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医师节 | 这道“光”让刀锋不再冰冷

“刀锋”上的人文之光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樊 嘉

我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做主刀医生时的情景，第一刀划过病人的皮肤，全神贯注之中，整个身心充满着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我依然在开刀，依然每天都在手术台上感受不变的使命和责任，而在这些岁月中，我越来越深刻感悟到，对于外科医生手上的柳叶刀而言，那“刀锋”上必须有一道光芒——人文之光。

1.

> > > “光芒”之暖，让“刀锋”不再冰冷 < < <

武侠小说里的绝世高手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我想，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应当是“手中有刀，心中有人”——手中的技艺绝不能搁下，心中的病人从不能放下。因为，医生看的不仅是病，更是人。

作为医生，首先要感谢病人。医学是一门永远遗憾的科学，正是无数病人让我们成为所谓“名医”、“大师”，我们怎能不感谢那些以生命为代价、使我们技术不断进步和超越的病人呢？到目前为止，我已做了9000多例肝切除手术和2000多例肝移植手术。 对我的病人，我始终怀着一份特别的感激 ：是他们帮助我成长，特别是开展肝移植手术的最初几年，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共同度过。正因如此，虽然手术中常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有时血珠溅到眼睛里，有时不小心被针扎到手，但如果停下来，病人就可能大出血，必须坚持到手术结束——因为我告诉自己，病人把生命托付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

因为感谢他们，所以更要尊重和理解他们，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记得多年前，我的老师余业勤教授患病在床，插着胃管，紧锁眉头对我说：“看多少教科书，当了多年的外科医生，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插胃管的痛苦。”那时，我深切了解到很多病人拒绝插管的原因；也是从那时起，我提醒自己要多为病人想一想。所以，尽管现在我的行政工作很忙，但我仍然坚持每周出诊。我的病人来自全国各地，想到他们的长途跋涉和半夜挂号，即使时间再紧，我也不限号。门诊中，我遇到一遍遍重复诉说病情甚至哭泣着不愿离开的病人，也遇到过在门外候诊觉得时间过久、不停探头进来询问的病人……不管面对怎样的病人，我都不会漠视或挥手打发。 

理解病人的同时，也要学会理解家属。我曾遇到过一个陪母亲就医的女孩，从倾诉母亲病灶部位的疼痛到质疑每种治疗方案，整整15分钟，其他病人无法忍受，纷纷表示“抗议”。我叫随诊的学生陪伴女孩先坐到一边回答问题，门诊结束后，我再跟她详谈。因为我注意到女孩的心理已接近崩溃，这时，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细心抚慰，耐心解疑，让他们安心。

“察言观色”是一名外科医生的基本功：什么病人需要安慰、什么病人需要郑重提醒、什么病人“治心重于救人”…… 看病时，既要“快”又要“慢” ：诊断时要“快而果断”，解除病人疑虑要“不厌其烦”。观察细致、处理细腻， 永远怀着一颗同情心，这是医生的必备素质 ——只有真心待人，才能真正用心看病。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种疾病、一个器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家庭的希望和幸福，所以我们要用人文的光芒让医学更有温度，让医患之间更加温暖。 

2.

> > > “刀锋”之锐，让“光芒”更为闪亮 < < <

当然，单纯靠安慰和关怀患者，作用毕竟有限，作为医生，只有彻底治愈疾病，才能根本解除病人的痛苦——提升疾病诊疗水平，不仅是医生个人的不断追求，更是病人的迫切需求。

每次有年轻医生来进修，我只要看看他的打结、剪线、分离，就能知道他是否下过苦功。成功毫无捷径，对于外科医生而言，更是如此。解剖层次是否牢记于心、关键步骤是否滚瓜烂熟、操作手法是否娴熟准确，一上手术台，就见真章：你面对的是最珍贵的生命，你怎么能、怎么敢不全力以赴？

我记得我的第一位肝移植病人老徐，当时49岁，患肝癌，肿瘤直径已有7厘米，肝移植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一搏。那是2001年4月16日，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我完成了主刀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我还记得打开他的腹腔时，发现肿瘤已经突出在肝脏表面，一碰就会破，这是在影像上无法看到的景象。我先切除肿瘤，再拿掉“坏肝”，安静的手术室里，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为他一针一针缝合……终于，把一个新鲜的肝脏“种”在老徐的体内。如今，他是“上海市肝友会”的会长，也成了上海肝癌肝移植术后生存最久的“换肝人”，他的新生命已超过“17岁”。

