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通：好的麻醉医生 一定是风险前的预判家

“病人总是可爱的，尽管他们不熟悉麻醉医生，尽管他们醒来会说，医生的刀开的真好，我一点都不疼，你可以抿嘴笑笑，但还是得爱他们，要有爱心和耐心。”

李士通，市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上海医师协会麻醉科分会委员。1997年获上海市卫生系统第六届“银蛇奖”，主要从事麻醉药物对循环功能的影响及其机理的研究。

他做过上海市医学会麻醉分会第八任主委，在他任上，着实做了许多事，其中一件是编撰了上海麻醉史，为前辈立传，为行业留下了历史的记载。另一件，他和同道们提出了麻醉学科的发展方向，将麻醉学衍生到围术期医学，并且成为业内共识。并成功举办首届东方麻醉和围术期医学大会。

“除了安全，还是安全。”他说，麻醉医生在手术室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显示器，手术台，病人，各种设备的声音，都一一摄入眼帘和耳膜，如果出现了异常，必须第一时间警觉，迅速反应。“其实这还不够，一个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是必须会预判的，主刀医生这一刀下去，血压是否会升高，还是会降低，都要做出预判，不能等发生了事情，再去处理。”

他坦言，一台手术好的麻醉是三部曲，术前风险评估，术中维持安全的生命体征，术后恢复效果最佳，“都说衡量外科医生的本事由麻醉医生说了算，其实，倒过来也一样，外科医生对麻醉医生的水平也最有发言权。”

他的内心是有隐忧的，中国的麻醉医生按照欧美国家成熟的医疗配置，需要40万人，而现在，举国只有8万人。“每个麻醉医生都是超负荷工作，就在前两年，我还经常有过32小时都在手术室顶着。”

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从陕西武功到南京，再到上海，在市一医院担任科主任近二十年，打下一片大好河山。如今，他刚卸任科主任，终于有时间在周末打理他的菜园子。“这片菜园子，是我的桃花源，心里烦的时候，就去锄草，施肥，看那些蔬菜瓜果长势喜人，所有的烦闷都消散了，我的地里长着青菜，萝卜，冬瓜，扁豆，辣椒，蒜苗，二十多种，伺候这些，也要有爱心和耐心，它们舒坦了，也就长的美。”

他心中装着一部麻醉史，他告诉我，国际医师节，也与麻醉有关。

其实我知道那段历史，1842年3月30日，美国乡村医生朗用一块浸有乙醚的布覆盖麻醉给病人做颈部肿物手术成功，整个手术都是无痛的，这是第一例乙醚全麻。然后，他收取了患者25美分的麻醉费用和2美元的手术费用。这个乙醚麻醉的纪念日，后来成为美国一年一度的医生节，并被欧美国家普遍采纳，成为国际医师节。

“在麻醉技术被使用之前，外科手术绝对不是什么文明的事。在麻醉剂出现之前，医生的最大任务就是加快手术的速度。英国最伟大的外科手术医生罗伯特曾夸口说，他仅用29秒就可以截断病人的一条腿，但不幸的是，他还同时切掉了患者的其他部分以及助手的手指。在中世纪，欧洲的手术室都设在人烟稀少的荒山上，因为患者手术时的惨叫声实在让人们无法忍受。当时采用的麻醉方法有用一根木棍将患者打晕，这叫棒麻，还有用绳子捆住患者的四肢，按在床上进行手术，这叫按麻。甚至用冰块使病人的四肢变得麻木再对其截肢。”他向我诉说着骇人听闻的麻醉史。

“好在，历史车轮是滚滚向前，将来AI会取代麻醉医生吗？”我问。

“不会，人工智能不会预判。预判需要细致入微的洞察，这是麻醉医生的心法。”他坚定地说。

1959年，李士通出生在甘肃兰州，父亲是解放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毕业于国立西北医学院（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是一名内科医生。说到学医，李士通坦言，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这个影响也延伸到了第三代，他的儿子如今也是一名骨科医师。

“我出生第二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父母带着我回到老家陕西武功的农村。每逢周末，父亲从县医院回到家，村里的人就会上门来看病，有时半夜有人得了急症来敲门，他披件衣服就出去了。父亲给我的印象有两个，一是非常忙碌，二是受人尊敬，就连邻里纠纷都会有人请他去主持公道。那时候起，我就想成为父亲一样的人，做医生。”

1977年，李士通顺利考取南京铁道医学院，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我高二就参加了高考，成绩是全市在校学生的第二名，读的是临床医学系，觉得自己满幸运的，是正儿八经的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我们班级同学年龄差距巨大，最小的15岁，最大的31岁。一代人的青春，一旦有了转机，求知如久旱逢甘霖。”

