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ICU医生的武汉“战记”：我淬炼成了“多面手”

作者：杨志明（浙医二院长兴院区重症医学科）

来源：健康县域传媒

疫情就是命令。作为全国第一个启动疫情一级响应的省份，浙江省迅速派遣了应急支援武汉医疗队，首批队员于大年初一便启程赶赴武汉支援抗疫。因为疫情凶猛，短短3天不到，浙江省又迅速集结组建了第二批援助武汉医疗队。我作为一名重症医学医生，接受了派遣，与省内其他各兄弟单位的同道一起，于大年初四火速出征武汉。

说起当初的决定，还有为什么会是我，其实很长时间里我也没能想明白。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这是一项充满危险的任务，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决定了，哪怕再苦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全力以赴去克服。

我们是乘坐1月28日晚上的包机离开杭州萧山机场，经过约2个半小时的飞行，于当晚8点左右抵达武汉。初抵武汉，冷寂是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除了我们医疗队队员和为数不多的安检人员以外，诺大的武汉天河机场几乎看不到一个乘客。

 浙江医疗队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我们第二批援汉医疗队对口支援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属于第三批开放收治新冠病毒肺炎的定点医院。按照武汉市政府的部署，计划开放600张床位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因为医院硬件设施跟不上，暂定开放350床，监护室病床10张。

疫情期间，医院腾出2015年新落成的19层住院大楼用于防疫，设置了10个隔离病区和1个ICU。在医疗队到达的前一天，勉强刚刚完成院感防护隔断施工。该院病房层流于去年10月到期未维护，病区仅有一间负压病房还达不到负压标准，其格局完全不符合“三区两通道”的院感防控要求。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医疗队派出院感管理等专家督促并协助天佑医院完成了必要的整改。各专业组按时完成了上岗前的严苛培训，并于2月2日正式进入医院开展诊治工作。

我所在的重症医学专业组共由12名医生和48名护理人员组成。因人员相对紧张，医生工作时间实行“三班倒”。每班两个人，加上穿脱防护服、手卫生和往返时间，一个班次基本需要11-12个小时。常常是天蒙蒙亮就要出发，等到下班回到驻地，天色基本上都暗了。亦或夜班，晚上10点多出门，转天上午九、十点钟方能回到住处。

工作期间要求全程穿着防护服，不能吃喝及上厕所，并执行严格手卫生。尤其是脱防护服，每一步骤都必须手卫生消毒，脱一次防护服手卫生超过20次。从接管病房以来，重症监护床位几乎总处于满员状态，而且经常有其他病区或急诊电话打来要求床位。因为疾病传染性的缘故，不设家属陪护及探视，且没有护工，护理人员异常辛苦。

浙医二院长兴院区重症医学科杨志明工作剪影

陌生的工作环境，《危重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方案流程》的理论层面认知，临床经验缺乏，每个医护人员全程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厚重防护里工作，这一切都成为了首先需要克服的困难。

因为疫情扩大和前期长时间鏖战，天佑医院监护病房原有的大部分医护都撤出休整，只留有少量人员协助我们工作。很多医护都来自妇产科、外科，有些甚至从来没有在ICU病房工作过。他们现场学习呼吸机治疗、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操作。我们向他们学习如何使用电子医嘱病历等系统，以及如何与家属保持联系。

监护病房额定10张重症病床总是收得满满当当，并且常常会加1-2个床位。因考虑院感防控，每次只能有一名医生，三、四名护士在里面。医生需要查看病人病情、指导护理、呼吸机调节、气管插管、调整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处理危急情况、乃至心肺复苏等等，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刚开始找不到北，经常晕头转向。这边病人突发氧饱和度下降未处理完，那边又喊心脏病人血压波动；一边上无创呼吸机的病人谵妄，氧饱和度低到不足60%，亟待气管插管；一边又有人喊，病人突然心率骤降……护目镜里已经开始起雾模糊，口罩已经开始湿了，防护服里的衣服已经湿透全粘在身上，手脚也有些笨拙。但是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病人因为我的失误而离去。

重症监护病房内护理人员与交接班

往往总是事与愿违。虽然我们奋力拼搏着，努力着，还是不断有病人逝去。刚开始的半个月，几乎每天都有1～2个病人抢救不过来，被双层尸体袋包裹着从病房里拉出去，黄色尸袋上大大的黑色“奠”字特别醒目，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但一切又是无声无息。