“肝友会”的每一个病友都会为自己的重生过“集体生日”，每次吃着他们的“生日”蛋糕，我都会很骄傲，因为我用我的所学所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对于生命的承诺。 

我们为一对父子开展“父肝子受”的成人活体肝移植，我们为一个7岁孩子修整供体肝脏的减体积肝移植、我们为一对母女进行“一肝二用”的劈裂式肝移植……上海第一、全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这些病例背后，饱含着人世间的辛酸与深情，那些期盼的眼神，那些无声的托付，是我们医生一次次勇闯禁区的动力；同时，也正因为我们有着久经磨练与考验的实力，我们才能一次次闯关成功，把那些病人从死神手上抢来，平平安安“交还”给他们的家人。

如果说， 人文之光让“刀锋”变得温暖，那么同时，也要将我们的“刀锋”磨得更为锐利，让我们的精湛技艺让这道光芒更为闪亮。

3.

> > > 人文之光，照亮医学与生命 < < <

医生是一门必须终身学习的特殊职业，时时刻刻都要怀着“不进则退”的警醒，在扎实的基本功与超越常人的胆量和魄力之外，还需要一种抬头看路、用心思考、永远创新的精神，一种放眼世界、不懈进取、引领发展的胸怀。

我们成功开展的世界首例“利用切除的废弃肝脏行成人-儿童部分肝移植”，就是证明之一。那是一个患有先天性肝内胆汁淤积症、肝功能不全的6岁女孩，只有尽早肝脏移植手术才能挽救生命，可儿童肝脏移植的供体少之又少，孩子父母的肝脏又都不适合，一家人陷入绝望。机缘巧合的是，我们病房正巧收治一名病人，他的肝脏肿瘤直径6.8厘米，准备进行“肝尾状叶＋肝左叶切除术”。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大胆设想：利用这位病人手术中需要切除的“废弃”肝左叶为孩子进行肝移植。反复确认手术可行性之后，我们向这位病人说明情况。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自愿、无偿捐献其废弃的肝左叶。术前，我们医院伦理委员会也认真讨论，所有委员一致同意手术实施。后来，手术很顺利，大病人、小病人都康复出院。

“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给你，你还有什么不能为病人做呢？”这是汤钊猷院士常说的一句话：医生不能够停留在现有的医学诊断治疗的知识水平上面，还得要不断地去创新，才可能提高疗效。他十分强调医生的“软实力建设”，认为辩证思维就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的研究“微环境与肝癌发生发展关系”、“种子与土壤”关系、“消灭与改造并举”等学科发展思路，都闪耀着哲学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智慧光芒。正是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在确定学科方向、引领学科发展时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用实践去检验自己的合理质疑，努力为实现“让不能治疗变成能够治疗，让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们13亿人民、并使其都能受益的医疗办法”的目标竭尽全力。 

事实上，回顾我们攻克肝癌的艰辛历程，每一步都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走过来的。 我们一次次向肝癌发起“战役”，创造了治疗肝癌的“世界奇迹” ：从上世纪60年代肝癌号称“癌王”，最难诊断、最难治疗、预后最差，到“早诊早治-小肝癌研究”；从“不能切除的大肝癌”，到巨块型肝癌介入治疗、缩小后切除；从肝癌门静脉癌栓的“死亡禁区”，到实现外科综合治疗技术的突破，将病人的1、3、5 年生存率提升至76%、39%、26%，把“不可治”变为“部分可治”，再到肝癌门静脉癌栓形成机制及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提出肝癌肝移植适应证的“复旦标准”，显著扩大肝癌肝移植的适应证范围，写入《中国肝移植手册》，以及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防治新策略及关键机制，乃至如今的肝癌个体化诊疗基因检测……创新精神，早已融入每一代中山人的血液中。因为，我们从未敢忘打造中国医学“国家名片”的梦想：对标乃至赶超国际最先进水平，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其实，不仅是外科医生，对于所有医生而言，心中都有着各自的“刀锋”。我希望，所有医生都能拥有体谅病人的同情之心、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心、想方设法的探索之心、果敢决策的担责之心、辩证思考的创新之心——让人文之光遍照于每个角落，照亮医学，照亮生命。      

原文刊登于2018年7月6日

《健康报》第五版

特约记者 宋琼芳 齐璐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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