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全国人大代表 | 疫情后，聊聊县域疾控那些事

记者：曹秋香

来源：健康县域传媒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江陵县血防所健教应急办主任李霞非常忙。今年更是忙得“与众不同”。

去年的一二月份，她还在到处走访调研，把基层的心声带到全国人大代表大会。

然而，今年的 2月2日，李霞从武汉参会回来自我隔离两周刚结束，却向所长胡合华主动请缨请战，强烈要求投入到疫情阻击战的防控第一线，她说：“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这是我的本职。我更是一名代表，一定要冲锋在前面。”

按照江陵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示，江陵县血防所承担全县第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集中留观点的工作任务，李霞被安排负责留观点的后勤保障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江陵县血防所健教应急办主任李霞

留观点的40天

2月4日上午，李霞去超市买了一大堆菜放在家里，对儿子说：“爸爸在一线没回，妈妈也要上一线了，这段时间你只有自己做饭，你好好照顾自己。”当日下午就到留观点开始工作。

“留观点的集中隔离人员，好多因为家里出现了确诊病人，心里会很担心也很害怕，又因为隔离时间长，活动范围受限，情绪难免出现焦躁。有的特别不能理解，吵着嚷着要回家，要出房间活动；有的还会觉得孤独没人和他说话，白天睡多了，晚上不停拨打值班电话；有的会嫌弃饭菜不合胃口，各种牢骚；有的会天天想着法变着花样要你给他去代购东西……”李霞对《健康县域传媒》记者说到。

李霞表示，对于那些刚到留观点的情绪失控的人，只能对他们是耐心解释疏导安抚，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尽量去满足。“2月初时，还是春节期间，因为疫情，也因为交通管控，街上几乎没几家商铺开门，为了能帮他们代买全东西多半只能靠腿到处奔走。正月的湖北阴冷，还经常会下雨，拎着满满地东西很是费力。”经过十四天隔离期我们工作人员细心周到的照顾，大多数隔离人员回家时都纷纷表示感谢。

说起代买，李霞开始滔滔不绝。

“我家宝宝奶粉吃完了，需要买奶粉，所用的纸尿裤也用完了，需要买。”李霞跑几条街去母婴专卖店买回指定牌子的奶粉纸尿裤。

“我平常心脏不好，这个药也要吃完了，不能停，一般药店还买不到。”李霞就想办法到处找人买回病人所需药品。

“我家孩子要上网课，没有笔记本做笔记，文化用品店没开门。”李霞就回家把儿子的笔记本送来......留观人员的一些要求，她都是不厌其烦，尽最大努力去满足，让每一名入住的留观人员真正感受到关心和温暖。

在留观点，李霞除了代买，每天还要领取分发 N95口罩、护目镜、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和84消毒液等防控物资，早晚督促做好消杀工作，确保隔离点医护人员及工作人员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每天早上7点多钟就开始准备70多人的早中晚餐，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做到隔离人员、工作人员合理饮食、安全卫生。

后来根据防控的新要求，这个密切人员留观点又被改为全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出院病人隔离点，这对留观人员的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每个病人的病情，她总是会对每个人的生活安排进行标注。这个病人有痛风不能吃豆制品，需要换菜，这个病人有糖尿病不能喝稀饭，这个人饭量大一点，需要多加一点饭菜，这些李霞都记住，送餐的饭盒上贴满标记……

送走最后一位留观确诊出院病人，已经是3月14日。每天早出晚归，这个工作一干就是40天。在留观点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江陵县防控指挥部下达的全部任务，所有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实现零感染。                            

繁重工作的疾控人

对于基层疾控人员来说，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他们一年到头也基本都在“抗疫阵线”上，完成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任务，疾病的监测，数据分析……疫情来了，他们需要做得更多。疫情期间，李霞虽没有亲身参与流调工作，却看到了身边同事们的辛苦。

刘霞是江陵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从接到医院报告疫情的电话开始，便主动请缨，立刻投入到战斗之中。这段日子，对疫情信息的监测和报告，对密切接触者的走访和询问，赴现场、进病房、做流调、写报告，几乎填满了她每天的时间。

