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肝脏到祛毒猪肝 一名外科医生与海信集团的创新旅程

文/王方怡 健康界

这是一个改变了一家企业、影响了一家医院、造福了万千患者的故事。

2013年1月6日，是这故事的开头。

那天，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来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下称青医附院）院长董蒨的办公室谈事。期间，董蒨因心里总惦记课题进度，“便向周董求教能否提供技术帮助。”

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一开始便停不下来。

合作序曲奏响

董蒨所说的课题，即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小儿肝脏肿瘤手术治疗临床决策系统开发”。

按照计划，该课题要打造三维数字肝脏系统，建立新一代小儿肝脏肿瘤三维重建手术评估系统，开发小儿肝脏肿瘤模拟手术导航系统，并建成人类肝脏数据库系统。

相比其他器官，人体肝脏内血管遍布、错综交织，因此肝胆手术也是难度最高的外科手术之一。儿童肝脏相较成人更小，手术难度也随之上升。可是，仅借助CT二维图像，医生只能凭经验在脑中构建肝脏立体图像，难以实现精准手术。“临床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医生在术前和术中必须准确判断肿瘤、肝脏和血管间的位置关系。”这是董蒨开展该课题的初衷。 

但因缺乏技术支撑，课题立项一年半之后，仍然进展缓慢。

这成为董蒨时刻惦记的一桩心事。

周厚健的来访，恰成一个契机——或许借助海信集团的研发实力，可以攻破课题的技术关卡。

同样，对于自2005年起便尝试进军医疗设备产业却难获突破的海信集团而言，强大的研发优势仍需寻找着陆支点。

于是，青医附院与海信集团的合作序幕就此拉开。

海信与董蒨(标清)

“数字肝脏”诞生

合作中，两个团队联系紧密。“我的学生们都曾在海信待过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他们与工程师一起根据临床数据随时沟通，为产品研发解决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董蒨的实验室里也为海信集团工程师们设有专门办公桌。“我们还经常召开视频会议，遇到问题随时沟通、随时解决。”

过程里，医生与工程师一起“杀猪”做实验亦成常事。“因为医院没有专门的动物CT设备，所以只能在后半夜带猪做CT。”董蒨说，这些猪活体的标记为“QD-piggy”，亦即“青岛小猪”。

历时两年多研发，两款产品相继问世，一是海信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Computer Assisted Surgery，下称海信CAS），系世界一流、全球TOP3；二是海信外科智能显示系统（Hisense Surgical Intelligent Display system，下称海信SID），系国内首创、世界唯一。

简单来说，海信CAS即肝脏的三维数字成像：将近千张原始CT片中的数据输入系统，电脑会自动建立虚拟立体的数字肝脏。因此，不用开膛破肚，医生便可三维观察病变与血管、脏器的关系，精确计算脏器、病变的体积，还可实施虚拟手术切除，确定最佳手术切除线，从而最大限度保留正常肝组织，减少手术出血量，降低术后患者肝功能衰竭的风险。

海信SID即术中手势控制导航：通过智能识别，该设备可在术中根据医生手势指挥，三维立体展现数字肝脏的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既方便医生迅速判断手术操作路径，又保证操作环境无菌无污染。

手术导航(标清)

临床应用推广

2014年，两款产品正式获得国家注册证，推向临床应用市场，并先后进入五六十家国内顶尖医院。

但由于海信CAS和海信SID系统更适合疑难杂重类型的手术类型，普通医院可用案例较少，购买需求不强；或者某些医院存在购买需求，但还没有获得拨款。

针对这些情况，海信集团还可提供纯技术服务，即医院将患者原始数据通过网络传给海信集团，随后集团通过系统获得患者的肝脏三维成像，并传输至医院指导手术操作。“这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服务更多医生，造福更多患者。”

来自成功切除肝脏巨大肿瘤后患儿的天使之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的手术室里，便安装有这套设备。“在一次国际的肝胆外科学术会议上，董院士曾向全球同道演示术中手势控制导航系统，并引起现场轰动。”董蒨不无骄傲地说，“这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的、在全球独一无二的创新产品。”

近期，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的手术室也正在安装该套系统。

而另一位关注医学创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在了解海信CAS与SID两款产品以后，也希望针对心血管领域同董蒨团队进行相关尝试与探索。

“祛毒猪肝”上桌

实际上，董蒨团队现已成立九个课题组，在包括肺、心脏、颅骨等不同学科领域开展系列产品研发。

双方合作开展一年后，海信集团成立了青岛海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推进更多创新医疗器械的研发与转化。

