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医学管理缺失 疫情防控岂能不被动

2020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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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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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早期疫情防控工作被动的原因在于生物医学思维一家独大,社会医学观念不足。

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生物-心理-社会(含环境)的三维医学模式,即将社会(包含环境)因素、心理因素纳入到与生物因素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医患人际意义来说,这个特殊的医患人际关系是社会适应在先,心理调适跟进,才会有顺利与可靠的生物医学诊疗秩序。

特别是在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优先运用社会医学及心理医学思维与方法,对患者的就诊病情询问或陈述,流行病学调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何能尽快找到传染源、识别传播途径,通过诊疗迅速排查密切接触者,更是意义非凡。

身处武汉疫区,每天践行与思考卫生防疫工作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笔者认为,造成早期疫情防控工作被动的原因不在于大家不尽心、不尽力,而是惯性医学思维——生物医学思维一家独大,社会医学思维不足,具体表现在对预防工作的忽视、甚至是歧视。

通过这次疫情防控工作,呈现出不少的表征,举一些例子。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现任主任高院士,搞科研生物医学非常杰出,但做疾病预防控制的领导角色就不敢恭维。在武汉肺炎疫情发生的早期,不是全身心投入组织疫情防控,却有心思去发科研论文,这不是典型的生物医学思维是什么?哪有一点点的社会医学思维哦!在百度查询高院士的简历,除了2017年以来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没有其他预防医学的经历,而研究方向是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主要从事T细胞识别、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播的机制研究等,与疾病整体预防控制似乎没太大的关联。

记得1988年上海甲肝暴发流行的时候,媒体上最为活跃的专家就是会传染病和流行病学家等预防医学专家,而不是临床医学专家。在某种意义上,著名临床医学专家取代了预防医学专家,这一方面是社会认知层面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公共卫生工作临床化的倾向,让预防医学专家失去了话语权吗?

非典防控也已经过去了17年。笔者认为,这17年中社会并未因非典的发生而真正形成对公共卫生高度重视的共识,好像公共卫生工作就是政府的事、卫生部门的事,形成了过度依赖。

卫生防疫人员始终是疫情防控的先锋,绝不可以走向行政化以服从为先的行动思维,更不要把自己塑造成疾病预防科研的专家。对于卫生防疫科研来说,除非身在科研机构,而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最优先的职责是承担传染病预计与控制的管理责任,科研只是在这个实践工作中的附产品。以科研为导向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很难不让人诟病,轻一点说是良知被私欲蒙尘。卫生防疫人员的本职是防病而不是科研,本末不可倒置。

社会医学虽然要有研究,但这是个实用性的研究、应用性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发挥社会医学在传染病及其他慢性病预防与控制中的更大作用。

春节后,全国的心理工作都动员了起来,参与到疫情防控的心理援助中来了,这是一大好事。但心理工作者的身份与公共卫生医师一样,也有点尴尬。即使你取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仍然不能算作报考心理治疗师的专业背景条件,心理咨询师国家资格考试停考3年了,也没有关于心理咨询师认证后续的国家政策出台。心理治疗师的考证报名条件目前各地掌握的很不一样,有的只允许精神心理科的医务人员报考,有的不让取得临床医师和护士资格证书的人报考,凡此等等,似乎限制了心理治疗在医院的普及与应用。这次疫情,连医务人员也需要大量的心理援助,是否也证明了临床医学尚处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了呢?

心理医学不受待见,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然而还是与社会医学模式没有真正落实到国家的卫生管理政策之中,或者以行政化代替了社会化。社会医学当然需要政府、政策和法制支持,但社会医学是以公民为基础的,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社会以个人为基础,从传染病的预防角度,个人可以是传染病防治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岗位人员,也可能是密切接触者传染、或者是患者。重视社会医学的话,传染病防治法中应该有对密切接触者和患者的相关规定。譬如因任何原因就诊的患者或是健康体检者,都应该规定主动报告传染病史或者是传染源、疫区接触者,更不得刻意隐瞒。但从2018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中,尽管有15处提及“个人”,32处提及“病人”,但没有更加系统的对“个人”或“病人”自主责任的相关规定。从法规规范上似乎体现不出传染病防控的社会医学模式。

其实,从过去的卫生与计生委到现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就适应了现代医学模式,建立大健康医疗,其实就是社会医学模式在管理体制中的体现。就像现在的疫情防控专业指引,不是由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来发布,而是由卫健委来发布,体现了政府对社会医学的高度重视。社会医学对于疫情或者疾病的处置,强调的是管理优先,控制在后;强调的预防优先,治疗上实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作为传染性疾病,即使没有被发现,也要从密切接触者的管理开始,实行医学观察,其实在医学观察的过程中,心理诊疗即先于应用,生物医学手段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次武汉市民在应对突发疫情早期表现出来的发热病人就诊恐慌与有些地方医疗机构应对的不能有序适应,说明社会医学管理还相当不成熟。

早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社会医学应用就已经做得不错,最为经典的全面推行初级卫生保健政策。在初级卫生保健的13项考核指标基本上是社会医学指标,社会医学对于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重视优于普通疾病。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在党和政府领导,多部门协同配合,做到了全社会参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实现了社会全动员,真正把社会医学和心理医学提到了高度地位。心理援助专题还出现在国家级的新闻发布会上,网格管理第一次全面用于疫情防控。只要像上个世纪把传染病预防纳入到心理-社会医学管理,好好总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与教训,相信今后就不会再发生疫情防控失控,更不会发生因疫情暴发而引发的社会恐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新形成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高度共识,并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优先用于疫情防控,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疫情暴发巨大代价换来的,需要给予高度重视,不能再得而复失哦。

医院管理者要把卫生防疫专业知识、防疫应急管理作为职业化培训的基础内容,建立起牢固的卫生防疫观念,保持对传染病的暴发的高度警惕,同时一旦出现重大疫情,要能有效避免社会恐慌。可以预期,这次疫情结束后,社会医学与心理医学将会被社会高度重视,从而形成一个对卫生防疫、医疗卫生管理和心理治疗等专业培训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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