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医疗”每年浪费上万亿！价值医疗如何实现？

最近，网上关于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对于无效医疗的反思，又引起了一股转发热潮。他在2010年全国政协医卫组委员联组讨论中发表的观点，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能引起热议？

其实很简单，无效医疗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很多药不该吃，却还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还在做；很多手术不需要做，却也在做。无效医疗背后，症结何在？出路又在何方？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我国有太多的无效医疗

数据显示，2013至2017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含计划生育，下同）累计支出59502亿元。2018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5291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7.3%。巨额的医疗卫生投入，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医疗保障力度的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也引人深思，动辄上万亿的卫生支出有多少是无效的？无效的医疗造成了多少直接经济负担？

黄洁夫提到，在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就像是普通感冒，也会“被”开一大堆药，然而普通感冒却是会自愈的；很多治疗不需要做，却在做，胆囊息肉、结石，肝血管瘤等疾病，虽然名字听起来吓人，其实在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很多手术不需要做，却也在做，发现较早或者症状较轻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可以自愈的，并非都要通过手术治疗......

此外，黄洁夫还在大会上分享了一本书籍——《无效的医疗》（德国作家尤格·布莱克 著），该书也运用了大量的事实和案例告诉我们，现代人类正在接受着很多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和手术。确实，医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欺骗性，原因是基于医药相关行业的经济利益，而普通大众对医疗知识的匮乏，对现代医药的盲从和迷信也助长了这种现象。

10年之前，黄洁夫呼吁，我国的“无效医疗”现象需要反思；10年之后，笔者认为，无效医疗形势依旧严峻，那无效医疗又是如何产生的？

无效医疗背后，症结何在？

从医生角度看，部分医生不尊重临床诊疗路径，按个人偏好诊治患者，出现“千人千方，同病异治”现象。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就曾公开谈到“同病异治”问题。他提供了一组来自上海的调查数据：产出标化后，最高与最低医院的病种相对权重系数成本相差约4000元，以8万服务量计算，单个医院支出差额为3.2亿元。

同样，他也提到，医疗技术不合理使用情况也非常普遍，48%的技术临床效果不明确，3%的技术无效甚至有害，8%的技术疗效与损害相当，22%的技术可能有效，5%的技术无效，只有13%的技术有效。由此可见，同病不同治、同病不同药、同病不同果的现象严重，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同样也导致了无效医疗产生。

从患者的角度看，患者没有养成对医学的正确认识。”有病就得治，病好的原因是因为有医生治疗“，这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就是真理。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非得手术、药物治疗，若干病症其实倾向于自发消退，实际上是可以靠人体自然恢复的。在把健康甚至性命交给现代医疗的同时，保持对过度医疗的谨慎和客观，比盲从更加有益。

《无效的医疗》一书中也列举了胆囊结石、心脏支架、椎间盘等手术的案例分析，也谈到有相当一部分病不治比治的结果更好，有时候治了反而会造成更大伤害。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药品及手术成本，对患者来说是一种负担，对医疗资源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浪费“。

而从医保角度来讲，无效医疗给其带来了沉重负担。据统计，全世界医疗资源浪费比例在20%～40%之间，而我国一年的医疗费用约为五六万亿人民币，20%的浪费就相当于一万多亿，而40%则高达两万亿，严重浪费和大量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情况同时存在。

上海交通大学卫生经济学家马进教授，曾在采访中提到一组数据，也引起了笔者的深思。他们以上海市某三甲医院的妇科为例，从直接经济负担和床位使用效率两方面估算无效住院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情况。从中发现该院妇科的入院无效率为12.40%，住院日无效率为22.93%。剔除无效入院和无效住院日后，可节省近18%的直接经济负担。而其学生将课题扩大到某市，结果发现，某市无效医疗约占该市卫生总费用的15-30%。近三成的医疗支出竟然是无效的！

医疗健康需求进入扩张期，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压力，迫切需要严控医疗健康费用的过快增长，而这些无效医疗的出现及增长，无疑给国家、医保局雪上加霜。严重浪费和大量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同时存在，似乎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该如何解决？

于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价值医疗，被提出。

价值医疗，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医改导向

价值医疗的理念源自美国，在中国倡导时间并不长，如今适逢深化医改，如何真正将价值医疗落实到位，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价值算式是一道考量微妙平衡的算式，难解，但必须解。

我国政府于2016年正式倡议“价值医疗”的医改战略。而国际上也指出“价值医疗”将成为全球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核心。国家医疗保障局作为我国医改的统筹者，如何不掉队又坐稳这趟“价值”列车？如何减少甚至避免无效医疗，以及在新形势下确保医疗的公平可及性？

近年来，我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价值为导向的医改举措。国家医疗保障局自挂牌以来，在推行DRG医保支付改革、带量采购、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医保药品目录等方面开展行动，通过价值医疗达到医疗合理性，实现质量、效率、成本三方面相对平衡目的。

DRG医保付费，其实也是为价值医疗买单。通过DRG医保支付改革，可以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还可以倒逼医院节省成本，减少“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现象。据2019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示，全国97.5%的统筹区已实行了医保付费总额控制，86.3%的统筹区已开展了按病种付费，30个城市已纳入了国家CHS-DRG付费试点范围，医保局在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上进展顺利。

长期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内安全无效的“神药”盛行，“只进不出”，影响群众获得优质药品服务。2019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启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药品目录调整，将大量“神药”调出目录的同时把不少好药纳入医保，实现了结构优化。健全目录动态调整机制，能让群众用上更多质量更高、价格较低的药品。

2019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功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集中带量采购直击虚高药价的软肋，实现降低药品价格、提高用药质量、促进产业升级等多重效应。更重要的是，集中带量采购在为医保减负增效的同时，为规范医疗行为、推动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随着国家医保局大动作不断，无效医疗在医改过程中，正逐渐被改善。真正实现价值医疗虽任重而道远，但价值医疗的发展却已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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