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迪士尼运营医院》 中译本序

之所以在中文版加入这篇序言，是因为我与中国的渊源。下面这两段话已经在本书英文版的引言中出现过：

这是一本有关企业文化，而不是讲服务的书

"我在这本书里比较了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我曾经在这两种文化中工作并生活过。有人说过，'仅仅知道一种文化的人什么都不懂。'"

对我来说，时常拿不同文化做比较，就像是礼貌地与客人握手或鞠躬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自己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共同产物。我父母都来自传教士家庭，两人都出生于中国。他们一生当中，除了上大学和退休两个阶段外，都居住在中国。我自己也在中国出生并长大。东西方文化对生活、工作和家庭不同看法的相互交融，潜移默化地浸染着我，使我从小就能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说话和思考。

中国的读者一定会很好奇我们一家住在中国的哪个地方，我在哪里长大。所以我在这里加入了更多内容，都是有关我自己以及我的那个传教士家庭的，以便让更多的读者了解。

我的故事

尽管我的姓氏是李，并且出生于中国，可我并不是中国人。我父母是美国白人，他们是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而他们的父母也是来中国讲道的传教士。这里可以讲讲我在中国的一段短暂的童年经历。这段经历里面也包括20世纪初的一些史料，我的祖父母当时属于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他们前往中国传教。

1909年和1911年，我的祖父母（弗莱德瑞克和米妮·李）以及外祖父母（马瑞特和威尔玛·沃伦）深受圣经新约里传教士所熟知的"福音委员会"所感染，"福音委员会"引述耶稣对他的追随者所说的话，"去吧，让所有国家的子民都成为你们的追随者。对他们施加洗礼，教他们去做我告诉你们的所有事。我永远和你在一起，即使到了世界的尽头。"我的祖父母献身基督教的精神和勇气，以及为此坚持不懈的努力都来自于这一使命的"召唤"，以及作为保护者的承诺。我将在序言后面提到我祖父母的故事。

他们所皈依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拥有两大教义：第一，十戒中第四戒规定星期六（一周的第七天）为礼拜日，而不是大多数基督徒所遵守的星期日（一周的第一天）为礼拜日；第二，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神殿，对身心健康的爱护，就如上帝希望我们做礼拜一样，也是一种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几乎每个国家，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传教士居住或修建一个教堂，也同时会建一所医院，一个药房或诊所的原因。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帮助人们改善健康状况，不仅仅是针对皈依者，还包括对所有人，教给他们健康的饮食（素食主义）、运动和卫生习惯。传教士们相信对待疾病，预防和治疗同等重要。

地域广阔的中国，既神秘莫测又充满着不祥之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百万民众对基督教知之甚少，那里召唤着像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样满怀理想主义的年轻基督徒。他们乘坐不同的船只横跨太平洋，前往中国的各个城市。我父母都出生在上海，但我的外祖父母在我母亲长大后就去了重庆，母亲学了一口四川话。我的祖父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包括上海、安徽省的颍上县、汉口、南京和北京。我父母在上海同一所中学上学，他们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后来又回到美国上大学，毕业后结了婚，1936年又回到中国。中途在香港停留了几日。一个牙医朋友带我母亲去了卖二手货的塞德斯市场，我母亲是受过培训的护士。那个牙医让她购置一些牙科器械，因为她和父亲要去的地方缺医少药。那个牙医朋友教她什么时候以及怎么使用每个器械。后来我母亲说，那些牙科器械是她所购置的最重要的医疗仪器。

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希望他们的传教士前往中国偏远的地区，在那里他们能够学到当地的方言，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传教，使之皈依。教会不认为呆在上海或其他港口城市内西方国家的租借地是"开拓性的工作"。

我的父母正如他们自己的父母一样，是真正的拓荒者，骑上马就出发了。他们雇了苦力扛着简单的家当，唯一算得上奢侈品的，就是一张舒服的床。第一个传教地是在云南省崎岖不平的山岭中，有个叫做墨江的村庄，那里居住着苗族部落。我母亲是一名护士，而我父亲既是一名牧师，讲圣经的老师，有时候又被我母亲叫去帮忙给人拔牙。在中国多山的地带，没有带车轮的交通工具，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徒步或骑马。事实上，1939年，我母亲骑马用了10天的时间，才来到省会昆明的一家医院生下了我。

