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教授自述:在中国当医生,你的良心决定了病人活多长时间

2020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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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风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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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当了医生,这辈子救人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生活的来源,别的都没什么。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把癌症定义为一种慢性病,但人们对癌症的恐惧依然根深蒂固,不仅因为其死亡率高,还因为巨大的疾病负担。 与癌症打交道30余年,上海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前任理事长李进教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癌斗士”。已经收获众多成果和业界赞誉的他,私下却自称是个“急脾气”,“说话直”甚至“容易得罪人”。

 为什么我们的肿瘤患者一定比欧美人活得短?

我们曾经在国际上一个知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我们患者的生存期比较短,就引起了国外同行的质疑,生存期怎么会这么短?后来在国际交流的时候,我如实地跟国外同行解释:我们很多参加临床研究的病人,都是因为没有钱,用不起医保药物,才主动找到我们参加临床试验,所以生存期比美国的生存期短很多。 我说这个的时候,心里其实挺难过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一定要比美国人、比欧洲人活得短呢?

所以我们要奋发图强,不要自大,我们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得远,我们要认清形势,要努力才行。

目前中国肿瘤生存率相比国外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原因有几点。首先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们GDP的总量很高,但我们有14亿人口,人均GDP排名比较靠后。邓小平以前说过,任何一个数字除以12亿,都是小的。所以中国经济还是比较落后。我们不能盲目自大,盲目自大会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中国肿瘤5年生存率低于日本、韩国、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很自然的,这与我们的经济水平一致,我们还没有达到全面普查的状态,很多早期肿瘤患者不能够被及时发现,发现的时候就晚期了,5年生存率自然比较低。 而且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新药,创新药现在都在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上市往往要晚2—3年,治疗效果相对就会差一些。而且中国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患者连普通的医保报销的化疗药物都用不到,都不能承受。你想想,他的生存期怎么会长呢?

 今后两三年,肿瘤的5年生存率会得到很大提高 

全世界每年因肿瘤死亡的病人大概有800万,但早期被确诊的肿瘤病人绝大部分都能治愈,所以我们讲要早防早治,尤其提倡在社区里做肿瘤筛查。 如果患者有肿瘤家族病史,如肠癌,这时他还有慢性肠炎、肠息肉,他就属于肠癌高发人群了,就要多做筛查,如果能早期发现、及早干预做治疗,很多病人都可以治愈,所以我们说有1/3的肿瘤病人是可以治愈的。 还有一部分确诊比较晚的病人,在做了手术之后还是会复发,这样的病人要达到完全治愈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提倡要预防为主,尽量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如果已经有了不良生活习惯,如抽烟,要尽早戒烟。另外,还要控制污染,如空气、水源污染等等,重视社区的早期筛查,对癌前病变及早干预,就可以实现预防。

即使得了肿瘤,以后肿瘤的治愈率肯定越来越高,我估计今后两三年里,肿瘤的5年生存率应该会有很大提高

主要是因为新疗法的出现,如免疫治疗、细胞治疗、双靶点、双功能单抗等,治疗效果越来越好,患者的生存期也越来越长,5年生存率在今后的5年会有一个明显的急速爬坡过程,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多学科诊疗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想法 

任何一个患者在某一个阶段,一定有一种最适合的治疗方法,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知识面也很有限,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外科医生,心脏手术做得很精彩,但他可能在肺的手术上做得并不好,他就专心致志地去做心脏手术。 

