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医大女生遇害为何28年才破案？那些震惊刑侦法医的经典案例

1992年3月24日，南京医学院女学生林某在校园内被性侵后残忍杀害。由于当年技术手段有限，凶手竟逍遥法外28年。2020年2月，警方终于借助现代刑侦技术和大数据的支持，从凶手另一个违法被拘的亲戚的DNA样本入手，顺藤摸瓜找到杀人案真凶。“Y-STR家系排查技术“再次进入公众热议话题。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一部犯罪史的变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些曾经在璀璨星河之中发生过的里程碑式案件，涵盖指纹学、法医学和毒物学等多学科门类的刑侦智慧，依旧熠熠生辉。罪恶也能催生华彩的篇章，推动人类的认知、技术的提升，去揭露并防范那些类似的罪恶。

媒体对白银案的报道
与南医大女生案的破案线索类似的，是沸沸扬扬的白银系列杀人案。能在十多年后终得以破获，得益于在2016年当地警方建立了Y-STR数据库（一种DNA检测技术），凶犯高承勇的一位远方堂叔因为行贿，其DNA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将之和当年命案现场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得出凶手可能来自这个家族的结论，终于水落石出。 平反呼声甚高的呼格吉勒图冤案：1996年4月9日晚，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织厂的公厕内，一名年轻女子被奸杀；同年6月10日，刚满18岁的“凶手”蒙古族小伙呼格吉勒图在案件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凶手并执行死刑；多年后，真凶浮出水面，赵志红主动交代了公厕奸杀案的全部事实。
呼格吉勒图父母
尘封的往事在逐步浮出水面, 据专业人士对该案当年卷宗记录的审查，表示其记载的物证之一是：从呼格吉勒图的手指甲中发现有O型血的物质，而死亡女性正是O型，其实小伙子本人也是O型；所有证据不足以显示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说，O型这一非法证据没有得到排除：至少，任何一个O型的人左手抓完自己的右手（切记！抓、出、血！）就可以在指甲盖里留下类似的证据。
而今，哪怕一个路人都可以提出：为什么不用排除率更高的DNA测试？
可放眼1996年的世界刑侦史上，当时还尚未有采用DNA进行确凿定罪的先例。对，你没看错，而今人人都可以说得顺口的DNA其实广泛运用的时间并不久远。

作为1953年才被发现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由阿莱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爵士在1954年首次通过DNA鉴定了亲子关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在英国开始被用以判定嫌疑人身份；同时期的美国，DNA也多次帮助无罪者脱罪，但美国首例通过DNA定罪的案例差不多发生在2001年的法庭之上。
即使这样，最近对DNA检测的抱怨也层出不穷，譬如从多人的混合DNA中，如体液中确认某一人的DNA，可能由于证据不良，导致能完成的STR位点对比过少，而无法确认；在DNA检测方面还存在着极其罕见的奇美拉（一个个体身上至少有两组DNA）现象……
猫类奇美拉现象的典型代表
而在没有DNA检测存在的年代，发生在一七九六年的法国里昂信使案，再一次证明了证人们记忆的误差，因为相像的外貌，他们共同将一个无辜者送上了断头台。

Alphonse de Neuville创作的版画再现了里昂信使案的情景
那一年的四月二十七日，邮差押送着法国督政府给拿破仑.巴拿巴寄送的七百万法郎票据上了马车，遭到劫杀，四个骑士与一位邮车的乘客是凶犯。这起抢劫巨额公款的案件轰动一时，立即引发了街头巷尾的热议。
首批被抓获的四人很快在诸多证人们的指认下被执行了死刑，其中一位勒舒尔克一直喊冤也无人理睬；预审官多邦冬在良心驱使下，决计查个水落石出，最终逮捕了两名罪犯，其中一位与勒舒尔克长得非常相似，再次到庭的证人们都慌乱了，他们意识到集体的辨认失误，已经犯下了不可逆转的错误。

人是会犯错的，所以人的证言不一定完全可信，之后人们越来越发现物证的重要性。现代法证学的开山大师埃德蒙•罗卡（Edmond Locard，1877-1966）曾提出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定律：“凡有接触，必留痕迹”（Every contact leaves a trace），成为法证学的理论基石。
无独有偶，罗马尼亚的刑事侦查学家就曾做过一个测试，故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集市制造一场争吵和打架事件，并偷偷拍摄了电影（那个时候还没有视频的说法），紧接着在事件发生后七到十四小时内传唤证人，就肇事者的相貌和行动得到232个回答，其中，85%的正确率，8%的错误率，6%的答案模棱两可。但是，尽管是8%的错误率，如果遇见关键点上有疏漏，依然是置人于死地的杀器。
幸好，而今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数之不尽的摄像头。执法者带上摄像仪执法，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否则，人们只能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去尽一切努力还原真相，而真相，往往蕴藏在不起眼的物证里。
科学界真正分离出植物性毒物，始于十九世纪。当然在那之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经记载过不少剧毒的植物。在一八零五年，德国药剂师瑟特纳首次从鸦片中分离出吗啡；一八一九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费迪南•龙格第一次分离得到纯的咖啡因；一八二零年，P.-J.佩尔蒂埃和J.-B.卡芳杜首先从金鸡纳树皮中制得了纯品奎宁……这些植物性毒素在小剂量时是救人的良药，大剂量就可杀人于无形。跟金属性毒物如砒霜等不同，世界上首批毒物学家为此而大伤脑筋，以当时的技术，它们在被害人的死体中残存不明显，更没有金属性毒物那样可以分离出来进行化学分析，连赫赫有名的毒物学之父奥菲拉也一时为无法找出植物性毒物的证据而伤神。
发生在一八五零年的比特蒙特城堡的古斯塔夫之案，开创了鉴别植物性毒素的新一页。这是一个背景集合了多种兴奋因子的香艳故事，古堡，金钱，蛇蝎美人……简单来说，婚前彼此欺骗以为对方有钱而结合，结婚后发现其实都是表面华丽其实穷困，不过好在臭味相投的一对夫妻——骄奢淫逸的伯爵夫妇为了挽救破产的命运，对着妻子的哥哥下手，以图岳父大人的遗产，从而留下一具面目狰狞的尸体。
城堡的现场被自作聪明的伯爵夫妇下令让女仆用醋清洗，尸体也被醋清洗过了，这却无意中帮了毒物学家的一个大忙，醋酸深入了他用酒精细心保存的死者内脏，在一系列蒸发过滤后，得到了酸性的纯净毒物溶液，这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分子式当然事后也找到了伯爵夫妇购买过尼古丁的证据，而此时，比利时布鲁塞尔军官学校的化学教授让.赛维斯.斯塔斯已可因首次鉴别了植物性毒素的凶案而足以青史留名。

最终伯爵夫人是免罪的，因为当时比利时的法官认为无法将贵妇送上断头台，这是怎样一种对蛇蝎女子的宽恕与优雅啊！可怜的伯爵就独自踏上了黄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