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谈医改:崛起的海外和民营医疗机构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医疗机构之一，近几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的身影。梅奥诊所的数据统计显示，2012年至2013年，中国患者翻了三倍，从过去的几十人到将近200人，而2016年中国患者数量又出现数倍增长。大量增长的患者数量背后，不仅显示出中国患者日益提高的健康意识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体现了海外医疗服务机构的触角在向我们延伸。提供海外医疗服务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丹麦等等，如雨后春笋，国内有很多公司，专门为海外医疗提供安全、快捷、高效的专属通道。

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留学生一样，在选择用脚投票。

我们的民营医院除了数量上的快速增加，同时得到了国家政策上的支持。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2013年，国发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大幅推进政策“落地”。2014年“两会”，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提出“四个放宽，一个简化”，在资本进入门槛和人才流动、多点执业上再次给予支持。2015年《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预留划分空间。放宽主办主体要求，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逐步扩大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放宽服务领域要求，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办医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完善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医疗、教育、托幼、养老、体育等领域发展的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以及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服务市场，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推动竞争性购买第三方服务，增加医疗和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

现在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机构的投资，据估计全国已经进入立项和审批的中等规模及以上的民营医疗机构就超过千家，甚至更多。这些新建的医院多数来自于私人资本、专业的投资机构、国内的大公司以及境外的大公司。和莆田系的医院不同，这些医院规模大，资金充足，管理和竞争能力强，会对现在的三甲公立医院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

让我们简短回顾一下近三十年发生的事情，或许能够有所借鉴。

新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无疑是加入WTO，自此摆脱了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大部分的国际制裁，能够将中国制造卖到全世界。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里，国家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爆发出一场巨大争论，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然而接下来惨烈的通货膨胀平息了争论，开放民营成为唯一的选项。2000年到2010年，算是平民的黄金十年，民营经济突飞猛进，迅速超越国有经济。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业务收入2.17万亿，而民营工业企业仅仅只有4791亿，国有企业的整体规模是民营企业的4.5倍；但是到了2010年，数据逆转了过来，国有工业企业的业务收入仅仅5.9万亿，而民营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高达20.8万亿，民营企业的规模是国有企业的3.5倍。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带动中国成为所谓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失去了政府的庇护，国有企业迅速衰落。

从2003年开始，公立医院快速扩张，赚的盆满钵满，管理者很容易有一种错觉，认为医院的发展主要源自自身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同躺着挣钱的垄断国企如出一辙。而2015年开始新一轮医改，2016年既有近500家公立医院倒闭，几乎所有的公立医院从2016年开始的感受是“难过”，如果不出所料，在未来几年的医改过程中，公立医院的主题词是“兼并”和“倒闭”。台湾的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公立医院自我转型非常困难，关键是要引入社会资本办医，营造良性竞争的环境。

哈里教授：杨杰，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务处处长，山东省医师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援疆3年，获得系列荣誉，被国内主要媒体大量报道，入选山东大学十大新闻人物。研究课题《医疗联合体的构建及其效果评价体系》获山东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