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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者 生物医疗 投融资 投资机构 大数据
链接中国与海外医健创新。每年举办5场国际性China Focus论坛对接会议,聚集1000+人次药企和资本高管,600+中国公司和投资机构,1000+海外创新项目方,800+“一对一”对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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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企转型与国际合作大趋势下的中国新兴药企的崛起

20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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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3日,PHACILITAT先进治疗合作峰会亚洲论坛圆桌讨论实录。

2019年1月22-25日,PHACILITATE和再生医学基金会(RMF)在美国迈阿密共同举办了每年一度的先进治疗合作旗舰峰会。美柏医健的美国BD总监李昕欣女士,应邀出席大会的亚洲论坛,并担任其中一个圆桌讨论(panel discussion)的主持人(moderator)。

1.会议介绍

此次会议是PHACILITAT与RMF的再次合作。PHACILITAT是一家有15年历史的细胞集基因治疗、肿瘤免疫治疗的国际峰会主办方。RMF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其发起的世界干细胞峰会今年已是第14届。今年大会中的亚洲论坛是大会特别设计的三个特色论坛之一,旨在促进以中、日、韩为主的亚洲国家的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合作。

▲ PHACILITATE先进治疗合作峰会

2.Panel嘉宾介绍

John Xu徐军博士:济民可信美国新泽西研发公司(Jemincare Therapeutics)联合创始人和CEO。公司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利用当地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引进海外项目,并继续在国内推进临床进展。

Cynthia Cai蔡小嘉博士:北极光创投高级顾问,负责美国区医健投资业务,之前就职于安捷伦科技公司(Agilent Technologies )20余年并担任全球市场资深总监。

Haolin Sung宋豪麟:台湾天使投资机构Chaperone Investment执行合伙人,并担任旗下细胞疗法公司震泰生医(Celtec Life Solution)首席财务官,曾任台湾最大生物医药投资机构的投资总监。

Brad Loncar:独立投资人、分析师,创建专注生物技术领域投资的Loncar Investments并担任CEO。于2015年三月推出了Loncar肿瘤免疫疗法指数,重点关注和分析肿瘤免疫领域内表现最突出的30家上市公司。2018年八月在纳斯达克发行了一支中国生物医药的交易基金(ETF)。

▲ Panel嘉宾及组织者合影

以下内容根据Panel现场录音整理。

Q1:您投资的衡量标准有哪些?包括领域、阶段、融资金额、战略考虑等。

John:济民可信新泽西研发公司其实本身不做投资,但是大家知道从去年开始,因为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仿制药的新政策,许多仿制药生产企业开始向创新药企业转型,因此对新技术、新靶点产生了强劲的需求。济民可信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了研发机构,自主研发小分子和大分子药物,同时我们在生物技术聚集的新泽西州成立了研发公司,引进相对比较成熟的临床期项目作为补充,从而建立理性的、长期可持续化发展的产品线。

Cynthia:北极光创投主要关注早期的项目,以A轮居多,占大约70%,另外有大约20%的项目相对早期(seed轮),也有少数参与B轮融资的项目。就领域而言,北极光关注跟医疗健康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尤其是有核心技术含量的项目,涵盖生物制药、医疗诊断、基因检测、数字医疗等。(这次会议聚焦的)基因和细胞疗法领域也在我们的关注之中。去年北极光在美国投资了两个相关的项目,其中一个是专注于肿瘤免疫疗法的Immune-Onc公司,另一个是从吉利德公司独立出来的Teon。我们在美国的投资刚刚开始,今后会特别关注有国际视野,面向不仅仅是美国,也有中国发展策略的标的。

Haolin:我们主要是做天使轮投资。众所周知,这个阶段的公司因为还太早期尚未有产品雏形,融资难度很大,我们团队里的专业人士,特别是我们的专业顾问团,可以提供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建议。相比于一般的天使投资人,我们的投资更长期一起,可能会一直到A轮融资结束,希望能帮助科学家将产品和技术从概念一直推进到进入临床阶段。与我们的专业领域相应的,我们投资的公司包括肿瘤治疗、细胞疗法,以及几家医疗器械特别是医学影像器械。