江陵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刘霞在做流调工作。

目前，全国拥有3500个各级疾控中心，从国家到地方，共分四级疾控体系（国家、省、市，以及县级疾控中心）。像刘霞这样的来自地方疾控中心的基层疾控中心人员，全国有19万之多。新冠疫情爆发后，从湖北或武汉出来的、流散在全国各地的人口高达500万，这些人去往何处、哪些人是低风险、哪些人是高风险，哪些人同疑似感染者或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如此庞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基本落在了刘霞这样的基层流调人员身上。

流调中，沟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确诊或疑似病例在什么时间，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过什么地方、在哪里吃饭、与什么人聊过天......这些信息都要掌握，才能找到与其密切接触者，劝他们及时到留观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流调工作需要很多精力，力求细致、准确，如果提供了不真实的信息，就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做流调最困难的是被调查者不配合，故意隐瞒实情。”刘霞说道，在面对患者时既要顾忌患者的情绪，又要得到真实的资料。流调工作没有时限性，往往这次才回来，赶不上吃口饭，又开始了第二次出动。

“大量的病例涌现，工作量巨大，流调过程中与确诊或者疑似病例零接触，这都是很危险的，如果防护不到位或者出现防护意外，那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李霞说。

对此，李霞表示，从发现疑似病例开始，疾控人就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随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上报、核实分析病例疫情信息，排查追踪密接者，疫点开展终末消毒，检验室要采样检测，还要开展科普宣传解惑答疑等一系列工作，每一项工作都十分琐碎复杂辛苦。

疫情过后的反思

“一场疫情不亚于一场战争，一个国家应该像重视军队建设那样重视公共卫生建设。”李霞感慨道，疫情的暴发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会是唯一的，所以公共卫生就要像投资军队那样去建设。在没有疫情时也要加大疾控体系建设，对传染病要花更大的力量来考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设立卫生防疫站起步，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从防控结核病、乙肝、血吸虫病等传统流行重大疾病，到阻击鼠疫、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急性传染病，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我国疾控体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我国疾控体系也暴露出许多短板和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卫生与疾控的职能在不断加强，但疾控人员的待遇较大幅度降低。

2009年疾控机构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经过10年运行，从实施效果看，对疾控队伍的稳定、人才引进与培养、能力的提升与培训都很不理想，在待遇上不仅远远低于公立医院，甚至比不上基层医疗机构，严重挫伤了疾控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专业人才大量流失。特别是2017年4月，疾控中心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预防性体检收费“等3项收费还被取消，从此基层疾控彻底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全靠地方政府拨款，然而大部分地区财政保障不到位，机构运转举步维艰。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了，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我国的医疗资源是多么匮乏。不仅是物资，专业技术人员更匮乏，疫情来临更显突出，其中不仅是单纯医护人员，还更多包括专业素质过硬的流调专业人才，应急检测能力更是亟待加强……这些都是李霞是感同身受的。2019年两会期间她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以我所在单位为例，近13年来未招到一名专业技术人才。”

此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向媒体呼吁，疾控中心的地位低，独立性差，由此导致他们难以在第一时间将疫情的研判声音传递出去。实际上，目前国内疾控系统还存在离职率高，人才难以吸引等问题。

此外，李霞强调，应该增强社会对从事疾病预防这类公卫人员的职业认同感，还应该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更要关爱这群长期奋战在没有硝烟战场上特殊的白衣战士。“他们是冒着职业暴露感染的风险，冲在百姓卫生防病的第一线，在大灾突发疫情时冲在最危险最前沿的人，化危机于无形，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安宁，这类人不应该被医改所遗忘，他们的付出理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让他们在清贫的坚守背后有一种职业认同感。”在提高薪酬待遇的同时，也要提高政治待遇，让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多有来自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战线的代表；在政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中应该有公共卫生行业的声音；在各级各类“最美”行业人的权威评选活动中，多一些“最美”公卫人、疾控人的身影。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公卫疾控队伍。

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强、防控和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我们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能力的一次检验。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短板:全社会对预防为主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依然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立法不全，执法不严的情况还是有发生；疾控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缺少话语权、行政管理权和信息发布权；疾病防控、临床救治、科研支撑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和疾病防控工作网底薄弱；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重大疫情的技术和物资储备不足等，这都是这场疫情过后我们应该深思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