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则西事件”的拷问与启示

魏则西，一名曾经以600多分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计算机系的本科生，在其年仅22岁的青春年华之际不期离世，这一噩耗在令世人深感悲恸与惋惜的同时，亦激起了对涉事公立医院、莆田系民营医院、百度公司以及监管部门等多个主体之千夫所指，并曾一度刷爆各大论坛、网站和微信朋友圈，其社会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医疗界。

尽管该事件因为随后发生的“陈仲伟事件”与“雷洋事件”而导致关注度有所下降，但民间热议与行业讨论却始终没有停息。在我看来，“魏则西事件”深刻地拷问了我们医药卫生改革之成效与医患信任之成色，亦在事件之外启示了我们对健康之关注以及生死之见解。

一、事件之发生恰似中国“医改”进程中的一段缩略影像

1978年岁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会上明确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把党和国家之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时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九州大地，亦浸染了包括医药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

时至1979年，中国在顶层设计上开始酝酿改革，强调“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随后发生的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以及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等事件成为了具体行动之有力注脚；

1985年，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从初露端倪过渡到全面启动，其基本意旨是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于是医疗卫生行业摒弃先前保有之福利性与公益性，在商业大潮和经济思维之综合包裹下，道德风气虽不能说是每况日下，但渐进衰落甚至衰败已是不争之事实；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之改革目标，医药卫生行业之不良风气亦随之愈演愈烈，大处方、过度检查、药品回扣、医生红包、虚假广告等流弊纷至沓来，并频现于广播与报端，广为社会公众所不满；2000年，部分省份的公立医院开始产权变卖，尤以江苏省宿迁市为甚。在医药卫生改革之讨论声中，“政府主导”和“市场化”两大派别争执不下，但长期的商事浸染与先行的经济思维，使得许多人更为侧重对效率之追求，而对公平性之考量则明显不足。因此，“市场化”派别的声音似乎在对抗中略占上风，导致在实践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强调医疗服务价格放开；

2004年，国家又开始考虑医院进行产权改革，即政府只举办一部分公立医院，并逐步退资，这一举措无疑给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进入医药卫生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之契机与空间；

2005年，国家和社会公众开始反思之前的医药卫生改革之成效，尽管各方主体对“医改是否成功”之结论各抒己见，甚至互不相让，但其缺乏系统的整体上之设计，却得到了大多数人之认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医药卫生行业是（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消费品之定位混沌不清，二是政府监管越位、错位和缺位之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2006年至2009年元月，原卫生部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围绕“补供方”还是“补需方”的问题前后进行了四轮之博弈，终于在2009年3月17日和3月18日连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两个文件，才使得这场争论得以阶段性平息。新医改明确提出医疗卫生事业应当回归公益性，并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该事件涉事主体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武警二院”），其与患者魏则西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反映出中国医药卫生改革进程中的一段缩略影像。

一方面，武警二院作为一所部队医院，在其放开面向地方提供医疗服务之际，其原本主要面向健康人群（即军人）烧伤、骨伤等战伤服务之科室设置，显然无法满足各病种需求之地方患者，这就致使其内生动力设置更多、更全的科室，进而提供更多、更全的服务，唯有此，这所部队属性之公立医院才能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维持正常之运营。而且，医院收治更多的疾病案例，亦在很大程度上迅速提高了医院之整体技术水平与服务能力，这对于更好地服务军人患者而言，同样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中国的民营资本虽然充裕，却无适当的投资渠道加以妥适消解，进军医疗卫生领域又因为民营医院优质卫生人力资源之短缺以及社会公众所秉持之固有偏见，而不被患者青睐，可以说是进退维谷。于是，“借壳”大型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无疑成为上上之选。在双方各有需求且相对自洽之情况下，二者一拍即合，武警二院将部分科室违规外包莆田系民营医院，同时凭借其多样化之医疗服务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诊治，从而创造更多的收益。在中国当下，这一“公地悲剧”之发生绝不是个案，它集中反映出部分公立医院资源闲置及管理不善之事实，亦从侧面反映出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不力之情状。因此，在公立医院公益性不足而民营医院营利性凸显之联合作用下，出现“魏则西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百度作为世界著名的搜索引擎，其处于医疗商业化链条中之重要一环，不仅无法做到独善其身，反而助推了整个“河流”的污染。在利益链条基本形成闭合之状的同时，必将这一不良医疗现象置于恶性循环之轨道，首当其冲的就是患者，但最终为此买单的则是整个社会。

二、法制型信任的脆弱

美国女学者祖克尔（Zucker）认为，人们的信任形成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声誉，即根据他人的声誉决定是否信任，声誉好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二是社会背景相似性，即根据自己与他人在背景、文化、价值或者种族等方面是否相似度高而决定是否信任；第三，法律制度，即通过非人性的法律制度，如专业资格方面之法律法规来保证并给予信任。学者怀特利（Whitley）在这三种机制的基础上又提出一个新的见解，即关系运作亦能产生信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系运作之方式与社会背景相似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的是通过关系运作产生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然后通过形成关系中之义务关联而产生信任，而后者强调的相似性则来源于之前已经建立的、既存的人际关系。

魏则西身患滑膜肉瘤，一种恶性软组织肿瘤，五年之内的生存率最高不过半数，最低仅有五分之一，除最新研发和正在进行临床实验之技术以外，尚无有效之治疗手段。人们常言道，“病急乱投医”。患者，尤其是罹患重大或不治之症之患者，实难像一个正常的健康人一样做出冷静之理性判断。但我认为，这并不足以导致魏则西及其家人对某一医院产生足够之信任，毕竟在魏则西正式与武警二院缔结法律上的医疗服务合同之前，他们已经辗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数地求医问药，可以说已经遍览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医院，不太可能让一所缺乏法制型信任之医院，轻易进入他们决定为之托付之视野，毕竟治疗的背后是昂贵之医药费用。

