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是老教授唯一的答案
面对一次又一次癌症带走病人的心痛,我们要如何投注感情于这样的工作,同时又坚强地面对?这是妇科癌症医生无法避免的难题──如果我们对病人投注了感情,眼泪,是唯一的答案。
2000年的夏天,我带着即将完成台湾卫生院妇科癌症专科医生训练的6个学员,到美国参加美国妇科癌症学会,顺道拜访美国西部的几个主要的癌症中心。访问结束前,训练计划的国际老师──知名妇科癌症专家里奥·拉加斯(Leo Lagasse)教授在他洛杉矶的家里设宴款待了我们。
当时已年近七十岁的拉加斯教授在临床上仍然非常活跃,并且积极从事援助第三世界的人道医疗计划,十分受人敬重。同为妇科癌症医生,很自然地,我和他聊起了面对癌症不断带走我们的病人时,无数令我无能为力的心碎时刻。
有一种无奈叫心痛
我举了一个赴美前不久照顾的一名病人吴小姐的例子。吴小姐是卵巢癌病人,最早在其他医院手术,但主刀医生打开肚子、割伤肠子后,又把肚子缝起来说:“这没办法再手术了!”吴小姐才被转送到马偕医院来。
我们组成医疗团队,外科照顾肠子,泌尿科照顾膀胱,再加上我所带领的妇产科医生,让曾被其他医生认定“不能手术”而放弃的吴小姐,经过一连串的手术及治疗,能够存活下来,并且度过了很长一段生活质量极佳的时光。
这样持续了五年。五年之中,她不但恢复了工作,生活平顺,而且常借着门诊返诊时和其他病人互动,鼓励心理脆弱的新病人。我们在这段时间建立了很深的医患友谊。
然而,不幸的消息传来。一天,吴小姐返诊时告诉我,她持续咳嗽好几周了,我立即安排她做胸部X线检查,发现胸膜积水及肺部转移病灶,确认是卵巢癌复发,并转移到了肺部。
吴小姐问我:“还有多少机会?”由于一旦卵巢癌复发,且已出现远程转移,就几乎没有治愈的机会了。我只有据实以告,并说明此时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病情,延长生命,并改善生活质量。
但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一回,不是医生放弃了她,而是她放弃了医生,转而投向声称可以“包治百病”的非正统医疗。其间,我与妻子都努力地劝她回来继续进行正规治疗,但仍无法改变她的决定。
不久之后,吴小姐还是回到了医院看急诊,呼吸急促、形销骨立,转到病房来后,我能做的事更有限了,只剩下最后的支持疗法。
一天,我在看门诊时,病房的护士小姐告诉我,吴小姐说她想回家了,我立即赶往病房探视她。吴小姐的推车在病房走廊边,正要离去。见到我来,她勉强挤出了淡淡的笑容,以最后的力气、微弱的喘息声在我耳边说出:“我希望最后,在家里。”然后她对我说出了感谢和道别的话。
老教授也只能泪眼以对
在与拉加斯教授谈话的时候,我仍能感受到那种心痛。我问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教授:“当我们自己一再重复这样的心碎时刻,我们无以自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哀伤。
当你长期照顾的病人已经变成你很重要的朋友时,你最后要送走他,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感情?”
我止不住激动又接着说:“你要怎么教导在座其他的年轻医生要投注感情于这样的工作,可是却要坚强地面对?”
我并没有得到老教授言语上的回答。但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他眼眶瞬间泛红,眼角有晶莹的泪珠闪烁,我已明确知道,我们有相同的经验与哀伤,也明白了,这是妇癌医生无法避免的难题,即使有再显赫的资历、再丰富的经验,也不可能变得熟练或无感──如果我们对病人投注了感情,眼泪,是唯一的答案。
哀伤只会淡化,不会消失
在我治疗的1000 多例癌症病人当中,最棘手的状况,永远是病人即将离去之前悲伤而无法面对的家属。那每每让我想到《寻找失乐园》(Finding Neverland)的故事里,稚龄的小儿子含泪问出:“Why they must die ?”(为什么我的父母要死?)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似乎都以他们伤心的眼神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的病人林夫人的小儿子,便是其中一个。
林夫人是卵巢癌患者,和许多这类疾病的患者一样,虽没有明显症状,但一被诊断就已是第三期。经由手术后,再配合6次化疗,林夫人的小儿子却希望母亲转而尝试另类医疗。
同样,很快地,林夫人的癌症复发了,再回到医院时,已有广泛的腹腔散布和内膜积水。而且,因为肿瘤的压迫,又濒临直肠阻塞,林夫人本身不愿再接受手术治疗,只做了一次化疗,严重的骨髓抑制就并发了败血症,病情危急。意识很清楚的林夫人多次表达了希望平静离去的意愿,她与丈夫也早已签署了《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同意书》。
当初要林夫人做另类疗法的小儿子几近崩溃,他不愿就此放手,因为他深感愧疚,觉得都是因为自己要妈妈不再接受西医治疗而去吃中药才害死了妈妈。他一再苦求医护人员,千万
不可以放弃对妈妈的积极治疗,几次情绪失控。
有一天下午,我就这样抱着这个还不满20 岁的大孩子,我安慰着他,不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同样经历丧亲之痛的人子角色。我对他说,17 年前,在我最景仰的父亲去世前,我也是何等的不舍,但为了让父亲放心离开,我在父亲临终之前对他做了什么承诺与如何道别。
我告诉这个孩子:“你该趁着妈妈神志还清醒,告诉她,你爱她,并且会永远记得她;请告诉她,你会照顾年老的父亲,请妈妈不用担心;也请告诉她你会努力上进,好好生活,珍惜她给你的人生,也让人因为你而纪念她。当时,我就是这么告诉我父亲的。”
我想,这孩子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顺从了妈妈的心愿,让妈妈平静而去。但我至今还在等待当时他跟我的约定──他说,办完了母亲的后事会再与我联络,让我们分担彼此的忧伤。
我知道,失去亲人的哀伤会随着时间淡化,但是却从来不会消失。
在痛苦的试炼中反思之后,我参加马偕医院精神科方俊凯医生的一项研究计划:“以照顾癌症晚期病人之医学伦理,建构医生灵性成长课程”,引导我具体审视自己行医生涯的成长经验,并进一步了解自己身为医生的深层意义。是的,就像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说:“我们偶尔能治愈疾病,经常可以解除痛苦,但永远可以给予安慰”。遇到医疗的困境时,有些医生可能选择只扮演有限的身体医治的角色,抽离情感;有些人则期待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使人成长的不是时间,是用心、是投入,是痛苦试炼后的反思。
经过这样的过程,一名医者可以从技术层面的追求升华为对病人的关怀,从无力的叹息转变为超越知识和制度障碍的努力,而能够给所爱的人不拘形式的灵性关怀,就像远藤周作的小说《深河》中那位背负着印度教教徒到恒河中去做临死前洗涤的天主教神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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