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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利亟待更大释放 医学创新转化潜力可期 | 博鳌·健康界峰会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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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创新评论 专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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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如此智慧的医生群体,中国市场却鲜见优质的国产医疗器械、药品和技术。这一格局如何改变?

“美国的医生只看病,但中国的医生在看病的同时,还要考虑患者吃得起哪些药,还要考虑法规政策。所以,中国的医生是全世界最有能力和智慧的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香美说道。

拥有如此智慧的医生群体,中国市场却鲜见优质的国产医疗器械、药品和技术。这一格局如何改变?4月26日,2018中国医学创新峰会在海南博鳌盛大召开,政府代表、院士、院长、学科带头人、企业代表等相聚一堂,共论医学创新的中国实践与国际经验。泰禾医疗为此次会议提供特别支持。

医生该如何开展创新?

中兴制裁警钟敲响,“从长远来说,中美贸易战一定会打,那么我国自主技术的研发,尤其是医学领域的创新转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黄洁夫在致辞中如是说。

而医学创新转化的起点和主体都是医生。陈香美认为,首先需弄清如何让临床医生热爱科研创新,具体而言包括协调医生用于科研创新的时间,给予医生理解并关心其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要宽容失败。其次,创新还需要学习的场所与氛围,“各医院建大楼的时候,有没有留出供科室讨论、创新思维碰撞的办公室?”再次,还需要明确目标,以解决疑难危重患者的痛苦为导向进行科研创新。“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大家不会坐在一起的。”

“医生们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科研?”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院长乔杰提出这一问题。北医三院的做法是,尝试通过多学科协作诊疗,建设MDT学科群;同时,自2005年起,医院每年投入1000万作为临床重点项目经费,鼓励医生进行科研创新。

解决医生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后,具体到创新能力方面,又该作何补充?

在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副校长房建成认为,医工交叉是必由之路。

“这些年,我们已经逐渐体会到,国产高端医疗仪器需要北航人出手了。”房建成说,北航以国防为长,许多国防领域的高端技术都可以应用到医疗领域。房建成以机器手、虚拟手术方案模拟、3D打印等项目为例,讲解了北航近年来在国防科技、军用科技转向医学方面的具体实践探索。

“在促进医工交叉方面,北航是举全校之力。”在房建成看来,人民健康也属国家安全领域,理应高度重视国产医疗器械、药品和技术的创新转化。

然而,由于国产医疗器械的技术性能不足等问题,长期以来,临床医生都习惯于,这对于创新。“我们是在跟跑,国产医疗器械目前的确不如进口器械,但如果一直不去用国产产品,就永远不能通过发现问题来获得进步。”房建成表示,国内医院和医生要从自身做起,为创新营造一个宽容的环境,这样才能真正攀登国产医疗创新事业的高峰。 

创新医生如何培养?

然而,医学创新并没有那么简单。

亟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生的创新思维从何而来?

“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如何培养创新思维,培育创新能力,鼓励创新实践,这在高校里恐怕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桂永浩如是说。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外科系主任、医师部副总裁兼首席学术官Timothy Billiar分享道,要想培养出医生科学家,就必须开发专门的培训范式和培训项目。

按国际惯例,培养一名医生分三个阶段:医学院、规培、专培。在美国,医学科学家培训项目(MD-PHD)正成为一种趋势。该项目一方面提供研究生层面的生物医学科学培训,一方面提供医学院的临床培训。另外,美国匹兹堡大学还特别成立了临床研究教育学院(ICIE),以专门培养未来的医师科学家。ICIE的医学生可根据临床兴趣选择研究方向,但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包括医学伦理、法规政策等基础课程都会纳入培训之中。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副院长Mickey Stewart结合美国实践分享道,不是所有医生都具备创新能力。“有些医生就培养成医生,有的医生则应了解更宏观的内容。”Mickey Stewart表示支持差异性的培训和培养,“中国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模式,要选择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从左至右依次为:桂永浩(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朱畴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施纯敏(波士顿科学公司心脏冠脉介入及结构性心脏病事业部副总裁)、郑加麟(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Mickey Stewart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副院长)、Tom Tomlinson  (Alliance首席执行官)

另外,这里所说的培养和培训还应是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表示,虽然我国拥有世界最大量的患者,却没有最大的创新产出,这即涉及到数据规范性的问题。“每一位临床医生都是大数据建设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都需要把自己的数据做规范,能让这些医疗数据为医生本人所用和为社会所用,如何教育成为问题。”

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郑家麟亦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表示,中国高校可设置临床医生导师和基础科学导师共同教学的“双导师”制,以培养出对既懂临床又懂基础研究的转化人才。 

创新成果如何转化?

