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立足未来，医疗平战结合体系应曲突徙薪

作者：汪兆平  何蓓蓓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言：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一场重大的危机，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汉语“危机”一词的构成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辩证色彩：危中有机。

4月5日，复旦医院管理线上视频直播研讨继续升级，聚焦平战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应急机制规划与设计这一主题，深入剖析新冠病毒疫情对于综合性医院的流程设计改造、医院应急医学队伍建设、医院应急信息化建设和强化分级诊疗减少医疗资源挤兑等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绸缪未来的医院应急体制机制重塑。

研讨会由上海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院长朱同玉教授担任主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吕富荣副院长、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雷撼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马昕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教授共同参与。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他们均深入临床一线，绝大多数深入武汉疫区，直面“血与火”的考验，对于医院未来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着深刻反思和独到见解。

吕富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重庆赴孝感对口支援队临时党委委员、医疗救治组组长

再造医院感染性疾病应急体系

作为重庆地区医疗救援队负责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吕富荣副院长全程参与湖北孝感市对口支援的整个医疗救援过程，在胜利完成救援工作的同时，对于未来综合性医院应对感染性疾病的冲击进行了通盘思考，凝结成为“八大处方”：

一、及时发现。建立和完善敏感高效的疾病监测体系和突发事件报告体系，尽可能早期发现风险和隐患，及时吹响哨子。

一是切实重视和加强预检分诊，严格落实实名就医、预约诊疗，强化大数据联网监管。

二是全员应急培训，强化感染性疾病监测报告意识，科学制定激励政策，鼓励一线医务人员按要求及时报告法定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

三是实施无关联筛查，定期对就诊患者的实验室样本重点监测疾病免疫水平或者病原学检测，了解人群免疫状况和感染状况。四是探索建立更多与感染性疾病有关症状门诊，如出疹性疾病门诊。

二、综合管理。实施流量管理，减少交叉感染。医疗机构要实施严格的人员出入管理，合理配置医护力量，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向交叉。要利用互联网方式，大力实施分时点预约就诊和自助服务。要进一步完善标识系统，加大门诊和住院咨询导诊力度，确保有序就诊。实施分区分散候诊。设置便民门诊，方便低风险慢性病患者方便快捷就医，更好分流就医人群。

三、专业配置。结合实际，选派经验丰富、多学科参与、专业能力强的医务人员组建发热、肠道门诊等专班，配齐快速检查检测设备和人员，尽可能专区运行，提高筛查能力。加强检验检查中如核酸检测、影像CT诊断与鉴别，对发热病人做到逢热必检，每日分析患者就诊状况，及时发现和了解人群感染状况。有条件的医院组建隔离病房医护人员预备队。

四、人员培训。全员分层级（含医疗辅助人员）院感培训，提升防控意识和能力，按规范等级实施防护，强化戴口罩，严格落实手卫生等。落实院感作为医院一把手工程，实施全员考核，与上岗和绩效挂钩，与日常纪检监察结合，建立黑红榜科室和人员，动态管理。即使接诊患者也确保不成为密切接触者。

五、强化检测。鼓励医疗机构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对扩大检测覆盖率和检测质量。缩短检测周期，及时排查发现患者。

六、信息化建设。按风险等级实施分类救治。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消除院内信息孤岛，加强大数据共享，结合流行病史，进行风险分级分诊管理，做到精准分诊。对发热病人和中高风险患者，转至发热门诊就诊。对低风险患者直接到对应专科就诊。定期监测核查，确保信息上报系统有效运作。有效开展远程医疗及互联网诊疗服务，确保随时满足应急启动需要。

七、平战结合。整合资源，平战结合布局感染性疾病诊疗区域。

一是全面梳理、规范设置现有发热门诊、肠道门诊及必要的隔离观察病房，科学配置所需检验、检查及其他医技支持，形成相对独立的感染性疾病诊治专区。

二是诊治专区建筑面积、床位应配置或预留足够，尽量独立设置并满足三区两通道及院感控制需求。

三是合理规划门急诊诊疗流程，围绕常见疾病诊疗配置检验检查设备，减少患者诊疗服务流程交叉，做到“平时能协同、战时独立”运行。

四是加大医联体联防联控，重点关注基层医院上报的特异性感染疾病病例。

五是因地制宜探索应急场地的紧急设置，结合大型养老机构、移动性车载设施（房车、集装箱）及航运中转站点设置大型综合性集中救治点。

八、健康教育。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有效利用信息平台、移动网络，公众发布正确佩戴口罩、科学洗手、合理健身和休息与营养。