他们的第一个家是个临时住所，用木板把一个带顶棚的石桥前后遮住，石桥横跨的小池塘里到处是蚊虫。村庄里没有人见过白人，去看离他们最近的医生或医院要走上10天的路。由于我母亲的护士训练，使她有幸走近这些好奇邻居的内心。她开了家诊所，像医生平常那样忙忙碌碌地接生、治疗骨折，还有拔牙。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二战时期，我父母从云南的山区来到昆明。就是在那时，我对中国有了最早的记忆，在满是灰尘的大街上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耍。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昆明为陈纳德将军赫赫有名的飞虎队提供了空军基地，飞虎队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华民国领袖的特殊使命，驾驶P-40战斗机突袭攻打日军在华据点。战斗机机头上画着的鲨鱼头是二战时期最可辨识的图案。（参考维基百科或《飞虎队》一书可以看到照片，并且读到飞虎队的英雄事迹。）

我有一段美好的记忆，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们昆明的家成为了一些飞虎队队员和飞行员周末小聚的安静场所。他们出现的时候会带来一大块冰，从一个有碎冰的圆桶当中自制冰淇淋。我们又唱又笑，他们还会把我抛来抛去地逗着玩。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父母搬到了上海，在宁国路住了两三年。就是在那里，我发现了自己钟爱一生的中国食品。每过几天，就有一个小贩到大街上叫卖"臭豆腐！"，他一来，我母亲就会给我几个硬币，一个洗的干干净净的盘子和一双筷子，我奔向小贩，用辣椒酱涂抹臭豆腐，津津有味地站在大街上吃个精光，因为大人不允许我把这臭烘烘的东西带回去。那种味道至今难忘，后来我找了很久，只在旧金山一个地方发现做这种臭豆腐的。离老远你就能闻到那种味道，事实上，那家店只制作这一种食品，因为太难闻，其他饭店都不敢在自己的厨房制作它。

1944年，我们家离开了战火纷飞的中国，回到美国住了两年。那个时期我的妹妹西尔维娅出生了。二战后的1946年，搭乘第一艘载满传教士的船，我们全家又回到了中国，直到1949年因革命被迫离开之前，一直居住在上海。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在香港生活，父亲教圣经，母亲担任清水湾学院的护士。1951年，我们搬到了台湾，在台南住了几年后回到了台北。父母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各国，父亲为居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的华人举办了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听到美国人讲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各地的华人很是好奇。父母退休后，我的父亲录制了几百条布道词，即使他1997年就已离世，仍然时常可以通过广播收听得到--从关岛一家很有影响力的电台（基督复临世界无线电）传播到中国，听众都知道父亲的中国名字：牧师李嗣贵。

1956年中学毕业后，父母把我送到了美国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大学。1962年毕业后，我和我的女朋友玛格丽特结婚，她继续护理专业的学习，而我则获得了硕士学位。1965年我们的女儿斯泰西降生不久，我接受了新加坡一家学校的邀请，做了高中老师。

我们的儿子洛林1967年出生在新加坡。1969年冬，我们家遭遇了一场悲剧。妻子突然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疾病--日本乙型脑炎，医生说她几乎没有可能活下去。我们决定带她飞回美国治疗。她的医生对待她就像自己的亲身女儿一样，搭乘泛美航空亲自护送她回国。我们不得不买了九张机票，才能把担架放在三排座位的背面，医生站在担架旁边，随时观察着她的情况。我焦急地注视着，医生长时间弯着腰站在她的身旁，像天使一样，拿着听诊器和自制的气管吸气装置，不停地监测、吸气，为她擦汗。当最终把她送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后，我们在电梯里紧紧拥抱，都哭出声来。一年之内妻子去世了。

我确信这场悲剧和这个医生的行为对我的一生，以及对待生命的角度，怎么看待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生命的脆弱性，以及在病痛中，如何面对病人的身体和情感两方面的需求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的妻子昏迷数月，我非常关注医院里的人如何对待她。我只记住了两种类型的护理人员：一种对待她像姐妹、妻子或女儿，充满爱心地和她说话，即使得不到她的任何回应；另一种只是例行公事，没有交流。我知道，即使她没有反应，也不意味着她听不到，或者没有情感。