现在很多医院,大肠和胃外科也是分开的,同为外科医生都分的这么细,与内科医生的差别更大了,和放疗科医生又很不同。所以病人到某一个阶段,到底是适合做手术治疗,还是适合做内科治疗,还是做放疗,或是做其他的治疗,每个医生只掌握他自己专业的那一面,这时候就需要不同学科的医生坐在一起,包括病理科、影像诊断科、介入科、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就病人的现状,制定出最适合的治疗策略,让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这也就是MDT(多学科诊疗)。 在英国,所有的肿瘤病人,都必须经过MDT的讨论,给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生存期自然会比较长。但是,不能广泛开展MDT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你想想看,我们中国的医生一上午要看50—70个病人,我讲的是在三甲医院,这么沉重负担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做到七八个医生围着一个病人去讨论半个小时?做不到的。所以说MDT还只能停留在宣传阶段。 现在有些医院做的MDT更适合称作多学科学习,一周选一个上午,用一两个小时,多学科讨论一两个复杂的病人,只能说把多学科的理念贯穿到医生的行医过程当中,只是一个改善而已,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特别是在比较小的医院里面,本身学科就不全,怎么做多学科讨论?谁来讨论?连医生都凑不齐。

所以这种多学科讨论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奢侈的想法,每个病人都做多学科讨论目前还做不到。但不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做我们就不用做,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做,尽量把MDT理念灌输给我们的医生。

 在中国做医生,必须要有基本的良知 

我们做多学科讨论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向其他科室的专家学习的过程,当下一次我再遇到病人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这个病人我不仅仅可以给他做系统的化疗,还可以在肿瘤缩小之后,把病人送到外科医生手上,让他把病灶切除了,不就达到了控制肿瘤的目的了吗?所以说医生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不要本位主义,不要只考虑到你的专业,而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给病人设置一个最佳的治疗策略。 其实是不是最佳的策略,只有我们医生自己知道,别人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跟我们的医生交流的时候,我说在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很发达,诊疗很规范。

中国因为经济不发达,很多医生都是自己(凭经验而不是指南)给病人治病,这时你的良心就决定了病人能活多长时间。

所以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在中国必须有良心的人才能做医生,才能做一个好医生。如果这个人天生就不善,成天想着从病人身上刮点油,捞点什么好处,这种医生就不是好医生,去做商人好了,当然商人赚钱也不能不择手段,也要合规。 所以说在中国做医生,必须要有基本的良知,我很欣慰的看到,我们中国的医生绝大部分都非常有良知,你看这一次的疫情,多少医生护士主动报名支援湖北,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可以说中国的医生不比西方国家的医生差,尤其在承担风险这一方面,中国的医生可能做的更好一点,我个人感觉,我们的医生更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救人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别的都没什么

 过去我们国家认为,凡是没有在中国批准上市的药,都是假药,如果医生给病人用了以后,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几年前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一个华人医生问我,他说你怎么看待在中国用还没上市的新药的问题?我说有时候我也会给病人用,我觉得生命大于法规,法规是人制定为了保护生命的,如果我们病人的生命都保护不了,那要法规有什么用呢?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病人自己买到了药,我也是给病人用的,我愿意承担法律风险。但是我会让病人签一个知情同意书,让他的家属签承诺书,如果要求我承担行政责任,我会承担,但我不承担这个药物所带来的任何不良反应责任,因为药物是你自己买来的,对吧? “

我们一直喊生命大于一切,生命不能重来,我们要把病人的生命安危放在第一位,当病人从国外买了能够救命的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给病人用?这不是跟我们的理念背道而驰吗?怎么能体现我们救死扶伤的理念?所以国家有关部门修改法规之后,我举双手赞成。

这么多年来,我给病人用他们自己买的药时,也出过一些小问题,但病人家属都比较理解,从来没有人找我麻烦,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在真心帮他们。我是觉得存心找医生麻烦当然也有,是极少数。

我们医生不能因为个别这样病人存在,我们就不去帮助病人了,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毕竟有坏人啊,我们的病人里面肯定也有不善的人,但不能因为一个不善的病人或家属,就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坏人了。 我一定还是我,如果你要告我,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我的职责。所以有些病人给我下跪什么的,我说你不要这样,不用感谢我,这就是我的工作,医院给我发工资,就是让我来看病的,另外我把你救活了,我也有成就感。 

所以我觉得,既然当了医生,这辈子救人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生活的来源,别的都没什么。

来源|医学界肿瘤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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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存期,生存率,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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