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澍：你想要的所有答案 就藏在你的内心

五五六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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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陈澍，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感染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细菌与真菌学组委员，上海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委员，上海医学会抗感染化疗学会委员，上海市感染病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感染病临床和基础研究，尤其擅长不明原因发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疑难危重感染病的诊治；对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自身免疫性肝炎等慢性肝炎也有丰富经验。曾获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复旦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称号。

采访笔记

“几片价格不到十元钱的药，控制住了持续几个月的发烧，之前那些抗生素已化了近万元。”“我看了一眼说，诊断不对，这是红斑狼疮，随即推翻了所有的治疗，病人得救了。”他有条不紊的叙述，听他的叙述，我有些恍惚，我觉得他是一个持着一根“天机棒”的人，在一头失控的猛兽搅得天旋地转，人仰马翻，堪堪就要大祸临头的最危急关头，果断出手，扣住了命门，一发击中，天地刹那间寂静下来，猛兽已被降服。

陈澍，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擅长长期不明原因发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各种疑难危重感染性疾病。

“发热待查”，是许多感染病人最为常见的病史记录。若病因迟迟不明，简单的发热也可能成为疑难杂症。华山医院感染科，从事感染医疗半个多世纪，治愈了包括“发热待查”在内的无数疑难杂症病例。

“发热待查，我的病人有十三年病程的，我们寻找因果，寻找病因背后的逻辑，每个细节都不放过，然后找出疾病的真相，人的真相，我迷恋全部的破案过程。”

他把诊断过程称为破案，这非常符合他缜密的性格。“高明的内科医生，讲究艺术一般的破案，如同一幅水墨画，在水墨氤氲的弥散中，找到画魂，这与外科医生工笔画的精致无二，浑然不同。”

他坦言，作为一位感染科医生，需要得其医学的灵性与神髓。“灵性来自基本功，悟性，经验，而经验需要机缘。”

他的老师翁心华教授给了他足够的机缘，老师有个外号——我国医学界的“福尔摩斯”。“老师常说，病因藏在蛛丝马迹中，一不小心，线索就会从眼皮下溜走。有个病人常年低烧前来求诊，老师几乎把他所有生活细节兜底翻了一遍，然而，破绽还没现身，老师不死心，让病人脱衣检查，发现睾丸肿大超过常人一倍。答案出来了，原来，病人当年在西北工作负责接生小羔羊，感染了罕见的布氏杆菌。用了两种最基础抗生素后，持续低热就此消失。类似例子，不计其数，我跟着老师多年，同事们说，他是福尔摩斯，我就是华生。”

他不满意这样的提法。不过，尽管他不愿意被当做华生，但是我觉得，他有华生一样的正义热血和丰富情感。他一度被我逼得眼眶泛红。“95年，我刚工作不久，那是一个年轻女孩，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我陪着她，每天抽完胸水就陪她聊天，她说，医生，真过意不去，我没多少日子了，以后不会麻烦你了，谢谢你。弥留的时候，她又对我说，医生，救救我，我不想死，我很害怕。那时候我拼命想，一定要救活她，当时的想法很幼稚，很多疾病，我们至今无能为力。”

事实上，我知道，他绝不甘心做华生的，他希望有福尔摩斯一样能透过现象直击本质的能力。他让我回想起三十年前捧回家的沉甸甸的四卷本，封面上是一个吞云吐雾的人物侧影，接下来是《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所有作品都有一个相似的开头：阴暗的伦敦天空，贝克街221号B座中温暖的壁火，侦探正对着一个事物大发议论，这时，一个不速之客闯入房间，开始述说他遇到的麻烦。

“那么多的线索，那么多的碎片，那么多自相矛盾和互相抵触的证据，会蒙蔽你的眼睛，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要反观你的内心，那里可能有你想要的所有答案。”说话的时候，他就是贝克街221号那位孤独的侦探。

1

思维的挑战

1971年，陈澍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家中书柜里中医的典籍，针灸脉络图谱和古方医案，陈澍从小就耳濡目染。

“那时候也没什么课外书，那些医书也挺有趣的，就似懂非懂的看。事实上，感触最深的，倒是目睹了父亲的行医过程，他治病救人，处处受人尊敬，常常有病人千里迢迢赶来求医，从那时起，我觉得做医生很了不起。”

陈澍终究成了一位医生，一位西医医生。

“比起中医，西医也许更容易接近真相。我对寻找真相是痴迷的，我所从事的感染科，就是一个真相乍现的学科。”1989年，陈澍进入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就读。1994年大学毕业，进入华山医院感染科。

陈澍的导师是翁心华教授，被称为中国医学界的福尔摩斯。

翁心华，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传染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顾问等。翁心华教授长期从事传染病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对长期不明发热的病因诊断、脑囊虫病治疗，各种感染病的诊断与治疗有专长，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断与治疗及抗生素的临床应用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发热待查病人的病因诊断以及种中枢经系统感染的诊断与治疗，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翁心华教授在国内首先提出吡喹酮治疗脑囊虫，曾与科内同道获卫生部科技成果进步奖乙级。

