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写了一篇文章《也聊聊无痛分娩》,谈了一下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开展无痛分娩试点工作并准备在全国范围内以点带面大力推广无痛分娩技术的看法。
文章发出后,阅读量很快超过十万加,并引起了医疗同行尤其是麻醉医师兄弟姐妹们的强烈反响。但阿宝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所以决定今天再写几句。
首先我再强调一遍:我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大力推广无痛分娩,减轻产妇痛苦,增加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改革思路是完全支持的,也绝对相信我们领导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去推动和谋划这件事情。
但问题是,良好的动机未必一定有良好的结果。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铺就。对于这一点,我们历史上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教训,我不再浪费时间举例。
铁人王进喜有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句话,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理想放弃努力,但要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首先要“创造条件”。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马列主义,是艰苦奋斗。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是唯心主义,是瞎指挥。
中国现在10%左右的无痛分娩率,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说它低它就低,相对于欧美85%的无痛分娩率,这个数字无疑是很低的。
但你说它高它还真就高,相对于中国大陆的麻醉医生数量,10%这个数字,已经高的惊人了。
一个直观的参照是我们的邻居日本。2017年日本的人均GDP是38428美元,是中国的4倍以上,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
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其无痛分娩率是多少呢?说出来吓死你。
2016年,日本无痛分娩率达到了创纪录的6.1%。是的,你没有看错,不是61%,而是6.1%!
而此前的几年,日本的无痛分娩率更是低的惊人:2008年仅有2.6%,2014年仅有4.6%,2015年只有5.3%。
换句话说,中国的无痛分娩率,已经把日本远远甩在身后,比日本高近1倍的水平!
同为发达国家,为什么日本的无痛分娩率那么低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麻醉医生的缺乏。
2017年,日本麻醉医师协会会员为1.3万人,以此计算的话每万人拥有麻醉师数量仅1人左右。而美国为2.5人,英国为2.8人。
换句话说,日本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师数量,仅为美国的2/5。
日本麻醉医师短缺的原因比较复杂,因与主题无关,在此不再展开讲述。
麻醉医师的职责绝不是打一针让你不痛那么简单,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医师的要负责整个手术期间患者的安全保障和抢救工作,其责任和压力甚至超过主刀医生,但其风光和在患者及家属面前的存在感却远不如后者。
麻醉医师不足的结果,是临床服务能力的严重短缺。在中国,无痛胃镜无痛肠镜无痛纤支镜等的麻醉工作都是由麻醉师负责,而日本则往往由内科医生自己动手。由于专业性不足,这种麻醉往往达不到让患者最舒适的效果。
3年前,一位医改委员和大学教授到日本见识了一下日本的胃镜检查,回来对日本的麻醉方法赞不绝口,说日本医生给患者做胃镜时都采用静脉镇静,患者全程清醒,感觉这种做法太先进太高级了。这位委员指责中国胃镜全麻是小题大做,强烈建议中国医生学习日本技术。
其实呢,中国无痛胃镜检查多采用静脉全麻,这是最舒适体验最好的麻醉方式。日本则普遍采用咪唑安定、杜冷丁、654-2等药物做静脉镇静麻醉。
静脉全麻有呼吸抑制风险,需要麻醉医师。而镇静麻醉风险小,不需要麻醉医师。
日本由于严重缺乏麻醉医师,故而被迫放弃效果最好的静脉全麻,大量采用镇静麻醉,由内科医生自行给药。
中国的这位医改委员把日本这种无奈之举吹上天,同时鄙视中国采用的效果最好体验最好的胃镜无痛技术,我也是醉了。
一群外行自以为是的外行指导内行,偏偏这群外行毫无谦虚心态和学习精神,且常常盲目崇外,这也可以作为为什么中国医改常常南辕北辙的一个注解吧。
哦,好像又不小心扯远了。
由于麻醉医生的不足,日本的无痛分娩也一度由产科医生自行操作,因此事故频发,学界政府紧急叫停不规范无痛分娩。而日本的无痛分娩率,也就始终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在麻醉医生缺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尤为严重。
人手不足的结果是麻醉医生工作量过大,工作量过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日本麻醉医生选择自由执业,由类似中介公司的机构安排在不同的医院走穴,很多自由执业的麻醉医生不承接急诊和夜班麻醉工作,而这又加剧了临床麻醉医生的不足,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而中国呢?
根据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约有7.66万麻醉执业(助理)医师,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生仅为0.5人。
也就是说,中国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生数量,是日本的一半左右。
而同时,中国的无痛分娩率,比日本高一倍左右。
别忘了,和日本不同,中国的麻醉医生还承担了无痛胃镜无痛肠镜等麻醉工作,负担远比日本麻醉医生高的多。
现在,你还觉得,中国10%无痛分娩率这个数字很低吗?
不仅不低,这个数字已经高到堪称奇迹!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中国麻醉医生群体长期以来高强度长时间的廉价劳动和无私付出。
乃至,生命的代价。
2017年1月9日,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一名麻醉科医生在值班过程中猝死。
207年6月28日,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一位麻醉规陪医生猝死;
2017年7月26日晚,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一位年仅30岁麻醉医生值班时猝死。
仅仅6个多月时间,中国就有3位年轻的麻醉医生猝死。
任何人都是有生理极限的,麻醉医生也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可以说,中国的绝大部分公立三甲医院,麻醉医生都处在高强度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对这样一个群体,任何试图继续给他们继续加码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医生危险,对患者也同样危险。
改革者可以仰望星空。
但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必须脚踏实地。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先创造条件再上。
没有条件,也不创造条件,闭着眼睛强行上,那不是改革,那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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