1970年玛格丽特去世后不久，我遇到了奥拉，她也是一名护士，我们结了婚，一起生活到了现在。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河边市安了家，我又开始教书了，而奥拉则在一家康复医院担任护士长。

回首

我的祖父母

弗莱德瑞克·李是我父亲的父亲，在南加州退休，因为他住得离我们不太远，所以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知道他。

有一天，他取出一个有链条的怀表交给我。那是银质的表，现在看来是个古董，有刮痕，还生了锈。"我希望交给你。"他说，"我想你已经知道它的故事了。"捧着这个传家宝，我感动万分。故事发生在1916年，祖父和一名医生靠徒步和马车行走在山西。在他的记忆中，他们被村子里的土匪劫持了，土匪举着枪放到他的头上，命令他和那名医生交出身上藏着的武器。结果发现什么武器都没有，他们抢走了钱，其中一个土匪夺走了我祖父的怀表。凭着记忆他写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接着土匪大叫，让我站起来，问我是不是想死，说我的日子到头了。我不停地向他解释我们是谁。但我越说，土匪越生气。他扣动了扳机，指着我，一触即发。我静静地看着枪管和他站着的地方。好几次他都好像马上要动手开枪了，但最后还是骂骂咧咧地跳上马，又去观察周围的情况。有个看起来不像土匪更像学生的年轻人站出来说话，"杀了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还是带他们去见头儿吧。"

还没到土匪窝，就见天空当中一片尘土飞扬，不久就见到各种各样的土匪出现了，有的走路，有的扛大刀，有的骑马，有的骑驴。土匪中间是他们的首领，坐在一辆马车上。有几个人跑过来看我们是谁。首领到了，我们都站在一边。首领头上包裹着颜色鲜艳的头巾，肩膀和腰间挂满了弹药，两个大左轮手枪挂在皮带上。他用一只眼看了看我们，问出了什么事。然后让我们上了他的马车。在车上，那个医生告诉了首领发生的事，首领把那个要杀我的土匪叫了过来，问他为什么那么做。然后说，"把东西还给这些人，怀表，还有所有的东西。"

我捧着那块怀表，它曾经被土匪偷走，现在由我深爱着、尊敬的祖父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的祖父母弗莱德瑞克和米妮·李于1909年乘船来到中国。他们在上海认认真真地学了三个月的中文，后来经过18天泥泞小路的长途跋涉，在安徽省的颍上县安了第一个家。他们所面临最艰苦的状况是爆发在安徽省的大饥荒。数千人死于饥饿！1911年，祖父母被邀请搬到了南京，南京当时是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宽阔的首都。他们也去了汉口、北京和上海工作。在他于中国生活的最后27年里，在宋嘉樹仓库，我祖父用哈里·米勒医生（参看后文有关哈里·米勒医生的故事）带到中国的手动印刷机，编写并出版了名为《时代标记》的月刊。他们在搬印刷机的时候，同时也在宁国路修建了一家学校和教会。

1911年10月10日，在汉口的传教士听到了爆炸声，看到火光冲天的景象。革命原本是计划再过几天发动，却因意外提前开始了。推翻清朝的起义席卷了中华大地。很多清政府的官兵都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带来了很多枪支弹药。

这时，我的祖父母仍然在颍上，安徽省革命党省长和军队的将军用英文写了一篇长信，解释了革命的目的，并亲手交到了我祖父的手里。下面就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此信写于1911年。

致基督教堂：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我们的主张。我们树起正义的旗帜，无论走到那里，绝不伤害任何一个人。正义在权利之上。我们不会摧毁商贸，只要职权所在，我们会尽力保护他们。"

这封信主动提出赔偿革命军起义中在教会或医院偷盗或损毁的任何东西。

我的外祖父母

我母亲的父母马瑞特和威尔玛·沃伦1911年来到中国，他们在四川重庆安家后就没打算离开。马瑞特是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中国西部教区的会计，他还负责监督重庆南部广袤大地教会的财务工作。四川和云南两省遍布上百个村庄和大小城市。

