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华医院余慧菊医生的办公室里,你看不到任何一张像其他科室那样给病人准备的椅子,这是她从其他医生那里学到的一个诀窍,她说:“人们会问这么多问题,如果我给他们一把椅子,他们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可是我抽不出时间。”
每天早上,余医生通常会看大约36名病人,忙到连喝一口水或去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这种繁重的工作在中国医生中是很常见的。
在美国,平均每名儿科医生只需要服务不到700名儿童,而在中国,平均每名儿科医生要服务2300多名儿童,供求矛盾相当突出,而且这一比例还在持续恶化。
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儿科医生的数量从105000人下降到不足10万人,今年早些时候,中央政府估计还需要20万名医生来解决目前的人员短缺问题。由于中国最近实施了二胎政策,预计婴儿数量将会激增,中国的儿童医生短缺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除了一个粉红色的小扇子,一个装在塑料袋里的手机,还有一个公章,余慧菊医生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尽管冬天的天气相对凉爽,她还是让小风扇整天运转,以帮助她减轻疲劳的感觉。
“由于患儿基本不会说话或者说不清楚症状,我们必须非常依赖我们的观察和经验来诊断儿童患者,”她说。“我们错过的任何细节都可能导致重大错误。”
或许你会说“那就多开一些儿科或者儿童医院啊!”,很遗憾,这些年儿科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大量放弃、关闭儿科的情况。
近年来,由于缺乏可用的儿科医生,加上儿科耗费人力、物力、时间等都数倍于其他科室,成本非常高,而且小儿用药剂量小,常见病的检查也少,科室的收入很低,医院不得不关闭儿科病房并暂停急救服务。
为什么会缺乏儿科医生呢?一切源自于国家教育部1998年那个二到惊天动地的决定——医学专业和院系划分太细了!从1999年起,本科取消儿科专业!
就这么一句出自医学外行拍脑门的命令,全国大学本科都没了儿科专业,儿科人才彻底断绝!
因为,研究生虽有儿科专业,但本科无法读儿科、没有基础的学生,几乎没人在研究生选择儿科了!
要知道,儿科是很困难的,培养一个好的儿科医生5年本科3年研究生4年培训4年临床经验,至少要十几年啊!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在1999年之后的15年里,我国的儿科医生只增长了不到5000名。
十几年后的2013-2017年,老一辈的儿科医生干不动了,却没有年轻医生接班,全国儿科陷入空前的混乱和崩溃。
(全国各地儿科门诊排队“盛况”)
与家长们交谈时,宣晟发现,家庭成员经常在家里处理健康问题,而不是去医院看医生。究其根本原因是:等不起!
2016年12月,新华儿科医院里需要急诊治疗的患者等待了6个多小时。上海的其他儿童医院也记录了同样长的等待时间。
(家长在某儿童医院急诊挂号处拍到的照片)
33岁的李文表示,她上个月第一次带着5岁的儿子去看儿科医生,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患有尿路感染。
“医院里的大群人让我担心交叉感染,”她说。“到处都有排队的人,从挂号,到看病,到收费处,再到买药。我尽力避免去医院。" 李文一直在使用治疗性按摩和非处方药来治疗儿子的症状,她从医院举办的健康宣教会、微信科普知识以及医生朋友那里学到了医学知识。她还关注着微信和微博上主要儿科医生的最新消息。
来自上海的另一位母亲朱颖说,她最近加入了网络论坛,讨论与孩子有关的健康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些知识对我很有帮助,”她说。“如果我的孩子发烧,我不会盲目地去医院。考虑到儿科门诊的拥堵情况,恐怕有时它会对我生病的孩子产生负面影响。”
这种“自我照顾”的趋势令在上海的一家私人医疗机构治疗儿童的李欣医生担忧。
李欣说:“中国城市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医疗知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要有机会接触到能够指导他们并帮助他们过滤虚假信息的专业人士,否则很容易耽误小孩病情。儿童的症状会迅速发展,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密切关注,不要延误必要的医院治疗。”
然而,考虑到在实施二胎政策后预计会出现婴儿潮,随着儿科的压力越来越大,父母在家庭中给小孩自行治疗似乎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2016年4月份,国务院宣布2016年应再培训5000名儿科医生,今年2月初,卫生部宣布,到2020年,中国儿科医生人数将增加到14万4千人,确保每1600名儿童有一名医生。
余慧菊说:“希望再过两年,我们将看到改革带来的一些变化。”。“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额外轮班工作,以保证收入相对过得去。"
你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在公立医院的儿科医生那里,就能理解为什么儿科医生如此紧缺。
一个公共假日,在病房见到余慧菊医生时,她看上去疲惫不堪。尽管这是一个节假日,她仍在加班。余医生说她这样做是为了补充她的薪水。
“如果没有加班的收入,我们肯定会成为这家医院里收入最低的医生,”余慧菊医生说,她指的是儿科医生。
在额外轮班工作时,余医生获得了患者预约费用的50 %,而在正常工作日轮班工作时,她只能获得30%的费用。
2014年在广州进行的一项医生工资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平均年薪略高于2万美元,比普通医生低三分之一。
1992年,医院首次将各个部门的收入与工资水平直接挂钩,这是一项无意中降低儿科医生收入的政策改革。“在这次改革之前,医院里所有的医生都获得了相当体面的收入,” 余慧菊说。
今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最重要的国际施政方针会议上,有人建议提高儿科医生的收入,以提高招聘水平。
余慧菊指出,她所在的医院正在给儿科投入更多的资金,但这笔资金主要是来自病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她说:“从根本上说,病人必须付钱才能提高我们的收入。
(美国儿科医生月均收入)
近年来,医疗费用高昂,加上缺乏资源,使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恶化。
余慧菊目前的微信头像是一条黑色丝带,这是对早些时候被患者谋杀的广东医生陈仲伟的致哀。
“儿科是一个高风险的部门,”余慧菊说,她有27年在医院工作的经验。“儿童不能正确地表达他们的症状或感受,因此儿童患者的状况可能迅速恶化。而且儿科医生还面临着来自患者父母或祖父母越来越大的压力。"
“我倾向于在治疗中微笑面对病人,”她补充道。“老实说,那可以把我从很多潜在的麻烦中拯救出来。"
余慧菊医生主修儿科学,1989年毕业,但她说现在她以前的同学中很少有人还在这个行业工作。“他们在不同的企业中都发展得很好,很少有人愿意继续干这种艰苦的工作。"
在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后,余慧菊承认自己感到筋疲力尽。虽然她住的公寓离医院只有15分钟的路程,但她在回家之前还是躺在小更衣室里,为自己的旅程积蓄力量。
余慧菊告诉我们,她也有自己的健康问题——她在服用药物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作为医生经常接触各种病毒和细菌,我们患有慢性疲劳,”她说,“不可避免地,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弱了。我们大多数儿科医生都有健康问题。”
新华医院儿科新大楼正在建设中。余医生还有八年的时间才能退休,她希望,当大楼完工时——可能再过两三年——儿科医生的总体情况能有所改善。
希望到那时候,所有的医生和病人,都能好好地,坐下来,歇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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