Brad:与前面几位嘉宾相比,Loncar Investments关注的是更后期、成熟的、已经上市的公司。我们最看重的指标包括透明度、扎实的核心管理团队。比如,我们现在关注的中国生物医疗公司都是在港交所或者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谈到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标准,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能给行业带来真正的改变和提高。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全球包括中国的生物医疗投资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其中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于,拿胰岛素举例来说,100多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发现了胰岛素,之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改进,在过去,可能每次小改进都能让公司赚到钱,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只有真正的从技术上或者疗效上进行革命性的变化,才能获得市场青睐,我认为这是好事。比如这次会议讨论的细胞免疫疗法、基因治疗,例如以CD19为靶点的CAR-T,可以使一些之前无药可救的癌症患者完全康复,这些进展在近几年来得到了投资界的热切关注,我认为这是医药投资界一个让人欣慰的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是,其它领域比如零售行业的资本也开始以风投等形式注入医药投资,这是最近四五年来才有的事。我认为这也是件好事,因为细胞疗法等新技术,其疗效在临床早期就能显现出来,其研发商业化也比传统的药物更快,比如CD19的CAR-T疗法,三年前开始临床试验,现在就已经进入市场。以前常听到的(传统)药物开发需要耗时上十年、数十亿美元,而现在的一些革命性疗法比如细胞疗法、基因疗法,由于在早期就能看到迹象,因此也就能在早期看到价值。所以我们看到Juno从创建几年后就被新基(Celgene)以90亿美元收购。因此早期的投资对这些革命性的技术领域非常的重要,也更有市场和社会价值。

Q2:John,济民可信新泽西研发公司年底才刚成立不久,对中国药企来说,像这样的在海外建立研发公司积极寻找并引进技术和产品的方式是否常见?能否介绍一下2019的发展策略?

John:我们所在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不少跨国药企的总部都设在这里;另外,我们周围大概有十来家国内药企在当地设立的子公司,他们有的做商务拓展,有的主要做FDA申请,有的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有的还从事药品生产。我们公司的策略有些特别,因为我们的母公司济民可信可以在中国提供强大的销售支撑,我们有1万2千名员工,其中有6千名销售人员,建立了涵盖1100家一线大型医院的销售网络,可以为我们丰富的产品线提供销售支持;同时我们有强大的资金和临床团队,可以在美国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在普林斯顿地区,因为这里有丰富的药企资源,招募专业的临床研究人员也很方便。

对早期的生物技术公司来说,与我们合作的优势在于,我们自己有资本支持,不一定需要风投资本,而且我们自己有实力和团队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另外我们有丰富的药品申请经验和完善的销售渠道,因此与我们合作的话,团队组建和资源整合会更快速。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的仿制药生产企业因为政策的原因将向创新药企业转型,那么他们也将会想把新药推向美国、欧洲等海外市场,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在海外进行临床试验,我们也可以与这一类企业建立合作。

因此,我们可以跟中国和海外的早期生物技术公司都建立起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使我们的产品线不断丰富,由研发公司将成长为制药公司。

Q3:Cynthia,您提到2018年北极光创投的投资项目中,医疗健康领域占30%,其中包括在海外的投资,您个人主要是看医健领域的项目,能否介绍一下2019年的投资策略?

Cynthia:北极光创投有十四年的投资经验,管理着总共45亿美元的10个基金,支持了大约300个创业公司。四年前扩展到医健创投领域,参与投资了华大基因,支持创建了燃石医学等优秀的企业,近两年加大投资生物制药,这个方向在2019年还会继续。像Brad说的,生物医药相比以前的药物开发周期有所缩短,成功率也有所增高;其次,正如硅谷银行在China Focus@JPM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2018年全球生物制药风险投资比2017年增长超过了50%,根据Pitchbook的资料,这是去年投资增长幅度最高的领域之一。从种种迹象来看,我认为这种增长趋势会继续。此次大会上,我也看到了许多细胞和基因治疗、肿瘤免疫治疗的技术,呈现出快速良好的发展。因此综上各个方面,我认为生物制药领域的投资会继续发展。

Q4: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中国的生物技术和医药行业的许多变化和发展,比如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这一非常严格的监管机构,将会激励更多的中国新药进入临床;香港证交所允许盈利前的生物技术公司上市交易;最近出台的“4+7”新政将刺激更多的中国制药企业从仿制药生产向创新药转型。从您自身的经验和角度出发,您认为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里哪些方面会获得最大的发展,您看到的机会在哪里?