1918年，外祖父和J.N.安德森医生决定在这片土地上长途旅行。他们原打算骑马，但很快就发现徒步比骑马更有趣。他们在每个村庄都会停下来。为了吸引众人，他们会站在角落，一起唱二重唱。人群聚集后，我的外祖父会先进行简短的布道，J.N.安德森医生则会拿出他的医疗包，给生病或受伤的人治病。医生看病时，我的外祖父会寻找一面白墙，张贴几张宣传单，好让人们阅读。

晚上他们会借宿在小客栈或者农民的谷仓。他们行走在四川大地，穿过贵州，在贵阳歇脚，然后又向西前往云南省省会昆明。当他们到达长江的一条支流后，雇船返回重庆。在湿滑的山路上总共走了1770公里，看到船只后，苦力和传教士们都异常高兴。

我的外祖父经常离家好几个月。有一次他陪伴J.N.安德森医生来到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下，在严禁进入的西藏边境寻找设置医疗点的合适方位。他们在打箭炉城（现在叫做康定城）设置了一家诊所。

18年后，当外国人居住在重庆很危险时，马瑞特和威尔玛·沃伦离开了他们热爱的家。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住过汉口、兰州和上海。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他们历经磨难，碰到过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货膨胀，后来不得不辗转去了香港。在中国工作了37年，养活了一大家子。外祖父快60岁了，教会说他们可以提前退休，但外祖父母却选择在菲律宾继续工作了6年，后又到台湾工作了5年。70岁时，他们在北加州退休。

我的伯祖父哈里S.米勒医生

也许我家族里最有名、最早到中国的前辈就是哈里·米勒医生。他在1902年从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市的约翰·哈维·凯洛格美国医学传教士学院毕业，刚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并且和他的医学院同学莫德·汤姆森结了婚。1903年，他们来到中国，一路同行的还包括其他四个人（另一对医生夫妇和两名护士）。

他们带着医疗器械以及一台手工操作的富兰克林印刷机来到上海。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中国腹地的新乡县，他们在汉口停留后，买了些中国衣服。男士剃了头，戴上了和他们的头发颜色相近的假辫子，表示效忠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

两年后，伯祖母因患一种不知名的疾病而身亡，那时是1905年，她只有25岁。

1908年，哈里·米勒医生回到美国，整顿休息。他那时遇到了我祖母的妹妹玛丽·艾弗森，她也是一名护士，于是他们结了婚，哈里·米勒医生成了我们的亲戚。夫妇俩回到中国后，他们被邀请留在了上海。哈里一直以来很喜欢中国内地，但他也知道在上海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米勒医生有一台手工操作的富兰克林印刷机，他需要场地开展业务。就像命中注定一样，他和一个名叫宋嘉樹的商人合租了一个地方。宋先生既慷慨大方又机智幽默，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并且一直维系多年。

宋嘉樹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把孩子们都送到了美国的精英学府去读书。他的女儿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最有名气的夫人，她们分别是蒋介石的夫人、孙中山的夫人，以及孔祥熙的夫人。大儿子宋子文成为了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在很多年里，这个家族和他们的朋友给予了米勒医生慷慨的资金捐助，支持他为中国人民建造了15所医院。

上海医院是米勒医生建立的最早的一家医院，于1928年成立。蒋介石夫人把建医院及其惠民利益的事告诉了她所喜爱的、年轻有为的少帅张学良将军，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统帅。张学良渴望在东北地区为人民建一所医院。我的玛丽姨妈和她的朋友欧思女士前往奉天，请求少帅帮助在距离奉天以北240公里的地方建一家医院，而马丁·维克尔医生已在那儿开了一家诊所，少帅问他们需要多少钱。她们吃惊地发现少帅身体很差，又虚弱又憔悴，所以向他要钱时有些犹豫，只是小心翼翼地说，"3万美金。"而他却说，如果他们想在奉天建医院，需要更多的钱，他会把这座城市最好的一块地，也就是奉天纪念公园那块地给他们建医院，另外给他们10万美元开始工作。

