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吴蔚然教授 | 我国著名医学家、杰出的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的无悔人生

2016-08-13 01:05 北京医院

吴蔚然教授是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四大主席团成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编

者按：吴蔚然教授是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四大主席团成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曾这样评价他：吴蔚然同志从医数十年如一日，医德医术有口皆碑，一贯勤恳严谨，乐于奉献，坚持以病人第一，事业第一，党的利益第一。

兢兢业业，忘我奉献，几十年如一日

吴蔚然教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等高等学府。作为学生和医生，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人民大众的苦难遭遇，出于对北京和祖国的热爱，全国解放前夕，吴教授选择留在了北京。

共和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埋头医术的吴蔚然深受触动，他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样一条真理。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要追随共产党一辈子。1956年，吴蔚然加入了共产党员的行列。从此，这位党员医生以其特殊的才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开始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服务和奉献。

从事高干医疗保健工作，是吴教授医疗生涯中一项特别的业务，也是他为党工作的具体表现。早在1957年，身为北京协和医院主治大夫的吴蔚然，已因其外科技术娴熟而在医学界小有名气，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和手术。1973年，吴蔚然调入北京医院，专职从事高干医疗保健工作。

高干保健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医疗任务，责任重大。责任重大，不是嘴上说说而已，那是要付出心血的。每一台手术，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术前精心的准备，术后细心的观察护理。如有意外，大夫们则要几天几夜不能离开病房，直到病人病情缓解。即使是节假日也不例外。保健工作有其特殊的保密要求，不能宣传不能报道，尽管医务人员付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代价，也只能是默默的奉献。

刚刚步人这个领域时，吴蔚然除了感到光荣、兴奋外，更多的是紧张。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高风亮节、大度与宽容，使他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并很快适应了这一工作。北京医院很多大夫都知道吴蔚然常常提到的论点，那就是“病人”二字是由“病”和“人”组成，病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病。看病人只看到病和只看到人都是片面的，都不利于对病人的治疗。由于他常常能在治病过程中为病人创造一个轻松和自信的气氛，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他这里，也就妥善地迎刃而解。

大家可以想象，给毛主席治病一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很不愿意让医疗占用他宝贵的时间。有一次，毛主席的身体上长了一个脓肿，需要手术。吴蔚然见到主席后，指着脓肿部位对主席说：“主席，这个问题已经表面化了，该解决了。”主席听后笑着说：“你这个人很会讲话嘛，让人一听就懂。好，听你的，就解决吧。”李先念同志曾经夸奖吴蔚然讲话的艺术性：“找吴蔚然看病，还学到不少东西呢。”

几十年来，正因为吴教授技术精湛、为人正派、作风严谨，使他得到了众多各种地位、各种身份患者的信任。他曾给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疗、手术，曾守护周恩来总理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曾随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此外，他还多次为其他国家的元首诊病、手术。

为了做好医疗保健工作，他每天早7点离家，晚7点回家。医院为便于他中午休息，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放了一张单人床。他却在床上摆满了上百本医学著作和学术杂志，中午坐在椅子上啃书本，追踪国内外医学新发展。就是节假日，他也很少休息，一有时间就泡在病房里。据他的老伴说，从1974年到1992年，吴教授从未在家里过过春节。有次在北戴河出差时，不慎摔伤，脊椎压缩性骨折，院领导和同事都劝他回医院治疗和休息，但他穿上个钢条护腰带，疼得厉害了就吃两粒止痛药，一直坚持到出差结束。吴教授除了院内工作外，还要参加院外会诊、手术，出席一些必要的会议和活动。为他开车的司机说：“吴院长离开北京出差时，我才算解放了，这位老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就知道工作。”大家难以想象，一位长期患有颈椎病、两次脊椎骨折、做过一次胸部大手术的老人，怎么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和工作热情。

这一切，源自于吴蔚然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赤诚。他把做好高干医疗保健工作，使老一辈革命家健康长寿，使中央领导同志保持健康的体魄，看做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看做是党和人民的重托。同时这也是他对党给予他的爱护与信任的一种回报。

“文革”时期的1968年，当吴蔚然被列为批斗对象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调他到阿尔巴尼亚为外国领导人治病，使他在国外逗留近半年时间，躲过了批斗风。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首次访华后，周恩来总理委派他担任我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医学代表团的团长。他深深感到，这些安排都是党对他的莫大信任和关怀，并以此为动力，不知疲倦地奋斗在工作岗位上，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完成了医疗保健任务。

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医务工作者向他学习。为表彰吴蔚然在高干保健工作中的卓越贡献，1994年和1996年，国家给他颁发了中央保健特殊贡献奖。

待同志如挚友，待患者如亲人

吴蔚然特殊的身份及工作，都可能使他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脱离群众。但是接触过他的同事及患者，都发现他甚至比别人更好接近，也更加可亲。