雷撼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副院长

东方医院国家紧急救援队领队

从灾害应急快速转化为感染性疫情应急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是一支国家级的紧急救援生力军，无论是上海的各种大型公共活动如马拉松、进博会，还是中国对外紧急医疗援助，都可见他们的身影。本次新冠疫情，在获悉的第一时间内，这支紧急医学救援队就摁下了启动键。

“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我们的救援队就可以集结我们的救援队就开始集结，没有人通知我们，我们纯粹是为了进行预案工作我们纯粹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进行预案准备。”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雷撼副院长表示。

在东方医院南院区，医院紧急救援队迅速集合，在医院搭建起了帐篷医院，用于开设发热门诊救治工作，所有紧急救援队队员纷纷参与，既到作为演练方案的也作为实战工作中。考虑到疫情的特殊性，这支平时重点在野外作业的灾害医学救治队伍临时增加了感染、呼吸和重症等专业的内科医护团队，并加强全队院感防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2月4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救援队整编的演练团队正式出发进驻武汉。出发前，紧急救援队伍做好了整建制帐篷移动医院开拔在不需要外力支持下，独立运行两周的心理预期，为此准备了30吨救援、防护及生活物资，并同时携带了升级版本的信息系统。

在武汉东西湖区方舱医院第一时间搭建起帐篷医院时，作为领队的雷撼就开始进行工作分工，并明确此行的三大目标并明确此行的四大目标：做好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救治传染病；维护好帐篷医院保障方舱医院运行；做好队伍管理，实现零感染；加强党建做好宣传。

经过40多天的奋战，尤其是历经灾难救援到感染性疾病救援的迅速转型，雷撼进一步深化了多种类型平战结合场合的思考，他强调：“大型医院要加强应急反应的意识和文化，重视支持应急工作，政策上要有所倾斜；要有一个专业的救援力量作为依托，应该建立一支单独的、成建制的紧急救援队伍力量，应急时不要临时拼凑。”

有了应急制度和应急队伍之外，还要强化应急预案和演练，将平时医疗和应急救援结合起来，其他非应急医疗队的各个专科医护人员也应积极参与到平时应急救援演练中去，实现“军民融合”，加强应急意识和反应能力，促进应急救援队伍团队的新老融合交替。

新冠疫情救援的特殊经历，让雷撼进一步意识到要提高完善救援的装备设备，强化移动CT、移动检验等设备这些装备配置的必要性，同时也激发了雷撼有关打造全功能紧急救援队伍的决心：“以前我们是外科团队为主，这一次是由于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特别增加了呼吸和ICU团队，后续我们应该要打造全功能队伍，增加传染性防治力量。”

在未来升级版的训练中，东方医院国际紧急救援队已经决定在外科培训之外，进一步增加有关传染性疾病的培训内容，全面充实救援队多面手的功能。

马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

华山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

优化医院平战结合功能的信息系统

本次驰援武汉队伍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派出了273人的庞大队伍，是国内派出医疗队人数最多的医院。

这支医疗队伍一共分为四支，主要的两支，一支属于国家紧急救援医疗队，其角色与东方医院国家紧急救援队类似，开展方舱医院这种特殊的移动野战医院模式；另一支队伍则驻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四支队伍由医院副院长马昕挂帅指挥。

接管组建武昌方舱医院这一命令时，华山医院国家紧急救援队只有29小时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极短的时间窗口期，救援队要对位于武昌区的武汉洪山体育馆进行战时改造，涉及工人募集、分区改造、床位设置、装备空调、生活设施改造等众多事宜。

“这些工作通过大家的努力都完成了，我们没想到的是，武昌方舱医院的信息化部署工作，其难度比搭建方舱医院更难，耗时更长，我们没有相关准备，从一开始接收患者，我们遇到了没有信息系统这种非常尴尬的局面。”马昕表示，救援队刚开始一度回到了20多年前无信息化的工作模式中。

2月5日晚上7点，武昌方舱医院开始接收患者，6日凌晨病人数量超过400人，下午则已经收满了500多人。短时间大量收治患者，预检工作遭遇极大挑战，而且早期收治的患者病例信息是纸质文档，信息采集速度既慢，又存在医疗安全隐患。

由于院感防控，救援队只能进舱查看病人打印的影像胶片，无法携带出舱，有些病人甚至根本没有影像胶片，只有简单的影像检查报告，无法进一步获悉具体检查情况。而且在处理舱内病人突发应急情况时，救援队伍只能一遍遍地穿脱防护服，救治效率极其低下。