后来，少帅的顾问找到米勒医生，说少帅想要戒掉毒瘾，需要米勒医生帮忙。顾问告诉米勒医生，少帅的毒瘾是从内战开始的，因为他无法忍受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米勒医生的治疗方案极其痛苦，但是奏效了。为了感谢米勒医生，少帅送给他5万美元的银行汇票。米勒医生用这笔钱在中国大西北的城市兰州建了一所医院，少帅也要求在汉口建医院。几个月后，他们在位于武昌的汉口东湖一处好地方建立了武汉疗养院。总司令蒋介石非常支持医疗工作，后注入了10万美元，而蒋夫人用其中的2万美元建了一个住处，方便自己看病。米勒医生同时也在广州及另一个城市修建了医院。

1930年，米勒医生从上海来到香港殖民地，前往孙科家。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他自己、他的妻子、他们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多年来都找米勒医生看病。

米勒医生受到了孙科夫妇的热情招待，并得知了请他来的理由。他们希望米勒医生成为大儿子治平的教父。米勒医生深感荣幸，并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汉口。米勒医生和很多中国人为此做了准备，意识到美国医院可能在政治上会受到保护，比较安全，米勒医生便在医院屋顶上方画上了美国的星条旗，让日本炸弹知道这里是"中立"的财产。

大概有2万多惊慌失措的中国人拥挤在医院里，他们或是推着摇摇晃晃的手推车，装着他们所有的财产，或是背上驮着这些东西。医院的周围盖起了泥炉子，搭起了鸡窝一样的临时避难所。幸运的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医院为这个紧急情况储备了大米。艾伦·博因顿是医院维修部门的工程师和负责人，拉来了5千个袋子，每个袋子里装着近百公斤的大米。他们趟过河，35个麻袋装一车，把医院整个一楼都塞满了。米勒医生为分配粮食规定了配额。他也储备了汽油，并且大胆地开着卡车前往武昌的公共设施，拖来了排水管和碎石，用来排污，为避难者保持一个干燥且干净的环境。男人们帮着拉来一个很大的钢筋水泥管道，在那个地方安置石块。国际红十字会提供了药品，米勒医生每日都会监督上百人的用药情况。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但对艾伦·博因顿却记得很清楚。他有一种天赋，说话幽默有趣，能让听众开怀大笑，这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想有朝一日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就开始收集各种笑话和诙谐语言，后来上高中和上大学时，就给同学们表演过。

1949年被迫离开中国后，米勒医生又在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筹建了医院。

1956年3月26日，蒋介石授予了米勒医生中国蓝星奖章，以表彰他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那一年他回美国退了休，但1959年又返回香港，随后陆陆续续工作了10年。前面提到，他资助建立了两家医院，最终回到了美国。

同样是在1956年，台湾医院竣工，蒋夫人参加剪彩仪式并发表了热情的演讲。她用英文演讲得很出色。我的父亲弥尔顿·李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为蒋夫人担任了现场翻译。

1960年，81岁高龄的米勒医生搬到香港，帮助建立了一家医院。很多有钱的中国人都捐了款，地点也找好了，就在九龙工业区靠近中国边境的荃湾。1965年，医院建成，拥有100张病床，共计花费400万美元。

1年后，一个名叫常顺的香港富豪把米勒医生拉到一边，这个人以生产标有鳄鱼商标的衬衣而远近闻名，他想说服米勒医生，既然这么多年筹集的钱大部分是在为穷人服务，而有钱的患者及其他们的朋友也捐了款，他们的健康理应受到照顾。米勒医生同意了他的说法，常先生给了他100万美元在维多利亚岛建了一家医院。他们在司徒拔道教会地段买到一块地，又收到民国总理唐绍仪的遗孀及很多人的捐款，总共筹集到600万美金。1971年，新医院收治了第一个病人。米勒医生虽然是著名的外科大夫，但同时对疾病预防和健康理念的倡导充满了热情。

