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病”背后是内心的恐惧

心脏病的阴霾下

去年十月的一个周三晚上，程女士正倚在沙发上看书，一阵心悸突然袭来，心脏好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大汗瞬间湿透全身。“我是不是要死了？”极度恐惧的她喊来丈夫。丈夫赶紧拨打120，很快，救护车送她到了医院。

奇怪的是，程女士刚被送进医院，上述症状消失了。心电图检查未见异常，医生简单处理一下，让程女士回家休息。

很快到了周六，程女士到超市买东西。就在她挤在人群中挑选东西时，胸部突然感到压榨样疼痛，大汗淋漓，天旋地转。她赶紧靠在墙壁上向大家求助。

从超市到救护车到医院的30分钟里，她感到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在丈夫关切的目光中，程女士有点不知所措—我这是怎么了？我是不是要死了？······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她感到身体飘了起来。

尽管相关检查没有任何异常，鉴于程女士多次出现心梗症状，医生只得把她收进病房做进一步观察。观察期间，医生为她做了24小时心电监护、超声心动图、血常规、血沉甚至放射性核素显影、血清酶学检查等一系列检查，结果仍然正常。

此后一个月里，程女士的“心脏病”又发作了三次，每次发作都毫无征兆，她只好住院治疗。尽管这样，她几乎每月都会发病，强烈的恐惧在内心深处扎根、生长，使她几乎不敢再单独待着，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着她。

求助心理咨询师

刚开始，丈夫还积极帮助程女士求医问药，三个月后开始埋怨她没病装病，对她的“病”也不太在意了。为此两个人还生了几次气。幸好她有一位闺中密友，给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一个偶然机会，这位朋友听医生说“可能是心理疾病”，便积极地帮程女士联系到我们中心。

其实，程女士并不情愿做心理咨询。在朋友的劝导下，还是与笔者进行了电话沟通。通话中，程女士了解到心理疾病患者大多是正常人，心理疾病也不是精神病或神经病后，便和朋友驱车两百公里来郑州求治。

我们对程女士进行了心理测试，明尼苏达多项人格（MMPI）测试显示程女士有抑郁、癔病、精神衰弱等症状，人格诊断问卷（PDQ—IV)显示她具备焦虑性人格障碍和依赖性人格障碍的某些特征。

通过程女士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她出生在一个工程师家庭。作为独女，她从小备受宠爱，10岁时才和父母分床睡。父亲很宠她，母亲却要求很严，希望她能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梦想。上小学后，程女士就拼命学习—她渴望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好让自己和父母有面子。

上高中后，程女士的名字仍然名列前茅。但在高考时，由于没有发挥好，程女士只考上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大学期间，程女士学习倍加努力，毕业前被学校保送读研，她认为“总算挽回一点面子”。

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因为她学历比大多数同事高，工作业绩也比较突出，加上和同事相处的不错，这让她在单位如鱼得水，自我感觉良好。

26岁时，她经父母牵线和丈夫结婚。丈夫很能干，还很会做家务，夫妻生活非常幸福。一年前，程女士被任命为行政人事部经理，升职后总经理将很多压力都压在她的头上。

因为单位效益不好，人才流动非常大，招聘、离职谈话、绩效管理、考评、工作计划······样样都不好做，领导还常常不满意，这让她倍感焦虑。

就在这时，母亲外出时不慎被人撞倒股骨头损伤卧床养病，不久闺蜜怀孕生子也不能经常陪伴她。回家和丈夫诉说“烦心事”，丈夫刚开始还听，后来就说：“不好干就别干了，要不再生个小宝贝。”此后不久，她的“心脏病”就开始发作了。

治疗渐入佳境

第二次访谈开始，治疗师先引导程女士做半个小时的放松训练，同时使用认知重建技术挖掘她内在的错误认知。访谈结束后，治疗师让她把放松训练的录音带带回家练习，每次半小时，每天两次。

这样治疗两周后，程女士告诉我“我做了你叫我做的事！”

“哦，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很多！我发觉把你说的做变成行动，比我想象的难得多。真的很难！”

我给予积极反馈：“然而，你还是做了！”

程女士笑着说：“是的，我坚持做了，逼着我自己去做。比我想的难多了，但我想我做的还是有效果的。”更重要的是，在前三次治疗过程中，我成功地处理了程女士的移情、阻抗、反移情的问题，治疗变得越来越顺利。

此后的治疗中，程女士突然冒出如下想法—“任何陌生环境都应该看成是危险的”；“我的安全要靠我自己来保证”；“我的生存取决于我是不是总是强壮和具有竞争力”······这些思维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诱发她的焦虑。我引导她将这些思维与情绪一一对应起来，并和她一起寻找内在的力量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治疗六次以后，程女士的“心脏病”停止发作，开始回去上班。

治疗见效后，程女士的丈夫开始开车送她来治疗。能看出来，他还是很爱妻子的，对妻子的治疗尽管不理解，但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给予支持。

内心的真正成长

也许是丈夫的陪伴让程女士感到放松，她开始谈及内心深处的问题。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断奶后她被送到上海奶奶家，三岁时才回来上幼儿园。此后，她非常依恋母亲。记得六岁时，一次母亲带她外出旅游，她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一刻也不肯放手。她回忆说，那时她时刻担心，如果见不到妈妈。自己会被化妆成母亲的坏人骗走，或者由于某种力量而让母亲消失。

此后的咨询中，我告诉程女士：“你一直希望得到母亲的关注和爱，可是她没有满足你，而你的朋友满足了。可是后来她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关照你，你害怕再也得不到爱了，造成紧张和焦虑。”

“其实我对母亲又爱又恨，但没想到她会被撞，而且伤得那么重。朋友的事让自己很担心，觉得朋友出事了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了。”

这次访谈后，程女士出现不按时治疗的情况，有时迟到、违约，本来基本缓解的焦虑再次出现。

治疗师对程女士种移情—阻抗进行分析后，她领悟到之所以会这样，是希望治疗师能关注自己，给自己以母亲一般的爱。

我告诉她：“你之所以对我有这样的期望，是不是因为你把对你母亲和朋友的期望转移到了我身上？”程女士认为，治疗师的确像朋友一样耐心，但又像母亲一样严肃。

咨询过程中，我引导程女士一步步发现焦虑的起源之一，是在幼年时没有得到父母无条件的、主动的关注。作为回应，她会对自己提出过高要求，长大后又发展出一套苛刻的自我评判标准，进而导致焦虑。

我们需要做的，是帮助她通过发展人际关系中真诚、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共情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真实的看待自己、接受自己，寻找自我，并最终自我超越。

因此，在之后的治疗中，程女士开始不依赖别人，而是自己坐车来郑州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更加积极地寻找自己内在的力量。改善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发现与母亲关系中积极的一面；与朋友的关系也一步步变得成熟——开始和朋友形成互相理解和帮助的关系；与丈夫的关系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建立更为积极的沟通，尝试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

在治疗后期，我主要是与程女士讨论对治疗师的依赖（移情）问题，为治疗结束做准备。

尽管程女士的成长之路还在继续，但她已远离“心脏病”的威胁，其他的症状也越来越少。

作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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