John:比如主持人你提到的仿制药新政,中国过去有5000多家仿制药生产厂商,因为当时缺乏监管,一些并不合格的仿制药生产商也有生存空间。但是近年来中国药监局出台了相关政策,仿制药需要通过药效等同试验,随着中国药监局的标准向国际靠拢,这些试验的严格程度和成本使许多仿制药厂很难再有盈利空间,不得不寻求转型。我们的母公司济民可信是做中药起家,在这样的形势下也感觉到压力。

中国市值第一的制药企业恒瑞医药在十年前就进入美国,在美国一共有四个分公司,一个在波士顿做大分子,三个在普林斯顿地区,分别做小分子、FDA申请和临床试验,在国内还有几千名研发人员。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产品线储备和布局,所以恒瑞尽管目前的产品销售额低于济民可信,但的市场价值更受到认可和青睐。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许多中国药企都会跟随恒瑞的脚步。

Cynthia:我认为中国的生物医药繁荣发展将主要基于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大,这是个有利因素,临床试验所需的时间和费用都相对较低,随着监管政策的继续规范化,这将对新药研发产生很好的推进作用。另外在数字医疗方面,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我觉得中国在数据采集方面也会有很大的优势。不过中国的生物医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少药企有跟风的趋势,CAR-T研究取得了进展,于是有上百个临床试验都一起上,而且很多都是针对同一个靶点CD19。这些问题相信随着市场的成熟,会慢慢地改变。

Haolin:我注意到三个趋势。一是中国的投资人偏好名气大、影响大的领域,比如基因疗法、细胞疗法,2017-2018年中国一共有超过200个CAR-T临床试验。但是我们发现,这200来个临床试验中许多并不符合美国的CMC标准,这意味着那些产品最终无法商业化。所以,对于采用CMC标准进行临床试验的企业来说,还是有竞争空间的。

第二个我注意到的趋势是,中国的投资机构会对非常尖端的技术和发现进行投资。比如药明康德、泰格医药这些排名最靠前的CRO,他们在做外包的过程中发现有前景的先导化合物,自己也会成立风投基金进行投资,这是学习了Alphabet和谷歌的做法。

第三个趋势是数字医疗和智能医疗在中国发展得很快,将数字科技应用到医疗,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在中国收集病人数据比在西方国家要容易很多,因为对病人隐私的观念和认识不同,而数据获取是大数据和智能学习的关键,因为我认为在数字医疗方面,中国会很有优势,这一趋势在未来的几年内也会继续。

Brad:我同意前面几位嘉宾的观点,想再就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一点做些补充,就是仿制药向创新药的转变,之前做仿制药的企业为了存活,也不得不向创新药企业转型。去年12月的时候,中国出台了试行政策,将多个城市的药物医保系统中心化,进入医保系统的药物将获得所有市场,这使得许多仿制药的价格急剧下降,有的仿制药价格甚至降低了70-90%。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件好事,但对于许多仿制药企业来说无疑是行业巨变,它们要么通过并购的方式增大企业规模,要么也开始做创新药。

我们投资的一家中国制药企业,复星医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复星本来是做仿制药,但是你看它在过去短短几年间的大动作,去年它与Kite Pharma(以研发CAR-T闻名的年轻生物技术公司)签了授权协议,前不久与Revance签了一个下一代肉毒杆菌毒素的授权许可,它旗下的生物药公司复宏汉霖将在港交所上市。

我认为会有更多这样的中国大制药公司走这样的路线。美国的不少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走在研发的前端,而许多中国大制药公司为了生存,需要在创新药方面迎头赶上,正在迅速的进入诸如基因和细胞疗法这样的领域。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Q5:Haolin,我台湾的生物医药行业生态与中国大陆有所不同,比如监管流程、医保系统、融资等。请您谈谈您所观察到的两岸差异,以及对想与大中华地区建立合作关系的美国企业来说有什么样的机遇?

