夏利民按下暂停键。 “病人送来时是一个穿孔，果然五天后又出现一个，如果早做手术了，手术就失败了。

最后一直等了10天，才给病人做手术——这时候，所有的穿孔都已经暴露，我们知道要补多大的洞。”后来，手术很成功，病人转危为安。 “外科医生会做手术并不厉害，厉害的是，知道什么时候不去做，有位外科大师说，什么时候觉得怕了，手术境界就差不多了。”夏利民这样说。

口述实录

唐晔：作为心外科医生，您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夏利民：从考医学院开始，我就想过一定要做一名好医生，在专业上要有水平，在技术上要不断提升自己。坦率说，我的手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心脏瓣膜、心脏搭桥、大血管都能做。但是任何一台手术，都要把握一个度，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做一个好医生，就要把握一个度。   

唐晔：那么，如何做好一位心脏外科医生呢，您在手术台上是怎样的呢？ 

夏利民：要成就心脏外科的高手，真的很残酷——不但手术做得好，还能有一点创新，不是说努力就行了。实际上更需要有悟性，有天赋，这样门槛又高，学习曲线又长的外科领域，是很少有人愿意选择的。    我跟王春生教授最早，跟赵强教授最久，两位老师对我在手术台上的影响都很大。我在手术台上不紧张，虽然手术争分夺秒，但我沉得住气——手术很复杂，必须照顾着很多东西，体外循环、麻醉控制，要全部要掌控住。我在手术过程中，会不断思考，逢山开道，遇水修桥，速度不快不慢，跟助手、麻醉师都很融洽。   

唐晔：您遇到过突发事件吗？ 

夏利民：遇到过，那是十多年之前，有一个主动脉换瓣的病人，手术过程中很正常，手术后体外循环撤离了，但病人一只手的血压突然没了，明显是主动脉夹层，这时候变得很艰难，赶紧把心脏停下来，把血管换上去，大部分病人都能抢救回来，但这个病人经过努力抢救，还是没有救回来。   我记得那天打击很大，瘫坐在手术室门外的椅子上一动不动，背心都湿透了。那种沮丧、失落和挫败感始终萦绕着，几周才走出来，我反复想，手术哪里有纰漏，是哪个环节没有注意到，下次遇到这样的病人，还会不会这样——成功的案例固然欣喜，但失败的案例，只要有一个就足以打倒你，所以失败与教训，永远难以忘怀，也是最能催人成长。   

唐晔：在临床上，您现在关注什么？ 

夏利民：微创搭桥。冠状动脉搭桥术治疗冠心病、心肌梗塞的主要方法之一。   传统的冠状动脉搭桥术需体外循环心脏冷停跳，其创伤大，恢复时间长，手术死亡和并发症发生率高。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术，是通过胸骨正中切口或肋间小切口，在不用体外循环、心脏跳动下，完成冠状动脉血管吻合，一方面减少了体外循环系统对人体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使手术创伤减小，加速患者的术后恢复。   该种微创搭桥手术，特别适合年龄大，心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全、出血倾向、升主动脉硬化、卒中后遗症等体外循环高危患者，为重症冠心病患者手术提供了保障。   

唐晔：在您看来，您对手术的理解是什么呢？ 

夏利民：凡事要讲究恰如其分。生了病，如果不做手术也可以治愈，那就一定不要去做——手术是当其他治疗手段行不通的时候才实施的，所以，每个外科医生手术前都要问一问自己，做了手术以后，病人会比现在更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那就去做，如果答案不置可否，那就不要轻易做。   还有，不要冒险，或者不要认为各种手术都会，就一下子把有问题的地方全做了手术，一定是以病人的获益是立足点，权衡利弊是对技术的考量。比如，一个病人心脏瓣膜重度狭窄，同时心脏血管又要做搭桥，如果是病人年轻，体格健壮，手术同时都做了可能也不会错，如果病人老迈年高，复杂的手术很可能无法耐受，那就要权衡，瓣膜病手术就先不做。一把手术刀，用好了，是救人的利器，用的不当，也是凶器。   

唐晔：您认为，心脏外科会被介入取代吗？ 

夏利民：担心。手段是多元化的，适应病症最重要，心内科的手段在进步，心外科的手段同样在进步。现在内科医生把检查、诊断都做了，药物、介入由心内科主攻，而心外科主要负责攻克高难度的搭桥、瓣膜、夹层，以及复杂先心。而未来，二者应该是逐渐以心脏中心的形式出现，心外医生的未来也有可能是“一手手术刀，一手持导管”。   

唐晔：您现在新建的复旦中山厦门医院担任心外科主任，压力如何？ 

夏利民：厦门收治的病人的情况和上海相比，算是比较严重，很多都是其他医院不愿意做的手术。但是只要每个环节都想好了，就化解压力了。   

唐晔：在那里的工作忙不忙，有空闲的的时间吗？ 

夏利民：比较忙，除了做手术，还要带学生，搞科研，看最新的文献，开展新的技术。当然，还要帮助当地的医院会诊。   这次疫情给了一段相对充裕的调整时间，我在厦门两个月没回上海，浮生偷得半日闲，就去爬山，爬到山顶写生，这边都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很美，我还用古文写了一些游记，闲居在家的时候，画山水国画，习赵孟頫的字，他的《胆巴碑》我临摹了很多遍。赵孟頫说过，“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这些都给我重要的启示，甚至与手术的修炼，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晔：如果您不做医生，会做什么？ 

夏利民：可能做一名记者、主编，我喜欢字里行间的情趣。   

唐晔：您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夏利民：我当年选择学医，就是因为医学更实用，能解除别人的痛苦。而医学就是核心，就是维护生命。作为医生，我是受人尊重的，有一种成就感。有病人治愈了千恩万谢，说这条命是我给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尽我能力，让病人的生命活得长一点，活得舒服一点——人虽然总会离开，但是能够多活一段时日，二十年、十年、五年、一年、哪怕多活几个月，对身边的人来说，已经足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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