米勒医生的传奇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与大豆相关。故事起源于1903年，他们在去中国上海的旅途当中，船只停靠在日本的神户。在那里，米勒医生遇到了女同学默特尔·洛克伍德医生，并接受了与她共进晚餐的邀请。在海上晕船了两周，饥饿难耐的游客胃口大开。饭菜非常可口，因为默特尔·洛克伍德以美味的豆腐招待了米勒医生，使后者第一次认识了大豆。这种富含高蛋白、既普通又便宜的东方食品引发了他极大的好奇心，这粒好奇的种子在他的心中种下，激发了他倾注一生与营养不良做斗争的热情，并致力于将大豆做成对婴儿和成人都既好消化又美味可口的豆奶。

米勒医生90多岁时，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到两公里，靠近加州的洛马林达。他仍然工作在洛马林达食品公司的实验室，改进以大豆为原料的罐头食品、肉类替代品以及豆奶的味道。有一天，他来到我家门口，胳膊上缠着大豆藤，上面仍然还有豆荚。他把这些东西塞到我妻子奥拉手上说，"弗莱德知道怎么处理。"我把豆荚从藤上摘下来，带着豆荚在盐水里煮豆，就像我们以前在中国那样。在美国的日本餐馆，这道菜的名字叫做日本毛豆，非常流行，日语的意思是"大豆藤上的豆"。米勒医生经常给我们送来代替肉类的食物样本，都是他在洛马林达食品公司地下室研制出来的。洛马林达食品公司离我们家仅300米。1977年新年那天，米勒医生在他家的客厅去世，享年98岁。

我的父母：弥尔顿和海伦·李

在序言开头有关我自己的故事当中，我已经写了很多有关我父母的事，下面是他们后来的一些情况。

我父母1980年退休时65岁，住的地方离他们的母校很近，所以我父亲继续为广播录制中文布道语。

中国旅游放开后，我父母回了中国14次。他们热爱中国，离不开那里。当我父亲知道自己得了帕金森病，健康状况每况日下，再也去不了中国时，他对陪伴自己61年的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希望你还能回到中国看望我们的朋友。"他对自己出生的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中国朋友充满了感情。

1997年，我父亲死于一场车祸。我母亲海伦完成了他的遗愿，又回了中国4次，有两次是90多岁的时候。

2006年，在母亲93岁时，她又一次结束了中国之行，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从机场她搭乘大巴回她位于旧金山纳帕谷的家。在大巴上，她坐在一个中国男人身边，那个中国人正在读报纸。她等他放下报纸后，便和他用中文说话。他们谈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母亲他在联合航空公司上班，要经常飞回中国。他说每年他都要陪同一批斯坦福大学的医生飞去昆明一次，在昆明他们有一家诊所，这个中国人为医生们担任翻译。我母亲当然对昆明很熟悉，他说他们的诊所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开办的。他说既然她是护士，了解那座城市和人们，或许她可以加入进来为医生们做翻译。当那批医生联系母亲时，她非常兴奋，他们好像希望她一同前往。后来他们发现她已经93岁了，在我父亲出车祸时腿骨骨折了，自此之后不得不依靠助步器行走。

母亲很失望地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不会用她的。我听后说，妈妈，你不用他们带你去昆明，你知道怎么去那儿，你也知道那些医生去教会诊所的日子，我出钱支付你的旅费。我妹妹西尔维娅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马上提出要陪她一起去。

她们俩回来后，西尔维娅说就像陪同皇室旅行一样，她们遇到了很多来自香港、台湾和昆明的朋友。去之前母亲就告诉朋友们她要来了，结果这些人有的徒步，有的坐火车，有的搭汽车，都想着再看一眼他们的老朋友海伦。

去诊所那天，母亲和西尔维娅早早来到教堂，人们已经开始排队。西尔维娅也会说些中文，她帮着维持纪律，发放药品。母亲找到了负责的医生，并做了自我介绍。后来的一整天，她借助助步器帮医生做翻译，和他们一起工作。病人们看到她能够说自己的语言，而且还知道医学术语，所以看病的队伍排得很长。8小时后，诊所关门时，医生们对她感激不尽，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忙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是她最后一次去中国，2012年去世时，那个在机场大巴遇到的人也来参加了她的葬礼。他告诉我们，他经常去纳帕谷拜访我母亲，母亲会把她在中国的朋友的名字、地址和礼物交给他。他说一回国，他就会去寻找那些人。这不太容易了，因为一些地址在背街陋巷，但他希望把母亲的问候都传递出去。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