“华山医院感染科最厉害的是发热待查。发热待查（FUO），是经常规检查和治疗体温仍然不能恢复正常，诊断不能明确，称为发热待查。它是目前临床医生经常遇到的难题，由于引起发热疾病种类繁多，导致最终诊断比较困难。我碰到最长的发热待查有13年。”陈澍表示。

陈澍在华山医院实习的时候，翁教授就给了他惊为天人的感受，见他干脆利落地解除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从此便立下志向。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小女孩，父亲是个火车司机。女孩腹痛，把腹水抽出来，全是白细胞，当班医生判断是严重的腹膜炎，用了抗菌素，不好，还是痛。翁教授来查房，一翻眼皮，这小姑娘眼球充血这么厉害。他就说，我看不是腹膜炎，是红斑狼疮，谁想得到一个腹膜炎会是红斑狼疮呢？结果就诊用药，症状完全消退了，几个月以后再查，红斑狼疮的抗体全呈阳性，确诊是红斑狼疮。我觉得，翁教授太厉害了。”

陈澍说，感染科的疾病就是思维的挑战，如同破案，每一个发热待查的病人，都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做感染科医生，在痛苦的病人面前，有时候我们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一个正确的判断就能改变他的命运，能帮助病人脱离沉疴，这就够了。”

2

医学的灵性和神髓           

每个医生都曾经历过失败和痛苦，说起这些的时候，陈澍的眼里有着太多压抑不住的情感。

“那是1996年，我刚进入医院不到两年。患者是个漂亮的女孩子，28岁，当时入院原因是胸水，检查后诊断为胸膜炎。过了没多久，姑娘又来了，她身上皮肤像苔藓一样厚厚的一层——皮肤活检，发现是淋巴瘤。那时候我是她的床位医生，每天给她抽胸水。弥留之际，她拉着我的手说，陈医生真的谢谢你，这么久真的辛苦你了，我知道我快走了，以后就不会再麻烦你了。我当时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当时能做的就是每天帮她抽胸水，再陪她说几句话。后来她又跟我说，陈医生，救救我吧，我不想死，我还年轻。这个女孩对我的价值观影响最深——做医生也好，或者做其他事也好，不要轻易放弃，我们不仅是在跟疾病打交道，也是在和人心，和人性打交道，拥有悲悯的情怀，才能继续走下去。”

陈澍的老师曾经评价说，陈澍是一个有灵性的人。

陈澍坦言，医学是需要灵性的。“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病人身上不会有完全一致的表现，同样，不同病人得了同一种疾病，他们不同的生活状况、心理压力和精神状态，所反映出来的痛苦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是互联网知识爆炸的时代，所有的信息瞬间出现叠加然后爆炸，这50年技术的发展超过过去5000年，这句话应该是不过分的。新的设备层出不穷，我们可以拿到非常多的小证据，这是好事情。但换个角度来说，很多线索杂乱无章地堆叠在一起，有些是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这个时候去穿过迷雾直击真相——事情的真相，疾病的真相，甚至人的真相，是需要灵性的。”

灵性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基本功。“对任何一个检查的项目，任何一个疾病的病理类型，它的过程要了解得很清楚。”

第二是经验。陈澍尤其强调了在一名医生成长的过程中，随访的重要性。“你跟老师看过很多的疾病，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看和记录，而是用心在体会。看的时候保持着一颗探究的心——两个医生各看一百例病人，过了十年以后你会发现他们水平差别很大。甲医生看了一百例病人90个都没问题，剩下10个不对劲儿，就不停地随访、追寻答案，而乙医生认为90个没问题，另外10个不对劲儿的就不管了，两者差别就出来了。”

事实上，经验也是需要机缘的。“首先要在一个很好的医学平台，有条件看到这么多奇怪的病人，而且这个医学平台有一个好的老师和传承，能够把这些病人都搞清楚了，这个叫经验。”

第三是悟性。“悟性一半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还有一半是感觉。很多的信息证据链在脑海中会产生一种综合的反射，抽丝剥茧环环相扣。如果要做一个比喻，我们做发热待查，就像是在作一幅水墨画，而不是工笔画。这种水墨画是宏观的感觉，总体的感觉，是核心的感觉，是在矛盾里寻找主线，是时间轴跟空间轴的结合，非常有意思。”

陈澍说，医学也是需要神髓的。

“其实很多病无法治愈，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的神髓是什么？是把真相搞清楚，尽最大的努力推动它往好的方向发展。尽量让病人活得平静和舒适，与疾病共处。”

3

四颗心      

“没有慈悲心是做不了医生的。”陈澍说道。

陈澍作为华山医院的感染科医生，诊室门外的病人总是人满为患，网络上对他的评价多是褒扬感激。当然，他也不免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忙、累且焦虑。

“有一次特别累，病人是个疑心很重的患者，又喋喋不休，听不进劝，我实在受不了，走到后面工作人员通道，那是一面大玻璃窗，正对着医院的华山大道，我就把头抵在玻璃窗上，闭起眼睛，休息一分钟，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重新上阵。我不会在病人面前流露出焦虑情绪，病人来找我，都是很痛苦的。不管他来自哪里，既然挂了我的号，踏进这个诊室，我们就建立了这样一种关系：他是我的病人，我是他的医生，我要为他解决难题。”

