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六十载 八十高龄仍怀医者仁心

摄影 | 杨淑霞

采访 | 安杨

嘉宾 | 首都儿科研究所 陈育智     
 

安：您现在主要工作分哪几部分？ 

陈：医院门诊，外出交流会诊，还有基层医生的培训。

哮喘比较难诊断，多数随着年龄增大就好了，但是也有发作比较重的。有的孩子小时候就有严重的湿疹，或者过敏性鼻炎，或者父母有严重的哮喘，如果当时气道黏膜受损了，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再受到过敏原刺激，或者病毒感染，就可能复发，表现为咳嗽喘，但家长可能不太认识，会想到是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肺炎。很多孩子就是在这种反复中，逐步的加重，而不到应有的治疗。 

安：鉴别诊断很重要，所以加强基层医生培训，让他们学会鉴别诊断是您这几年重点关注领域。 

陈：目前中国孩子的生长环境、生活情况和营养状态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些病，像营养不良、小儿麻痹、重度痢疾等很少见了，特别重的、要命的病少了，另一方面，有些孩子缺少户外活动，体质比较弱，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开始多了起来。  

安：哪年开始从医的？ 

陈：1953年入北京医学院，就是今天的北大医学部，实习是在北京市儿童医院，1958年毕业分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 

安：您从医也是60年了，是儿研所第一批人？ 

陈：还有比我早一点的同志。当时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的所长是诸福棠，也是北京市儿童医院的院长。1969年，我去了甘肃下放，这个过程中儿研所又归到阜外医院。1980年，我回来。正好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从雅宝路搬到潘家园，他们搬走以后，这里就交给了儿研所，也不再叫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改名首都儿科研究所。这个时候临床随之也建立起来。 

   安：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哮喘领域？ 

陈：我们呼吸科的老主任张梓荆老师曾经说让我做哮，当时我对哮喘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病人好像不是那么多，张老师说哮喘可不光是呼道感染，以后要重点研究。

从1980年我就开始研究这方面。但当时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哮喘专业的指南。我先是在协和医院学习了一下。1982年，我国有跟澳大利亚政府的交流。我在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待了15个月，将他们的管理以及治疗方法、实验方法，还有对病人认真负责的精神都带了回来，还带回来两个雾化泵和几瓶药物，并继续想法设法引进设备，逐步把吸入药物治疗开展起来了。

90年前后，病人多起来了，随着工具等等的进步，还有十几年的经验积累，我们哮喘的防治跟国际基本上能接轨了，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了。大概有十几年吧，我代表中国的儿科医生去国际监察委员会，和每年的全球哮喘的防治。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上下气道共进”了，上下气道同时治疗，哮喘病人的控制就理想得多了。

   安：为什么在临床和教学之外，还要花大量精力做哮喘联盟这样的患者组织？ 

陈：哮喘病控制，光靠药物不行，它跟机体的免疫力有关系，跟生活模式有很大的关系。生活模式的改变，可以把哮喘减少减轻，或者让病人恢复得更快，但是必须要得到家长的理解和配合。 

有的病人症状很快缓解了，这时，家长觉得孩子根本不是哮喘，部分临床医生也觉得可能就是呼吸道感染，这时就必须让病人理解哮喘症状虽然消失了，但还需要慢性维持治疗。过去，有的家长一听孩子被诊断为哮喘，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好像孩子坠入一个非常失望的境地，当时我们的观念也落后。慢慢地，就吸收了国外的观念：哮喘病人可以让疾病成为伙伴。但是，到底如何做成伙伴的关系？在中国如何做？适合的做？

我们逐步探索出哮喘俱乐部的模式。坚持每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组织一次讲座，哪怕3、5个病人都可以交流。后来我们发现让孩子到户外运动效果非常好，所以从1990年前后，我们还开始探索做夏令营，坚持了也20年了。做这些困难还是很多，做得还不够理想。 

安：还有运动会吧？   
 

陈：运动会是另外一种模式。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全球哮喘病人的联合组织，他们在几年前想做全球的哮喘儿童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来组委会发现太难了，没有实现。但是给了我启发，我想我们可以组织中国的哮喘儿童运动会，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公益组织，于是就成立了北京联众过敏和哮喘的防治教育中心，从那以后开始做运动会。

因为我们很多病人确实康复得很好，所以组织参会者不难，难的是找场地等事务，因为要适合哮喘病人和家属、适合运动会，需要考虑场地和距离等多方面条件。这些年，我们的找过很多地方——疗养院、公园、学校体育馆等等，逐步发现最适合的就是学校体育馆，这也许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学校体育场馆在周末和节假日应该更多向社会开放。

另一个难点是学生的健康教育，我们很希望把一些基本常识放进学校健康教育中，还在为此努力。

我的另一个难点是随访，主要是精力不够。我治疗过的一些病人已经四十几岁，有的已经有第三代。我说：“绝对不能再让你的第三代像你的孩子那样了。”我们希望通过规范治疗和健康教育，通过意识的改变和模式的推广，尽量减少哮喘的发生和积累。

虽然从全世界范围看，哮喘的患病率很难下降，但是处理好了，至少可以缓解。中国很多医生非常尽职，现在很多经过正规治疗和康复的病人，发作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这是中国的特色。 

安：这个事做了这么久，职业动力从哪里来？ 

陈：人老了以后，不能把自己老放在家里这个小小的环境里，因为缺少人际交往，会孤独，运动也会减少。刚好，我的职业驱动得我就像上了马车停不了，因为这么多病人需要你，更主要就是很多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需要这些知识，这些事情必须有人有团队来做，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工作，做的过程中，我会觉得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驱动力对你鞭策和鼓励，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乐趣。我八十多了，有的同龄人已经不在世，我还能做点事，我很幸运。

今天来前还有一位患者，五年之内辗转各个医院治疗哮喘，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综合治疗和生活模式的指导，孩子很可怜，整天在医院跑，已经丧失了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和体育锻炼的机会，饮食也非常简单，孩子整天要用药，的确没什么食欲，一家人老是处于非常痛苦的折磨状态。来到我们这里三个月治疗，小孩完全换了个样子，继续调整下去就可以去运动去上学，一家人非常高兴，这种收获大概一般人体会不到。 

安：未来呢？

陈：在医学方面，中国目前的医疗设备、人员培养还是具备了很多优越条件，最关键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最适合国情防治的方案，这方面还需要探索，还需要一批人员和国家来投入。

版式编辑 | 非羊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