青医附院通过此次合作，也建立了完善的医研企合作机制，“最起码是给大家蹚出了一条路子。”董蒨欣慰表示，目前医院另外一支医生团队正与海尔集团进行血库保存系统的技术研发。

而祛毒猪肝的研发，则是董蒨团队在此次研发过程中收获的另一款创新产品。

由于研发海信CAS和SID的过程中，董蒨团队为获得猪肝CT数据，多次杀猪取肝。一来二去，董蒨便顺带研究起了猪肝。

作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佳肴补品，肝脏虽是解毒器官，但“这个解毒器官里是不是有一些还没来得及解的毒，会被同时吃到体内呢？”

由此问题入手，董蒨团队又开始踏踏实实做研究、做实验，并获得4个国家发明专利，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生鲜猪肝祛毒方法，能有效解决目前猪肝食品中的残留毒素问题；并推出“青英董氏祛毒猪肝”系列产品，在保证安全无毒的前提下，改善猪肝食用口感，提升营养程度；甚至在未来还将开发适用于婴幼儿、孕产妇、手术后人群、老年人健康保健的系列猪肝营养品等。

据悉，董蒨团队正在与青岛本地的一家企业洽谈该款产品的合作事宜。“但我的梦想，是让全中国人都吃上青英董氏祛毒猪肝。”

1999年的提案

董蒨与海信集团的缘分，其实开始得更早。

1999年，时任青岛市政协常委的董蒨，曾向市两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鼓励我市企业涉足医疗仪器设备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提案，建议全市有实力的企业涉足医疗仪器设备领域。

董蒨说，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当看到医院内90%的医疗器械都是进口时，他十分痛心。“因为青岛有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大型企业，所以我希望这些民族企业能够生产出高科技、高质量的医疗器械。”

青岛市政府十分重视这份提案，并召集相关企业座谈，最终答复是企业“目前没有涉足医疗领域的计划”。“我的这件提案后来评上‘优秀提案’，还奖励500元钱。”董蒨笑道。

但是，坚持之下，这份念念不忘有了回响。青医附院与海信集团的合作，大幅提升了国内小儿肝脏数字医学的发展水平。

不得不提的是，基于合作成果，董蒨还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人类数字肝脏数据库平台。“我希望把所有已知的肝脏大数据都展示在平台上，供全球同仁查看，这是我们为人类进步所做的贡献。”这一平台由腾讯提供技术支持。

肝脏数据库(标清)

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董蒨又在全球提出了新的、适合中国人体特点的、以中国人名命名的肝脏分段体系，即“Dong’s数字肝脏分段体系”，并将中国人体肝脏分为ABCD四种类型。“这个分类的重要意义在于，让中国乃至世界的医生再次了解人类肝脏的极其复杂性，所以在每次肝脏外科手术前，都应该进行更加精准的肝脏检查。”董蒨说，“当然可以借助海信的这套系统。”

论文与创新

回到现在。

董蒨认为，在医学创新领域，长久以来我国学界较为偏颇、频遭诟病的就是“唯论文论”——过于重视论文，容易脱离临床应用实际，忽视临床应用转化。“医学创新绝不是单纯发论文所能代表的，创新应该有更高的范畴概念。”

但是，董蒨也坦言，虽然目前大家更多地还是在按照‘唯论文论’的指挥棒专注纯科研，“但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申请专利，开始关注临床创新，开始尝试了解成果转化。”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利好和具体政策不断解缚，为我国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提速带来一波波推动力。基于政策导向，青岛大学规定职务发明中90%的知识产权收益可归研发团队，鼓励明确。

但痛点依然存在。

例如，在2018中国医学创新大赛现场，董蒨凭借海信CAS和SID参赛项目摘得银奖。当时他对健康界表示，“当前我国的医学创新转化事业仍然存在较多痛点，需要出现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医学创新转化展示、传播和推介的平台。”

再如，在成果转化实操过程中，由于医生同时具有医疗职称和教学职称，如何转换身份，合法合规地承担起转化事务，还是一个棘手问题。“国内曾有一些大科学家因为成果转化的纰漏等问题被捕，所以很多人还是害怕出问题。”

当年在青医附院医生的全力呵护下出生在该院的董蒨，现在的追求十分坚定——在医学创新领域做出更多成绩：推出更多创新产品，影响更多年轻医生，造福更多临床患者。

“医学创新评论”专业号为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专属自媒体，投稿请联系本文作者王方怡：13011089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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