面对这些困难，救援团队因地制宜，采取了种种应对策略，设计了格式化表单，将一些必备的医疗信息内容嵌入其中以作记录，救援队员携带手机入舱拍下相关医学记录信息，外传至清洁区的医务人员进行录入。

为解决关键信息录入、汇总和分析难题，武昌方舱医院引入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HIS系统，同时部署大量的移动PAD作为辅助。鉴于该套HIS系统是服务于常态化的医院运作体系，在方舱医院使用时自然免不了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好在救援队伍后来均一一克服。

最终，病人进入方舱医院预检时，救援团队可以为其佩戴二维码腕带，信息系统实现了病人从预检到入舱全过程的管理。由于方舱医院内部HIS系统与LIS系统、PACS系统无法互联互通，方舱医院病人需要外出前往集卡车的移动CT室进行影像检查，拍摄胶片，出具检查报告结果供清洁区医护人员使用。此后通过搭建5G网络和云平台等方式，进一步实现了检验检查和影像数据的云端备份，解决了信息存储调阅的难题。

通过搭建远程会诊系统，方舱救援队伍通过PAD还可以及时与上海华山医院总院区联络沟通，推进多学科协作的会诊工作，提高了救治效率和医疗质量。

此次临危受命组建方舱医院，触发了马昕的众多反思，在他看来，未来战时医院信息系统建设需要直面以下几大问题：

一是城市大型场馆临时医学应急改造。此次方舱医院在遏制武汉新冠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未来的地震、洪水、生物战等突发事件时，上海也需要思考哪些大型公共场所可以及时从民用转型，亟需建立一套完整的场馆选址、改造信息库体系。

二是优化医院HIS系统便于应对备灾，紧急救援队未来需要移动式HIS系统，植入预检系统，这套准备可以随身携带，方便应对突发紧急状态。

三是强化信息互联互通。疫情期间，武汉在几天之内完成了千万人的社区网格化排查工作，但排查所得的医学信息却没有随确诊病人同步移到方舱医院，这对医疗救援队的工作开展非常不利。未来国家应急建设的信息系统应该共同结构，方便正规医院、移动医院等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

四是积极开发和引入各种新技术。借助于5G、云端备份等技术，方舱医院救援队完成了很多难以完成的工作，未来结合AI的快速诊断辅助技术等手段应该在突发应急管理事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孙晖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

原武汉江汉方舱医院院长

从方舱医院建设到应急救援体系整体重构

作为疫情震中的龙头医院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多面作战，坚守院区救治危重症病人的同时，积极组建江汉方舱医院收治各种确诊新冠病人。

“方舱医院是我们此次的一个创举，规模巨大，总体收治一万二千位病人，我曾经说过方舱医院具有三大作用，第一是隔离，第二是早期治疗，第三是防治病人从轻症向重症转换。”身为江汉方舱医院的负责人，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感受颇深。

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市内第一个启动的方舱医院，从2月3日晚由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紧急改造而成，2月5日晚收治首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按照起初的设想，江汉方舱医院拟收治100个病人，最后按照应收尽收的新政策，最终收治了684名病人。

短短的36个小时，孙晖就带领团队拿出了第一版方舱医院改建设计方案和运行模式。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属于超大空间场馆，馆内空间没有隔断，公共卫生设施极度不足，而且视频系统也非常不完善。针对种种现状，改造团队首先从满足院感要求开始，将每层楼划分为东区、中区和西区，重新划定三区两通道的分区设置，规划院感通道动线。

在每个区域内进一步搭建长板和短板进行空间隔断，划分舱房，长板之间为舱，长板与短板之间为房，隔断之后再加装视频监控系统，用于医学监测和观察使用。

第一次查房时，孙晖进舱时就自己发现所戴的护目镜上全是水汽，无法开展正常的医学工作，于是及时调整工作方式，重新规划舱内舱外的分工协作，将一些平时与病房一体化的工作事项挪到舱外，有效减轻了舱内的工作负担。同时调拨20台手机，分发给每个队的主诊医师和主管护士，这样他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图片和视频传输，供舱外清洁区医护人员查阅使用。

历经40余天，江汉方舱医院累计收治病人1848人。医疗团队在运营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运行方案。2月4日，团队完成了第一版方舱医院运行方案，呈递给国家卫健委，成为方舱医院工作手册的蓝本，此后内容不断完善更新，在方舱医院休舱之际，第三版杀青。