当医生既拥有了创新思维,还掌握了创新能力,并且具有创新时间和空间,只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创新之后的转化过程,是更难跨越的荆棘林。

“在关注医学创新的过程中,我曾被两位科学家的遭遇深深触动,一是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一是清华大学教授付林。”葛均波表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因为热爱创新而失去自由。“眼下,我们既需要通过推动政府健全法规来剔除转化风险,也需要通过专业第三方转化服务团队来保护医生科学家。”

近年来,随着国家鼓励创新的大环境不断升温,我国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但是专利转化率仍然较低。尤其是作为创新主体的医生,既受体制束缚,又遇政策细化不足,且医院创新动力欠缺,部分医院甚至搞不懂创新转化体系里的法律法规。

在朱畴文看来,目前医院缺少专业人才负责转化服务工作。“科研工作者应该关注研究,真正的转化服务工作要交给专业团队,在科研人员完成课题设计后,统筹把课题转化到市场的全过程。”目前,国内市场上缺乏专业成熟的第三方转化服务机构。“而且,第三方转化服务机构该如何和医院建立信任关系?”朱畴文建议,一方面政策要有所鼓励、不断放宽,另一方面,医院也要放开思想、积极探索。

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处参赞Chaim Martin现场分享了以色列的医疗创新经验。作为一个历史不足70年的国家,以色列不仅科研人员数量全球第一,且医疗机械专利数量全球第一,医疗机械方案数量全球第二。

Chaim Martin表示,医疗行业的许多利益相关者都相对保守,这导致该行业行政进展缓慢。作为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医疗创新面临更为复杂的政策环境。因此,医疗创新的模式本身就要进行创新。“很多人都说以色列是一个创新之国,其实,因为创新就是以色列的文化。”具体而言,除了民间有大量资本涌入科研创新外,医生、律师、创新企业家极高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政府对于创新的支持、宽容和不干预,以及创新配套体系的完善。“基于匿名的前提,我们允许企业、包括私营企业访问患者医疗数据,甚至可以往前追溯20年,因为数据对于企业创新而言十分重要。”

Alliance首席执行官Tom Tomlinson亦表示,建立生态就是要在科学的周围打造一个多元化的生态体系,来推动医生科研和创新。

而生态体系的建立,既需要社会组织的推动,还需要耐得住寂寞。

泰禾医疗自入局医疗领域以来,一直强调工匠精神。集团董事长黄其森在会议现场表示,“泰禾集团的成功,源于十年磨一剑的坚持。正因为这种坚持,才能不断突破原有限制,并且不断突破自我。”基于过往经历,黄其森认为,医疗创新领域亦需要慢功夫的坚持,才可实现创新体制机制等不断突破。

中国医学创新联盟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广结各方合作的导向。会议现场,联盟的落地机构——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决定将泰禾医疗纳为“战略合作伙伴”,未来双方将共同开展更多探索。

2018中国医学创新峰会的精彩,只是本届健康界峰会的七分之一。

4月25-28日,健康界传媒携手海南省卫生计生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联合国内外顶级医疗机构和学术团体召开“2018博鳌·健康界峰会”。本次峰会设置6大主题模块和近50场论坛,嘉宾均来自于国内外知名医疗智库机构和一流高校,分享的是这个新时代的实践与成就。峰会由“6(论坛)+1(体验区)”七大模块构成,总共72小时头脑风暴、50场高浓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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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自行上传,并且作者对本文图文涉及知识产权负全部责任。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邮箱:wangna2017@hmk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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