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5年协调400多名病人 千人生命重获新生

刘林娟习惯性地双手合十祈祷后，拿着器官捐献同意书，轻扶着家属肩膀一步步走出谈话间。她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动作，甚至忘了这是今年第几位接受劝导的病人家属，但她很清楚，通过她的努力，又一个生命将被延续下来。

在医院里，有不少病人因脏器稀缺不能及时进行手术而失去生命。为了缓解这一现状，西安交大一附院医院成立了一支器官获取组织团队，由9位取得国家认证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资质的医护人员组成。刘林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并且她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协调员。

并非所有的危重病人都能捐献器官，满足条件的患者才能成为捐献者。刘林娟介绍，类似像神经内科、外科、脑外伤等危重病人都基本达到捐献条件，但是一旦患者自身脏器出现病变就不能移植了。

刘林娟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对定点医院病人进行信息采集与汇总，“除了各家医院主动向我们反馈危重病人外，我还要及时跟主治医生沟通，寻找‘潜在捐献者’。”

“从遗体上取下的器官需在血液流通的情况下立即灌注，才能保存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人心跳停止、死亡几分钟以后，血块完全凝结，器官就不能用于移植了。”刘林娟说，经常会有家属犹豫再三、直至患者去世后再同意捐献的案例，但是这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器官捐献时效，无法进行移植了。

病人的病情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只要听闻哪家医院有危重病人，刘林娟就会立即赶赴医院，并在第一时间跟家属进行协调沟通。跟随主治医生查房，了解病人的最新状况，也是器官协调员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

“跟家属沟通也要掌握方式方法，病人病情危重，家属情绪很不稳定，冒然提出器官移植肯定会遭到家属反感。”刘林娟说，她经常要作为一个倾听者，取得家属的完全信任，确认生命不可逆后，才会慢慢引入到器官移植的话题上来。

刘林娟记得，有一个13岁的男孩因车祸导致脑出血，送医时就已经奄奄一息，男孩的父母抱头痛哭。后来孩子病情急剧恶化，夫妻俩情绪更加失控拒绝捐献。

6个小时过去了，经刘林娟安抚后，夫妻俩的情绪逐渐平静。刘林娟跟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你们的心头肉，用另一种方式让孩子活着，带走他身体的一部分，将来给你们也留个念想。”夫妻俩商量后，逐渐接受了刘林娟的建议，最终在捐献同意书上签了字。

家属签下“同意”两个字，并不代表刘林娟工作的结束。联络捐献者和受捐献者的家属，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就成了器官协调员持续不断的工作。刘林娟定期将受捐者的病情及时反馈给捐献者家属，受捐者身体不断好转的消息是对捐献者家属最大的慰藉。刘林娟曾经有一个案例，女孩将肾脏捐献给同龄的男孩，术后双方父母经常书信联系，而她就成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快递员”。

病情加剧、深度昏迷、以及无法自主呼吸的病人都是刘林娟的重点“看护”对象。“器官移植四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要考虑病人的感受。”刘林娟说，她经常要站在家属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询问家属有什么诉求，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实现。

刘林娟接待过一个28岁的女患者。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导致患者产后脑出血，一度濒危。刘林娟与家属协调沟通，家属说想先进行转院治疗，一旦确诊无法救治再进行器官移植。刘林娟紧急协调，帮病人找到一家合适的医院。一周后，病人的病情逐渐好转，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刘林娟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她说生命是平等的。无论是否能够捐献，协调员希望能为每一位病人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从事专职捐献协调员5年，刘林娟跟300多位病人家属进行过协商沟通，但成功捐献率仅有20%左右。刘林娟说，保存遗体完好的传统思想依然困扰着很多家属，也是器官捐献目前面临的最大阻力，“工作中也会遇到家属情绪激动谩骂的情况，只能选择隐忍，把委屈藏在心底，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家属增加负担。”

推动器官捐献这项工作不仅要病人家属理解，还要依靠更多的医护人员的推动哦，刘林娟和同事们也会定期向医护人员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很多家属会偏执的认为器官协调员就是一味的索取，没有任何人情味，我希望通过自己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纠正大众的偏见，让更多人真正了解这项公益事业。”

即使是下班后，刘林娟仍要保持手机畅通。“无论白天黑夜，接到电话就要往医院赶，路上就要琢磨怎么和患者家属沟通，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如何降低对家属心灵的创伤。”刘林娟也常常遭遇和家属反复沟通确认后变卦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挫败感也会困扰着她。所以刘林娟觉得她的工作极具挑战性，不但要有强大的内心，还得学会坚持不气馁。

文章来源：腾讯大秦网

图/文：胡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