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性冠状病毒的查打武器:统计、社会侦查、国际比较

2020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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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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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和信息时代,公卫武器更丰富。

国家、省市专家组结合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进行综合研判,武汉1月18日新认定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9例,1月19日新认定77例。其中年龄最小的25岁,年龄最大的89岁。轻症100例、重症33例、危重症3例(其中死亡1例)。截至19日22时,武汉市累计确诊198例,已治愈出院25例,死亡3例。

目前仍在院治疗170例,其中轻症126例、重症35例、危重症9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81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727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90人,在密切接触者中,目前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武汉市卫健委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疑似病例及时进行采样检测。国家卫健委坦率承认:传染源尚未找到、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需要严密监控。”

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队伍又一次站在人民群众健康的盾牌位置,我们不能去干扰他们运筹帷幄、冒死相拼的迅速行动,但天下洪荒、匹夫有责,本文建议从统计、社会侦查和国际比较角度尽力做一些辅助。

一、从统计角度关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

1月18日是一个关键点,武汉市重新出现新增确诊病例,深圳市、北京市跟进新报确诊病例。从全国公卫系统看,各地已必须充分重视起来,按照暂行处置机制和统一规范接诊、确诊。接下来,可能新报的确诊病例数据,对公卫疾控战线来说更真实可靠,需要充分利用。

“1月20日凌晨2:43分,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发布网络通告,大兴区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并过度感染的肺炎病例。两名患者已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无呼吸道症状,病情平稳。已对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等异常情况。

广东省卫健委网站1月20日发布《国家卫健委确认我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患者为66岁男性,2019年12月29日赴武汉探亲,2020年1月3日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4日返深后就诊,1月11日转至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检测,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复核检测阳性。”

从统计角度看:第一,武汉市确诊病例最多,18日出现大量新增确诊病例。通过分析新增确诊病例的暴露情况,可以判断是之前发病却没有及时就医确诊导致的情况,还是有可能新增了疫源点。第二,北京市新增两例确诊、深圳市新增一例确诊,从发病时间看,尝试与武汉新增确认病例的一部分并案分析;第三,武汉市已确诊病例按症状轻重程度,从临床病症梳理分析感染不同病毒亚型的可能性,尤其对出院病例、死亡病例之间,可能有一些差异。

对可传染非典和目前传染性存疑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都有必要使用统计工具梳理病例分布的时空特点,大海捞针、抽丝剥茧。做个比喻,统计工具所起的作用就像人体免疫系统中的自然杀伤细胞,拥有异常敏锐的观察力,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和预测敏感风险,掘出线索。

二、从社会侦查角度盯紧新型冠状病毒危害

国家卫健委专家14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基因与SARS、MERS病毒序列差异比较大。确认一个新病原与疾病的关系需要一定时间,包括获得病毒感染的证据、分离到病毒、对病毒基因序列做出分析。还要通过血清学结果,才能证明这个疾病是由于这次感染所造成的。多位专家表示,2019新型病毒的基因谱显示与舟山蝙蝠可能存在关联。

德国柏林病毒研究专家称,目前为止没有医生和护理人员出现病状,说明这病毒不容易传染。自2002年以来,烈性冠状病毒出现呈现上升趋势。迄今已经出现SARS、MERS以及如今武汉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泰国、日本确诊病例说明该病毒可能存在轻度人传人的情况,或者可能存在其他疫病源。世卫组织不建议限制地区贸易与旅行。

烈性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极高,世所罕见。且在人类成为它的宿主以前,自然界宿主极少。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为什么在武汉市集中爆发?上一次可传染非典为什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集中爆发?目前没有明确答案,但必要在医疗卫生行业处置之后,从社会侦查角度做问题跟踪。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有没有可能是基于破坏安全利益、追求商业利益等的动机,由罕见病毒、新型病毒掌握者制造出社会恐慌和混乱局面。如果有,那么最后查实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怀疑蓄意,但很难掌握到连贯可证明的线索;二是查清由病毒研究或应用机构试验失败或不慎泄露导致。这些机构应已跨省纳入调查研究的配合队伍。自非典后,公卫战斗力有所提高,但找人并不专业。找到人或线索,疫情便不会再增,这往往也使一些流行病学事件在事后遇到怀疑。

病毒是生物,不是生命,因为结构相对更原始,比抗原和抗体更难追溯制造或变异来源。在本世纪,生物医药研产技术已取得、并将取得更大的发展成绩。生物及生命科学可能益于人类,也可能毁坏甚至毁灭自然中的秩序。无论自然和社会,应重视弱势、低端、纷乱中的和谐可持续。

三、从国际化角度寻找最佳防范和技术支持

泰国公共卫生部长17日表示,该国发现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74岁中国籍女子,来自武汉。卫生部官员称,这名74岁的女性13日抵达泰国后即被隔离,后来发现被感染。泰国13日曾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发现一名61岁中国旅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这2名患者现在已经安全,泰国在他们回国之前要进行几道程序。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经相关病毒分型检测,2020年1月7日,确认系一种新型冠状病毒,1月10日完成了病原核酸检测。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6日早间发布的通知显示,日本国内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15日,该患者症状消退,已出院。患者30岁,曾前往武汉,目前居住在日本神奈川县。”

虽然2002年后的三次烈性冠状病毒,有两次均在我国境内大规模发生,但任何一次公共卫生疫情,不仅影响中国部分地区,而是关乎全世界人群的健康权益。我相信:本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一定牵动了世界各国疾控部门及专家的关注。像重大灾害后一样,我们需要援助。

通过国际专家、国内专家对具体病毒特征的分析,我们能及时互通信息联络,马上参考最可能的、最近似的解决路径。比如病毒感染病例的发病症状、病毒在全球可能的原产地和宿主、病毒感染后治疗的有效途径等。通过建立合作,把共同研究经验和防卫知识作为成果分享。

特别是国际多学科的专家队伍,有意愿、有信心对中国受感染人群展开专业研究,往往与我们自己在做的专家研究并行不悖,提供更多、更快的有用成果。中国取得胜利的每次公共卫生危机都给世界和中国自己带来能力经验和实力积累。在数据和信息时代,公卫武器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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