陈澍说，医生和病人一样要有四颗心。“病人需要有四颗心：第一是信心，有战胜疾病的信心。第二是耐心，有些疾病恢复的过程是很漫长的。第三是小心，在恢复过程中不能有所起色就忘乎所以。第四是感恩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周围很多人在帮助你，医生、护士都不会不管你，不要自怨自艾；同样，医生也要有四颗心，其中耐心是最重要的——有些病人其实是心因性疾病，情绪、精神上的波动和躯体的关系，超过我们的想象。躯体疾病久了，必然产生心理问题，无论是外科还是内科医生，都要有耐心。”

感染科医生就像打太极，不需像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更需要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医生个人的力量其实很微弱，但是认识到整个疾病中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就像太极一样，恰到好处施力，也许就扭转乾坤。硬用蛮力没有用，使用很多的药物，过度治疗的结果是很可怕的。”

“有时候觉得，做感染科医生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拨开云雾，找到病痛的真相；治愈疾病，让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可以重新开始他的生活。”陈澍笑道。

口述实录

唐晔

陈教授，请问您的特点是什么，现在比较在意和关注的是什么？

陈澍

我有两个特长，一是逻辑特别清楚，我讲的话病人大多能听懂（笑）。第二是能够共情，真的是站在患者角度上考虑——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给病人选择权和知情权。

在临床上，我最有兴趣还是发热待查，科研上，是做一些细菌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我也在思考慢病化的病人，很多情况是不属于西医认为的疾病范畴，那么，我们能够帮到病人什么呢，也算是对生命的一种体悟吧。我们做医生，治疗结果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我希望过程是完美的——不要因为这个过程导致不好的结果，不要因为医疗的行为造成新的伤害——很多医疗是会有伤害的，这就需要衡量利和弊。所以，医生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评估，评估现在情况怎么样，我的方案、我的结果怎么样。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人生就挺完美。因为我的存在，病人的生活会产生一些好的变化，这就满足了。

唐晔

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医？

陈澍

当时觉得中医有些地方没法解释——现在回头看看又不一样了，只是当时不能理解中医的理论体系。我比较看重逻辑分析推理，觉得西医有证据、有推理、很严密。我很幸运，我选择的专业和我的兴趣很吻合。

唐晔

您现在觉得，中西医有没有共通的地方？

陈澍

中西医其实有共通的地方。西医是严谨的，但在严谨之外还有宏观层面的内容。我现在做发热待查，我会看起病的时间，因为疾病与其发病时间呈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如同中医中所说的天人相应，法于阴阳。我还会看病情的损害是孤立的还是与其它相联系的，比如，有一个重症肝衰竭的病人，追问病史发现三个月之前就出现皮疹了——其实是一个超敏反应综合征，吃了药以后累积到肝脏，是药物性肝损。所以，光看眼前是不够的，要把很多信息综合起来，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因果的。

唐晔

您做感染科医生至今已经有24年了，说说印象深刻的病例？

陈澍

有一次外地会诊，一位老先生发烧皮疹住在ICU，怀疑是血管炎。用了激素之后，皮疹退了，烧也退了，但是呼吸越来越困难，呼吸衰竭了，准备气管插管。我觉得奇怪，我问当地医生，考虑血管炎的证据是什么？对方说证据很多，激素有效，抗生素无效等等。我把病史细细看一下，病人先发烧，出现呼吸道症状，肺里出现炎症，打抗生素后起皮疹，去抗生素上激素后皮疹退了，然后肺的病灶越来越紧张，呼吸衰竭。把这条线一理看出来什么？先是肺炎感染，皮疹是药疹，是抗菌药物引起的。所以判断的起始点错了，它就是一个感染，而皮疹是伴发情况。当地医生当做主要矛盾，激素再用下去要出人命了，当时就改用了积极的抗菌素治疗。三天后当地医院打电话给我，病人从ICU安全出来了。

再讲个极端的例子，那天是五一节，一个电话请我赶去会诊。常熟一位患者，肾脏畸形，手术发现里面都是石头。手术之后不停地发烧，抗菌素用了十几万，小便里白细胞不多，都是阴性的。这种情况来看，整个疾病的主线是感染，有结石，有畸形。一般的抗菌素是没有用的，因为很有可能是在尿路中存在L型，或者脲原体这种非典型病原体。那么，四环素类的抗生素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才几块钱就控制了。

根据临床过程来判断，病史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找到逻辑的依据和起点，万变不离其宗。

唐晔

您现在还有时间读一些所谓的闲书吗？会读些什么书？

陈澍

我会读些历史、哲学，对王阳明的心学很有感触。

唐晔

更怀念过去还是期待未来？

陈澍

现在还没到怀旧的时候。我觉得每个阶段都非常好，我更期待未来，我相信我能看到大时代，不管从文化上还是从经济上，还是国家层面上，都将迎来一个日新月异的大时代。

采访 | 唐晔  编辑 | 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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