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 | 武汉解封在即，这些难题不断冒出来

记者：王营 来源：健康县域传媒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 短短几十个字的公告对于这座封锁了两个多月的城市来说，却意味深长，分量沉重。对疫情严重地区的人们而言，疫情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暂的不良情绪，更是长久的心理伤害。 林陌，这次封城后留守在武汉的900万市民之一，也是武汉市某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平台志愿者、咨询师。疫情期间，她一直在武汉。这次经历让她觉得除了心酸、恐慌之外还有排斥甚至是歧视。 

林陌，中南财政大法学学士、二级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取向）、自由撰稿人。

疫情之下的武汉人为何遭“排斥”

  2004年“非典肺炎”在北京肆虐的时候，我在武汉。那个时候，北京没有封城，武汉也没有居家隔离。武汉有的只是新闻媒体的密集的呼吁宣传，号召所有市民尽量少出行，不要到公众场合抛头露面。 武汉人民似乎在每次疫情发生的时候，都很听话，在没有政策性隔离的情况下，我看到大街上，门店里，到处人烟稀少，似乎与今天武汉隔离的情形相类似。 那时候，我正忙着装修房子。为了省钱，我跟装修公司签的是包工不包料的合同，师傅隔天就会给我开一些材料清单。有时，临时不够的材料也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回补，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要戴着口罩跑一趟建材市场。 非典留给我的记忆，除了新闻里北京小汤山医院的紧张和神秘，再就是武汉建材市场档口的门可罗雀。 我脑海里没有关于“歧视非典病人，歧视北京人”的一丁点记忆。 最早听闻武汉人被歧视的消息在武汉颁布“封城令”之后不久，陆续有出城的武汉人被当地酒店拒绝入住。我在心理援助热线做志愿工作时，也亲耳接听过此类电话。有一个来电讲述一家五口去外地度年假，武汉封城的新闻发布后，酒店检查入住信息，责令他们搬离酒店。后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家民宿，花高价加上哀求，老板才答应收留他们。 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杀伤力除了升级了“非典”时期的传染人数、传染范围，死亡人数，还额外增补了一条，“歧视湖北人，武汉人”。  

真正的解封是放下心理恐慌

      健康县域传媒：目前国内新增本土病例趋向为零，出院康复患者逐渐增多，从心理创伤角度来说，你觉得这次疫情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会持续多久？ A   林陌：在封城之初，我自己也有很多的不适应，生活空间越来越小，发展到后来，更严格的小区禁足令颁布，我在小区禁足了54天，现在通过“健康码”每次出来两个小时。 4月8日，即使武汉解封了，我自己甚至包括我接心理咨询热线电话时大家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即使解封了，我也不敢出门，我觉得还是呆在家里舒服，待在家里安全。”现在所有人还是生活在再一次被感染的恐慌里面。从某种角度来说，真正的解封是人们放下心理的恐慌，而不仅是社会管理上的“解封”。虽然说跟外在有一部分关联，但不是全部由外部来主宰。“解封”不意味着划句号，“重启”不意味着马上翻篇。在后疫情时代，我们仍然要关注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它依赖于疫情形势的不断好转，政策的不断引导，也依赖于科学家和医生对病毒的不断深入了解。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有人在心理层面都需要被疗愈。    健康县域传媒：在这场疫情中，如果对心理创伤人群做一个由轻到重的划分，你怎么划分？针对不同人群需要采取哪些心理援助？ A  

林陌：其实我们在做心理危机干预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分级评估，根据疫情所处的感染风险，以及他可能要承受的心理应激的强度分为4类。

一级人群：住院的重症患者、一线的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每天都在承受非常的的感染风险，感染风险越大，他们心理上承受的压力越大；二级人群：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就诊的发热者；这类人群的焦虑和恐慌值最高。三级人群：一二线人员的家人、亲友、同事等，参加疫情应对的后方救援者、居家医学隔离观察者；他们与前面两类人群关系比较密切，包括心理援助人员，广大的志愿者群体。四级人群：疫区相关人群、易感人群、普通人群。这类人就是在家配合隔离的普通人群。 在应激状态过后，心理问题反而容易爆发，疗愈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一类人群，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基本都处在一个“打仗”和麻木的状态，他们对自身的这种情绪和感受无暇顾及，只能在现实层面活着。

在疫情期间，我们接到最多的受援电话其实是二三级人群，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对疫情的恐慌。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看到全国疫情向好的时候，第四类人群的电话开始增多，他们更多的是因为隔离得太久，政策的不良反应开始显现：他们开始出现职业焦虑、复工焦虑甚至是亲子、夫妻关系的矛盾开始显现。还有一部分有经济压力的人，没有了生活来源，无法养家糊口，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憋得太久，最怕摧残了心理防线

