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染病，16.8万人死亡，新中国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传染病

文丨天津市泰达医院  李青

80年代初有一句挂在嘴边的骂人话是“你得了脑膜炎”，类似于现在的“神经病”。这句话绝对不是随口一说，而是背后一场300万染病、16.8万人死亡的烈性传染病。

2017年04月28日《安徽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孩子打疫苗家长先“扫盲”》，其中写道：“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图

 

 

 

辽宁：1967年3月，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177.97/10万，病死率为5.80%。为控制该病流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据统计，1967年共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辽宁省地方志网站：辽宁大事记1949~2009。图2

青岛：建国后，青岛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169.50/10万和390.17/10万。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大约5400人感染。病情凶险，重病以休克型为多。——青岛市情网。图

南京：南京解放后，1967年为流行高峰年，全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发病率464.59/10万。——南京地方志。图

绍兴：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动，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城乡各地爆发流行。1967年尤为严重，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发病率显著下降。——浙江绍兴市志，第三十九卷医疗卫生，第三章疫病防治。图

广东：有《吴川文史(3)》载文记载：1966年至1967年5月，吴川脑膜炎发病5368例，死亡347人。死亡率超过5%！而广东《湛江市志》记载：1967年湛江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因“大串连”而加剧，全市发病共1799例。江门市疾控中心也有记载：1967年1～3月，江门市区报告流脑病例近千例，病死45人。发病多为学生和青年。图

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3月爆发最严重阶段，广东省感染达到195745人，死亡达到10770人，病死率为5.5。

而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披露：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图

16万，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且大多是不满20岁的孩子，其悲惨景象可想而知。

 

流脑，全名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表现为突起发热、头痛、呕吐、皮肤粘膜瘀点、瘀斑，严重者可出现败血症、休克。部分病人暴发起病，可迅速致死。

流脑的传染源是带菌者和病人，病原菌借咳嗽、喷嚏、说话等由飞沫直接从空气中传播，因致病菌在体外生活力极弱，故通过日常用品间接传播的机会极少。儿童及青少年易感染。

流脑大多11月份开始流行，次年3、4月份达高峰，5月份开始下降。其他季节有少数病例散发。早些年一般每3~5年出现一次小流行，8~10年出现一次大流行。流行因素与室内活动多，空气不流通，阳光缺少，居住拥挤，患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等有关。

脑膜炎双球菌分许多种，在我国90%以上的流脑病例是由A群脑膜炎奈瑟氏菌引起的。2013年10月《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变异趋势报告：有记载以来，A群是惟一引起两次全球性流脑大流行的血清群，国际上普遍认为两次全球性流脑流行均起源自中国。1967年，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流脑流行就是A群，发病率达到403/10万。

我国流脑的病死率一直位于法定传染病的第5~6位。1967年为历史发病高峰，在1977年出现的另一个小高峰（60.1/10万）后，疫情持续下降，至90年代，疫情维持在1/10万以下的水平，至2000年，疫情维持则在0.2/10万以下的水平，2004年疫情略有上升，年报告发病率为0.2001/10万。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地方都曾发生过小规模的流脑，但并没有形成大的流行，那为什么1967年爆发了呢？

据海南文昌县志记载：海南文昌1967年，发生流脑流行，全县21个公社(镇)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为8.86％。时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动量大，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海南史志网，文昌县志 ，第二十三编卫生，第四章卫生防疫，图

而上海川沙的县志说得更清楚：建国初期，“流脑”发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联影响，引起暴发流行。1966年发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发病率868／10万。——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五）。图

这两个县志都提到了文革。

人们常说，天灾人祸，许多灾难的发生，不全都是自然的原因。

那时医疗技术不发达，国家经济困难，缺少疫苗，预防接种率低。而且疾病发生后，没有多少药物可以使用，这些因素都是疾病流行的客观原因。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却是人为因素。

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回忆那个时候的文章，那个年代，连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被政治运动砸烂不存在了，何况防疫机构，整个社会组织体系全部瘫痪。没有人员、没有预警，没有上报，就是想上报也不知道报到哪里。

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全国大串联。

据百度介绍：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到11月8次接见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城里的公共汽车成了红卫兵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所到之处随便吃、随便住，还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

由于串联的人数太多，火车超载数倍。原本一节车厢运载百人，但那时能塞四五百人。行李架上坐着人，椅子底下也有人，甚至连厕所都挤满了人。

有回忆录说，一些女生无法上厕所而出现膀胱破裂的。

没有防护，几百号人就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般挤在一起十几、几十个小时，连空气都变得浑浊。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病人就能传染一群人。流脑因此迅速在全国蔓延，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挡。

此后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抑制疫情，中央先是取消了免费的交通，改为步行串联，后规定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等到1967年3月10日时，正式取消了大串连活动。

随着人口流动的减少，流脑的蔓延开始大幅下降。但疾病的发展还存在着惯性。中央临时组织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流脑”防治专业机构，开展全国的防疫工作。

经大力宣传、全面消毒、限流隔离、药物治疗等措施，感染人数快速下降，终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此次“流脑”疫情。

这次极其惨重的疫情，也让国家认识到了不足，开始重视流脑疫苗的研发。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终于在1974 年研制出A群菌苗，有效保护86%～92%的人群。

改革开放后，1984年起，全国开始大规模推广流脑疫苗，2008年纳入儿童计划免疫，发病人数从最高峰的304万例，降到2017年的低于2000例。

由于疫苗的推广和抗菌素的普及，如今这种细菌引起的传染病不再可能大爆发了。不过，对传染病警惕性，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此重大的一次疫情，不应该只是静悄悄的躺在历史档案中。可以犯错误，但不能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回顾历史，总能给我们以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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