遭遇疫情爆发初期的医疗挤兑，又领衔组建第一家方舱医院，回顾整个疫情应急管理过程，孙晖总结了几点反思意见：

一是大型传染性疾病引发的就医秩序混乱。综合性医院发热门诊设置规划需要直面这一难题重新思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级诊疗的首诊秩序需要归位，避免大量民众直接前往大型医院引发医疗挤兑。

二是城市大型场馆用于方舱医院的应急改造。大型场馆存在天然缺陷，无法解决院感等隐患，相关改造需要系统思考，未来城市大型场馆建设时应该提前布局和预案。

三是多支国家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时的协同配合。以前国家应急救援队多数是应对野外灾害事件，此次新冠疫情属于突发性的传染病救治，应急救援队的应对能力和之间的协同配合需要重新思考和规划。

四是后勤保障精准化。未来城市要设置医疗资源应急储备库，这个库存不仅面对某一家医院，而是遍及所有的医疗机构，同时保证任何应急状态下都能与政府部门之间互通。

五是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社区—医院—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应该能够联通，未来政府应急管理应该将这种容灾性的信息软件设置纳入到议事日程中去。

朱同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院长

医院平战结合的上海模式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此次上海市收治新冠肺炎的主要定点医疗机构，被誉为上海的“小汤山医院”。

2003年非典后，为应对未来的突发传染性疾病疫情，原上海市传染病异地重建，从市区的虹口区整体迁至郊区金山，更名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该中心平时用于肝病等常规性传染病救治，战时就转变为应对突发感染性疾病的救治机构，在建筑规划上，所有隔离病房均满足三区两通道的院感要求，属于典型的平战结合模式。

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作用，这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此次抗疫的一大特色。

虽然远在郊区金山最偏远之处，但是全院实行了5G网络全覆盖，院内医护人员之间以及与外界机构联络均实行信息一体化解决方案。

在患者抢救上，患者一进救护车，相关的体温、脉搏等参数信息就会及时传输到该中心。病人入住中心后，这些参数信息自动传输至信息管理系统，无须护士操作，病人体温信息处于24小时监控状态，一有异常，护理人员就会及时介入。

作为医疗信息管理专家，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院长朱同玉深有感触，结合中心信息化建设和运作，以及前往武汉一线的几位演讲者的现身说法，对于未来的医院HIS系统建设，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具备随时从平常状态切换至应急状态的能力；第二要自动化，无须人工采集，实现生命体征相关参数自动传输；第三要云端化，随时一台电脑、手机、IPAD等终端就可以链接到云端，方便调阅数据信息；最后还要轻便化、模块化，因为不单要有HIS系统，还会有LIS系统、PACS系统和SPD（药品供应）系统，系统之间能够兼容对接，实现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在重新规划医院信息系统建设之余，针对未来的城市应急医学中心建设，朱同玉还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我们各大城市将来如何建设应急医学中心，比如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通过参照以色列模式，进一步打造成为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平时使用1000张床位，另有几千张床位作为车位存在，一个车位就是一张床，未来两个小时就可以应急转变为战时医院，建设速度比方舱医院还快。我建议应该按照这样的设计模式去谋划我们未来的应急医学中心，真正做到从平时快速切换为战时，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医院建设的一个方向。”

花絮：激辩医院应急管理责任与投入比例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持人，朱同玉主任还抛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辩论话题，即“作为医院领导，你们愿意拿出医院收入的百分之几作为医院应急建设费用？”对于这一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各位演讲嘉宾各有己见，各有特色。

吕富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属于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重庆医疗队成员，所以每年都会拿出几百万用于应急管理支出。但是这笔费用主要应该由国家承担，单靠医院自己投入是有问题的。

雷撼：我们医院对于应急管理虽然比较重视，但是在经费上还是有点紧张，每年几百万，所以平时就要多想办法去化缘。应急管理能力是医院的一项必备功能，医院应该要保证自身基本的应急管理能力，面对一些大灾难，一定需要国家投入。

马昕：医疗应急管理，属于公益性工作，属于国家大战略范畴，如果仅靠医院自筹投入，稳定性是不够的，需要国家拨款支持，然后指令性培训，让每家医院按照要求积极参与。

孙晖：作为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政府应该多方面统筹考虑，比如应急信息系统，将来政府部门应该标准化，统一化，促使医院、方舱医院、CDC和信息技术开发公司之间互联互通，这中间的标准和投入应该政府统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