Haolin:从我的角度来讲,中国大陆的发展速度比台湾快得多,十年十五年前台湾更先进,但中国大陆已经赶上了,甚至已经超过了。但我觉得有一点台湾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台湾临床实验的质量和可信赖度还是很受西方承认的,这也是我们在极力推广的,台湾有标准化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有很丰富的临床试验经验,台湾与大陆的遗传学背景高度接近,从监管层面来讲我们预计台湾的临床试验结果将会受到大陆承认。

对于初创生物技术公司来说,我想强调的是台湾非常适合做前期的研发和早期临床,因为性价比很高,现在在台湾做研发的成本比中国大陆更低。科学家、创业者在有候选药物后首先想知道的是,是否能在人体内有效,我建议可以考虑先在台湾做早期临床。

Q6:Brad,你最近刚推出了Loncar中国生物医药股票指数,正在积极地寻求和扩充投资项目,能否介绍一下你眼中的中国生物医药股和通常接触到的欧美生物医药股有何区别?

Brad: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中国生物医药的爆发期,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一样。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曲折,可能会比较脆弱,但我认为许多有利因素正在慢慢聚集到一块,许多变革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许多创业者和科学家已经在研究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药监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港交所针对生物技术公司上市的新政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在这之前,中国股票市场没有专门的生物技术板块,这一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股票市场本身。比如风投机构可以在投资生物技术公司后更早获得投资回报,再转而继续投资初创生物技术公司。

以上这些事件,如果只是一两件可能只是让人兴奋而已,但是当上述事件都接连发生的时候,这就相当了不得了。这个过程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港交所最初上市的两支生物技术股,其股市表现不尽如人意,这可能是因为许多投资人对生物科技股还不是那么熟悉,不知该抱什么样的期待。如果你只关注股市分析本身,就会觉得更为悲观。但这正是美国几十年前经历过的事情。

美国最早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一开始股市投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它。那时的JP摩根和美国大投行,他们的律师甚至都建议不要参与JP摩根的生物技术大会,因为他们不知道生物技术投资会走向何方。所以我们现在在香港股市生物技术股看到的许多担心、许多反复,跟美国当年经历过的一模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生物技术本身是一个很特别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它的成长过程会有挫折,但大方向还是往前的。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质量。我们的ETF包含了28支中国在海外上市的生物技术股,22支在港交所、6支在纳斯达克。比如百济神州,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公司,去年百济神州跟新基(Celgene)签了授权协议,我觉得百济神州未来是中国的新基,甚至比新基更大。现在的上市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中,我认为有未来的新基、安进、基因泰克,它们才刚刚开始,它们的科技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再比如,再鼎医药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公司。再鼎的CEO杜莹女士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现在再鼎在积极的引进授权许可。曾向再鼎授权许可开发一款抗癌药物的公司TESARO,前不久被葛兰素史克以51亿美元收购,而再鼎享有该药物的中国权益。这款PARP抑制剂药物将在抗肿瘤领域大有作为。

又比如在港交所上市的Innovent(信达生物),美国的投资者可能才听说这个公司,以为是个一夜成名的企业,但其实信达生物在过去的六七年里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Chi-med(和黄生物)是另一个例子,它成立于20年前,其VEGF抑制剂最近获批,而它在7年前就开始了该药物的研发。

我给投资者的建议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大量资本注入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美国的生物技术投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这个领域的投资不是稳赚不赔的,科学研究需要花时间,而且有风险,我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像信达这样的公司,听起来像是突然成功,但实际上是厚积薄发,是多年的高质量研发的成果。

John:我想补充一点。许多欧美的生物技术公司愿意与中国药企合作,一是因为中国药企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并打开中国市场,二是因为可以在中国做临床试验,可以缩短周期、降低成本。中国加入ICH之后,这样的合作将会更多。

观众提问环节:

Q1:您认为CFIUS会(对医药跨境投资合作)带来什么影响?