综观而论，魏则西及其家人对武警二院产生法制型信任至少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武警二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科研及教学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北京市首批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成员和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网络医院。众所周知，无论是医院之等级评定，还是其他（荣誉）资格之授予，其均需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则以及相应的程序进行，这让魏则西及其家人有理由相信武警二院就是一所实力较强的医疗机构。此外，在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中，人们对军队一直保有一份天然之情感，虽然它不能直接构成法制型信任，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法制型信任之形成；

二是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最高级别的电视台，百度公司作为世界著名的搜索引擎，其对武警二院所作的相关报道，甚至百度还将其作为“滑膜肉瘤”关键词搜索后之头条显示，均让魏则西及其家人有理由相信中央电视台、百度公司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宣介事项之真实性、合法性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审查义务，因而值得信赖；

三是魏则西之主治医师李志亮是主任医师，处于医务人员职称之塔尖地位，其与温洪泽、郭跃生还合编了《肿瘤生物技术病例集》一书，且排名第一，中央电视台亦曾对李志亮本人做过不止一次的宣传报道，因此无论是临床医师职称之评定，还是著作之编写，抑或电视台之宣介，实际上都已经暗含着一种法制型信任之存在。然而，令世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法制型信任竟会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究其原委，主要是其自身隐含着诸多影响甚至决定法制型信任是否成立的变量，最为典型之适例便是，百度搜索并非按照信誉度之高低而是按照客户付费之多寡进行推广排序，在毫无醒目标识或者加以风险提示之情形下，误导包括魏则西在内的广大网民在所难免。

三、“带病运行”的国人“健康观”与“生死观”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迄今已近四十年，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我们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却走完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的历程，社会转型一定是急剧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难免会经常变动不居。若在这个意义上说，产生一些不和谐之社会因素既是必然的，亦是正常的，当前之医患关系即为适例。与之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健康观”与“生死观”出了问题。

暂时抛开“魏则西事件”不谈，我国自1950年8月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就始终将“预防为主”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时至今日已经过去六十余年，但收效甚微，尤其是当下，反而呈现出更为严重之势。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病了才去医院找医生”，“胖了才想到锻炼减肥”，“劳累猝死了才知道生命之可贵”，而且总能找出工作太忙、压力过大、条件不允许等各种理由加以开脱。而实际上，这些均非主要原因，我们缺乏的是一种对付诸行动的果敢和魄力，缺少的是一种对严重后果的思考与体验。因此，我们看到许多人（也包括本人）常败于一个“等”字上，因为“等”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指向之懒惰，就是一种温和甚至还略加惬意后的慢性自杀。

中国医生在现行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下遭遇了诸多考验，一部分医生之医德医风的确有所下滑，但我们更应看到，其主流仍然是好的，并非部分舆论所言的“完全变坏”之印象，谁敢说当下其他职业群体之道德风气就一定比医生群体强。在我看来，大部分医生依然是可爱的，可敬的，他们“救死扶伤、大医精诚”之道德要求并未泯灭，甚至成为当前为数不多的还能保有几分理想之职业群体之一。

问题之症结在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家庭单位迅速变小（魏则西就是独生子），家庭抵御成员死亡之风险能力大为降低，复加城镇与农村之医保不统一、不完善，又容易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之沼泽泥潭，作为托底之医疗救助又常常难以做到精准覆盖，因而导致我们一旦罹患疑难复杂之大病或绝症，一方面会毫不犹豫地倾其所有遍访名医，这或许是源自血缘亲情之力量，或许是出于家事伦理之要求，然而却在另一方面显著增加了患者及其家庭对医学、医生原本有限性之苛求，一旦这种期望遭遇了“人财两空”之局面，实难对患者及家庭成员进行精神安抚与和平调处。另外，我们制定的一些法律规则以及法院宣判的一些案例，亦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患者及其家庭对医学、医生之不解。与其说患者是在主张自己之合法权益，倒不如说是一个家庭对失去亲人之后的莫名恐惧和不知所措。

我无意为医生群体做任何辩解，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秉持正确的健康观、生死观，而是选择防御甚至挑战医生群体，医生必将失去其职业吸引力，其结局一定是社会的精英不会选择这一职业。那么请问，届时谁来保障我们每一位公民之生命健康权？是否着实有些作茧自缚之意味呢？记得《人民日报》曾有评论文章指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医生无法阻止生老病死，就像无法阻止春夏秋冬一样。医生是生命花园里的园丁，只能让花朵开得更好看一点，仅此而已。”此言倒是“一针见血”，道出了我们多年秉持且亟需修正之生死观。我想，这或许是魏则西这起不幸之事件，留给我们较大甚至最大的一份思考遗产。

2016年5月2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有关部门等单位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百度公司、武警二院等涉事主体依法进行了处理。虽然“魏则西事件”注定会随着时间之流逝而渐进淡出人们之视野，但其留给我们每一个人之拷问与启示却极为弥足珍贵，医药卫生行业环境之净化与医患关系之信任不是单一主体之责任，她仰赖于各主体之集体努力以及和谐联动。但愿魏则西的死亡不是稍纵即逝的一个历史片段，而是吹响我国医药卫生改革尤其是民营医院改革的又一次有力号角！

（原文刊载于何家弘主编的《法学家茶座》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