    健康县域传媒：能否给我们讲述两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咨询案例？ A   林陌：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接到了一位45岁左右的女士电话。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医生，我是不是快死了。我是不是会死？”其实当时他已经在酒店的隔离点了，一人一间、一日三餐，还有医生定时来测量体温发放中药，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她告诉我，有了症状之后她都是自己去医院排队检查、挂号拿药。她在酒店会不停地拿酒精、消毒液往自己身上喷，每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家人能够给她的支持无非是两三天一个电话的加油鼓劲，当时她特别沮丧，整天幻想自己是否会死在隔离点。 我们常规的一次电话是20-30分钟，而那次我们通话了40多分钟。对病人来讲，心理状态不好更会加重病情。如果在治疗过程中，能够加入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的流程，会对治疗有帮助。 还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反复给我们打电话，说她在家快被憋疯了想跳楼自杀。这个小女孩她打电话说不清楚她自身的困难，只是希望有个人能听听她说话就好了，说什么不重要。 还比如，疫情期间，武汉的许多三甲医院都已经停止日常门诊，全力抗击疫情。即使社区医院没有停止门诊，但如果设有发热门诊，普通人也不敢去。很多慢病患者也会打来咨询热线，停了药他们该怎么办？其中，当时有一位女士打电话替她弟弟来咨询，她的弟媳妇在疫情期间，死于一种疾病不是新冠肺炎，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跟6岁的孩子去解释这件事。后来武汉就针对这一波人增加了志愿者，志愿者直接拿着处方，先拿着病人的病历到医院取药或者去药房买药。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很苦的。随着疫情的进展，居家隔离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明显感到电话那头的情绪也越来越激烈。隔离本身会加剧人们并未完全被消化的恐惧，并增添新的焦虑。社交空间的剥夺也进一步增加了家庭成员间发生摩擦的机会。另外，人们对隔离政策本身存在的不满，愤怒也都没有有效的途径得到理解与释放。三四级人群后来的主要心理问题已经不再与疫情防控有关，更多的像是隔离警戒之后的并发效应。 

陷入群体性投射认同而不自知

      健康县域传媒：针对“疫情之下，一对华人精英夫妇的人生崩塌”和“湖北江西相关人员省界起冲突”这两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A  

林陌：如果说封城是抗击疫情必须要的一个策略，那么整个湖北人，武汉人整体成了“被病人群体”。我还注意到，被“排斥”的群体不包括疫区医生、疫区管理群体和非疫区普通人群，指向比较集中的是患病人群（不分海内外）和疫区普通人群。

其实，这种排斥或者说歧视，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和比较产生的，最根源的原因还是因为对疾病的恐惧甚至是对死亡的恐惧。正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会在这种类似的灾难面前表现出这歧视、阻隔、不接纳或是抗拒。“筑起堡垒，保护自己，这是人的一种防御心理在起作用。”

精神分析有个词语叫做投射性认同，就是一个人把自己不想要或是不接受的某种观念或是想法，不与现实区分就强加到另一个人身上，另一个人不得不做出与这个观念或是想法匹配的反应，此时，投射性认同就发生了。封城在地理意义上划分了疫区和非疫区的界限，在心理学意义上划分了救治方与被救治方的界限。

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快得以控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效的隔离措施，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事情都有两面性，过于严厉的管控背后，就会给人造成极度的恐慌，这种心理恐慌往往会滞后于现实世界的恢复。比如，江西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会把自己放在一种代表人民利益的位置上去处理，也会有一种关于权力的投射性认同，这种认同不容易被人去检视、反思和觉察的。在这样的群体性冲突背后，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适当性的问题，如何掌握这种力道就非常考验防控人员的自身的职业素质。

只要疫情防控的观念还在，被救治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救治方钉死在投射性认同的位置上，充满惶恐与无力，害怕与自责。

    健康县域传媒：后疫情时代，针对武汉、湖北和其他省份的人群如何消除恐慌？有何建议？ A  

林陌：理论上讲两个月之后应该是大家的一个整理期。我觉得第一心理健康工作要有组织的开展，会比分散开展更有效率。现在各地的救治局面已经由混乱走向有序，我建议在治疗过程中应将更多的心理专业人员加入进来。

另外，每个人的心理创伤康复期首先取决于个体，比如有的家庭受疫情影响比较小，家庭成员自身心理弹性比较好，家庭成员间关系比较密切，彼此又能够提供心理支持，这样的人能够跟着大的外部环境去调整自己，康复恢复相对较快。相反，另一部分人受疫情影响较大，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级人群，他们开启常态化的生活需要一定时间，最好有专业的心理干预措施帮助他们。

总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患者从积极面自我化解，另一方面也需要新闻媒体对公众的正确引导，让大家从对病毒的恐惧中慢慢抽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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