Cynthia:CFIUS是美国政府针对来自境外的投资出台的政策。首先,对于生物医药开发领域,我认为其成果是为了造福人类,如果像大家担心的那样,不允许跨境的资本进入美国参与新药的研发,限制国际社会对先进的医药技术合作开发,我个人认为那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倒退, 因此也不希望看到。相比之下医疗数据和基因信息受CFIUS的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其次,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去年全球的生物技术医药领域的投资,中国的投资额已经和美国非常接近,而且有不小的比例是投到美国的医药创新公司里的,如果美国对外来投资进行限制,我想,更担心的可能是美国的医药企业,因为那将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缺口。另外我们知道所有的跨国大药企都在寻找和中国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合作应该是必然的。

最后一方面是从具体实施的角度,目前美国政府尚没有出台CFIUS对创新技术具体的解释细则, 如果像征求意见稿的面那么广的话,对实施部门的人员压力也将是巨大的。

对于北极光创投来说,我们的美元基金来自于美国投资人,因此目前认为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布局长远的投资和合作,所以我们会关注法规的变化,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投资策略的实施。

Brad:我要补充的是关于成本的影响。拿生物技术来说,CFIUS不是说境外资本不能投资,而是需要申请,但是这就造成了额外的成本。这对于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来说没什么,但对于较小的投资机构和初创公司来说,这笔花费就可观了,所以我预计会对想要跨境投资的小机构产生影响。

另外所幸的是,截止目前,跨境的授权许可并未受影响。

Haolin:目前的CFIUS审查过程因为没有公开细则,所以会给申请人带来不确定性,而且审查时间也是个未知因素。

Moderator:可能更多的是对投资人心态带来的影响。我之前与哈药的交流中得知,哈药最近投的一个项目就受到CFIUS审查,需要提交申请,结果申请通过得比他们预期的要快。另外也有一些中国药企表示,他们将把投资重心转向欧洲,正好欧洲的项目平均估值比美国更低一些。

Q2:请介绍一下中国投资人的资本来源有哪些?

John:来源有很多,中国有私人基金,也有政府来源的资金,比如许多地方政府会建立工业园,吸引科技公司入驻,并且会向这些公司投资,资金可能包括政府来源和私募基金。

Haolin:每个投资方的资金来源可能都有所不同,因此最好问清楚,投资方和被投资方都需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Q3:我们是韩国公司,请问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在与中国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语言和文化差异可能会造成一些障碍,该如何解决?

John:这是个好问题。拿我们公司举例来说,我们在美国的研发公司的人员都是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在谈合作的过程中,语言和文化上并不存在障碍。所以我建议与中国企业合作时,可以通过它在美国或者你所在国家设立的分公司,因为他们熟悉如何与外方合作。

之前有关于与中国企业合作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忧,同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企业在海外设有分公司,那么,一方面这个企业应该比较有实力,另一方面这个企业尤其是分公司更可能遵循国际规则,更容易合作。

Brad:中国药监局近年来进行了许多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承认海外的临床试验数据,因此已经在其他国家做完临床试验,不用再在中国重新做一次,这意味着进入中国市场比以前要容易许多。这一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资本涌向欧美的生物技术和医药市场。不幸的是,这一改革后没多久又遇到CFIUS,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但长远来看,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中国向海外的生物医药投资会继续增长。

Q4:Brad,你刚才提到了百济神州。最近百济神州的股价经历很大起伏,百时美施贵宝(BMS)收购新基(Celgene)的消息出来后,百济神州股价大跌,你认为这对百济神州有什么影响?

Brad:百济神州研发的PD-1抑制剂,将中国外的权益许可给了新基,这本来是一个里程碑事件。百济神州股价大跌的原因是,BMS收购了Celgene,而BMS自己的明星药Opdivo也是PD-1抑制剂,它不可能再花大力气去开发下一个PD-1抑制剂,来与自己的明星药争夺市场,即使这个药更好。

然而,世界还是公平的,美国监管机构有可能会让BMS退回百济神州的PD-1抑制剂授权,或者百济神州有可能说服BMS,或者有其它机会。现在有那么多PD-1抑制剂在研,但比如安进(Amgen)就还没有PD-1。

但是这肯定需要时间,百济神州与Celgene的许可协议问题可能还需要至少一年才能解决,其股价受影响还是主要因为这里面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找到新的许可对象,可能收益也不如之前与新基的授权协议那么丰厚。总之,这次是百济神州不太走运,因为百济把许可卖给Celgene的时候,Celgene真的很需要PD-1抑制剂,而市场上有两个PD-1抑制剂明星药,偏偏是拥有其中之一的BMS收购了Celgene,事先谁都不会预计到。

Cynthia:医药投资并购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例子也更加说明了合作,包括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 Panel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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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自行上传,并且作者对本文图文涉及知识产权负全部责任。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邮箱:guikequan@hmk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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