大学毕业后，李士通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留校，在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当时选择麻醉科，自己也很意外，其实大学里课程最少的就是麻醉科，只有8节课，对麻醉科根本不了解，说不清为什么就选了，可能就是有缘分。”

从懵懵懂懂，边看边学，边做边问，一直到独立操作。在附属医院，李士通除了把麻醉临床基础打牢了，更重要的是点燃了对麻醉的热情。三年后，他参加考研，考取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麻醉专业，研究麻醉对循环系统的影响。

“同济医大协和医院，规模大，病人多。医院的眼科、耳鼻喉科、心脏外科、麻醉科等十几个科室在全国都属于重点学科，我在武汉读研3年，又工作了7年，临床上得到很大的锻炼，研究思维体系也建立了。如果说在南京的三年是起步，那这十年提升了视野，在研究方面打了基础，参加了各种培训。那时候还不兴发表SCI，但我已经开始发表了2篇英语论文。离开武汉时，已经做了两年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也做了科室副主任。”

1995年，也是机缘巧合，李士通来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担任麻醉科行政副主任。他认为，来上海错不了，因为上海改革开放早，发展迅速，跟国际接轨，麻醉这条路可以走得更远。

李士通刚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时，麻醉科只30多个同事，手术量也不大，一年的手术量在6000例左右。他笑道：“2017年手术量在8万例，人员效率和手术质量都在提高。科室现在有50位麻醉医生，加上进修生、研究生、麻醉护士，总共100多人。虽然比之前多了一倍人，但手术量翻了十多倍，所以麻醉科的人手还是不足，这是全国医疗行业普遍遇到的问题，国家现在缺口30万麻醉科医生。最忙的时候，我自己经历过32个小时持续工作，那时候年轻，熬得住夜。其实很多医生都是这样，看病人躺在那，根本不想着睡觉。”

1999年，李士通赴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麻醉科进修，主攻药物临床试验——一些新药用在病人身上是不是安全，观察病人各项身体指标。同样的研究，当时国内还没有起步。在美国一年多，除了完成临床研究发表论文，还获得一项门诊麻醉基金会优秀研究奖和一项优秀论文奖。

“在我看来，国外的麻醉医生大都经过系统培训，标准化很高——比如病人的体位、药物和检测仪器的摆放位置，都有统一要求，整个流程执行非常严格，配备的医务人员也很多，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的关系友好，相互尊重。而国内的模式，规范度不够，麻醉医生水平参差不齐。”

回国后三个月，李士通接任麻醉科主任，他给科室定下的首要目标是安全。“2000年前后，麻醉科还是风险较大的科室，医疗事故和医疗伤害频繁发生，不管是什么原因，麻醉意外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控制安全。”

第二个目标是，学习国外的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即使做不到全国最好，至少从我们这里走出来的麻醉科医生，要有基本统一的标准，水平都在伯仲之间。”

第三个目标是，科室水平的发展。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泌尿外科、心血管外科、器官移植等重点学科十分强大，这些手术对麻醉科的要求更高，也在不断督促着麻醉科的发展。“挑战最大的是肝移植，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肝脏移植起步很早，上海的肝移植质控中心也在这里。2000年我们开始做器官移植手术，2002年开始做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肺移植等复杂手术，四五年后，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才感觉科室走上了满意的轨道。”

众望所归之下，李士通担任过第八届上海市医学会麻醉科分会主任委员。期间，他主持了上海市麻醉发展史的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通过走访老专家、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力求客观公正记录历史。

“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高效安全的麻醉技术。而上海的麻醉学科在全国是发展最早的，应该把有贡献的人们和重要事件记录下来，总结经验，促进发展。”李士通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组织会议，邀请老教授参加，挖掘各医院的麻醉历史，编撰了上海麻醉史。“为前辈立传，为行业留下历史的记载。”

同时，他对麻醉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全体委员一起，充分认识到麻醉学科的发展方向是围术期医学，必须关注手术和危重症患者的长期预后，2012年成功主办了首届“东方麻醉与围术期医学大会”，到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在国内外取得良好反响，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也于2016年将围术期医学作为麻醉学年会的主题。

在主委任上，李士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麻醉学科的发展方向上。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麻醉科的安全性提高了。有个数据对比，文革刚结束时期，麻醉死亡率是千分之一，现在是20万分之一。但分析后发现，麻醉造成的死亡率降低了，但围手术期病人死亡率并没有显著降低，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思考，术前、术中、术后，麻醉科医生都应该去观察、评估和关心病人，在病人最佳状态下做手术，术中如何应对，术后能做什么，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

事实上，麻醉技术让外科手术有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