有一阵子，大家情绪都很是低落，特别是贴身照顾病人的护士，就好像是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年的农家，原本期待有个好的收成，一场台风把庄稼全刮跑了，欲哭无泪。经常会有护士问我，杨医生，以后我们还是少插管吧，风险这么大，最后病人结果和没插管一个样。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是安慰：相信指南，相信我们的能力，按照正确规范的流程来操作，继续努力，一切会好起来的。

病人还是很满，但从二月中旬起，已经开始断断续续的，甚至连续几天没有病人死亡。终于有病人好转出去了，其中有一个是某企业的老总，年纪不大，50岁左右，发病到加重约10天，起初在普通隔离病房治疗，没有起色，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转来ICU，刚来的时候高浓度吸氧饱和度不足70%，一直给他做无创机械通气，大约坚持了10天左右，改为经鼻高流量氧疗，慢慢的改成普通氧疗，氧饱和度也不错了。

劫后余生，病人很感激，也许是切身体会到了我们的不易，转出去后让人一口气给医院捐了5台呼吸机和200副护目镜，着实让微信群里热火了几天。但是我知道，这还只是开始，真正的难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那就是有创机械通气着的那些病人——硬核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这些被我们戏称为“全家福”的胸部X线照片，基本上都是最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人。这些也是我们了解病人肺部情况的最直接资料。在这里，因为穿着防护服的缘故，听诊器是无法使用的，而CT更是一种奢望。病人的临床症状常常和肺部实际情况不符合，不典型性，一旦加重起来变化很快，且没有转运呼吸机，病人的情况和院感防控条件都不允许。胸片并不能反映肺部情况的全貌，无法获知病人的心功能状况与血流动力学情况。而超声正好弥补了这些欠缺。

杨志明经治的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胸部X线摄片

重症监护室没有配备B超机，通过重症组负责人和院方沟通，借得一部便携式超声仪。我们简直如获至宝！医疗队懂得重症超声技术的医生不多，大多只是会一点点结果判读。因为我之前早已把重症超声技术应用于临床诊疗，因此当仁不让地做起了“超声科大夫”。

探查胸腹水、了解肺水肿进展情况及有无肺实变、基本的心脏泵血功能、循环容量状况评估、基础血流动力学评价、指导鼻肠管留置等等，忙活得不亦乐乎。

杨志明正在行床边超声检查、指导其他医生

自从医疗队接管以来，我们已将原先治疗方案进行了彻底革新。然而，第一阶段的治疗总体收获并不太理想。2月下旬，医疗队重症组的全体医师和护理骨干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总结分析前期工作中的不足和教训。作为重症组中ICU工作年限相对较长的医生之一，我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没有突然变化的病情，只有对病情变化的突然发现。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病情的极端不稳定性，我们必须加强对病人的病情掌控，更好的保持治疗延续性等。

2月28日，第一例行有创机械通气的病人撤机拔管成功。这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发热半月余。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十年，因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转至天佑医院。刚开始在普通隔离病房常规治疗，病情未见好转，且持续加重。

病人呼吸困难严重，遂转至重症监护病房。我们严格按照指南用药，并先后采用无创机械通气，有创机械通气，留置鼻肠管行肠内营养等治疗手段，却仍不见疗效。长此以往，病人会合并气胸，循环障碍等并发症。我们只能再次复查胸片，重新评估治疗方案。

经过综合分析、权衡利弊，我们决定给病人实施肺复张。即使用特殊机械通气手段，让水肿或实变的肺重新张开，肺组织内重新保持充气状态。肺复张实施过程极为精细，操作不当可能造成严重气压伤，加重病情。因此，全员调动，紧密配合。这一次，我们经受住了考验。经过反复多次的肺复张，病人呼吸与氧合情况改善明显。

在武汉，虽然新冠肺炎新发病人总数比之前显著回落，但危重症病人数量仍然居高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护人员的疲惫感与日俱增，一起战斗的兄弟姐妹们中很多人睡眠成为了问题…

路漫漫其修远。这个季节的武汉多雨，傍晚时分，抬头往窗外望去，雨后的天空仍显得有些阴沉，四下里有些寂静，但似乎听得见远处马路上汽车划过的声音，不，是车流……

                                                            2020-03-03 于武汉

杨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