吴蔚然教授对青年医生的培养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为学生修改论文，他可以一晚上不休息；为帮学生查一个数据，他可以在百忙之中一头扎进图书馆；为了让学生看到一个典型病人的症状，他可以放下手中的事去找学生……

北京医院普通外科的大夫刘亚林和吴国举，谈起吴蔚然教授不仅肃然起敬，而且十分感动。

当年，刘亚林为了写作一篇学术论文，需要参考一本英文解剖学书籍，他在各处都找寻不到的情况下，贸然地询问吴蔚然教授，是否有此类书籍。没想到吴教授一口答应，第二天即将他50多年前读书时用过的一本英文解剖学拿了来，吴教授说，医学虽然发展很迅速，但是解剖学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本书，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刘亚林捧着这本收藏了50多年的书，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吴国举曾经拿着一篇13页纸的论文向吴教授请教。吴教授二话没说就接过论文，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仔细阅读修改。有几次在院内见到吴国举，总是面带歉意地说：“小吴，别着急，论文我看着呢，改好了我就给你。”吴国举感动的同时深感不安，因为他知道像吴蔚然这样的知名专家得有多忙。过了些日子，等吴国举拿到论文时，更是出乎意料，没想到论文大到中心内容，小到标点符号，都留下了吴教授改动的笔迹，平均每页纸上都有20多处吴教授的手迹。当吴国举拿着论文到打印室去打印时，旁边的几位大夫立刻断定，这一定是请吴蔚然教授看过的，一看就知道是他的笔迹和风格。由此可见，吴蔚然为医院的多少大夫改过论文，提过意见。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休息时间完成的。

尽管吴蔚然在高干保健工作中接触的多是显赫人物，可他对普通病人，仍然是一视同仁，从不以职位高低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退休多年的丁良田老人是北京医院的一名普通职工，一次因心脏病住进了监护病房。刚刚回国的吴蔚然，听说老丁的情况后，他匆匆赶到病房，询问了各种情况，证实了老丁情况已稳定，这才放心地离开，走前，还把刚带回来的一些补品留在老丁床头。事后护士问老丁：“刚才看您的那位老大夫是谁呀?”“吴蔚然啊。你不认识?”年轻护士叫起来：“吴蔚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外科专家?”刚上班没几天的这位护士大惑不解，又问老丁是吴蔚然的什么人，当听到老丁说什么亲戚都不是时，她惊叹不已。

已经步人中年的护士长孙庆云，至今还将过去许多年的一幕牢记在心里。那是1976年年初，刚刚从护校毕业参加工作的小孙，突然患结核性肠梗阻，因为合并有其他病症，孙庆云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病情仍然没见明显好转。小孙连病带急，体重掉了30多斤。她一天到晚以泪洗面，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完了。当吴教授得知小孙的情况后，就多次到病房看望，并鼓励她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小孙每当看到吴蔚然在病房里的身影，心里就升起一股活下去的勇气。可是当时因工作需要，吴蔚然经常得去中南海从事医疗保健工作。小孙疑虑吴蔚然没有时间为自己手术。吴蔚然看出了小孙的心思，他安慰小孙：“你放心，我会专门安排时间为你手术的。”吴教授经过周密的安排，抽时间为小孙做了手术。小孙经手术治疗后完全康复了， 6年后结了婚，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从那以后小孙就下定了决心，要以吴教授为榜样，像亲人一样对待患者。不久，小孙被选为病房护士长。1995年她被医院评为优秀护士长。

吴蔚然对小孙所做的一切，就小孙来说，是一生一世的恩情，而在吴蔚然看来，只是一位医生分内应该做的事情。可又有谁知道吴教授做了多少这样的分内之事呢。我们只知道有不少康复的患者，都称他是救命恩人。

有位北京某医院的总机接线员，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往吴蔚然家里接过电话，事后她悄悄记下了这位大专家的电话号码。一次，她的亲属住院手术。接线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半夜接通了吴教授家里的电话，她将患者的情况讲了—遍后，吴教授爽快地答应了这位素不相识的接线员的请求。一大早，吴教授就冒雨赶到这所医院的病房，全面地对病人进行了问诊、检查，并同主治医师商定了手术方案，待一切办妥后才离开。

1991年，一位大学老师住进了北京某医院。病人久闻吴蔚然大名，手术前夕，病人通过家属表达希望请他亲自主刀的心愿。吴蔚然一口答应下来。可他却没考虑当时他的左腿有炎症，疼痛肿胀，而且就要启程去新西兰访问。手术那天，从早上8点进手术室，到晚上6点出手术室。吴蔚然就这样拖着一条病腿站了整整10个小时。毕竟是70岁的老人了，况且左腿还有病，手术做完后，吴蔚然自己已经不会挪步了，是工作人员将他扶出手术室，又是司机和病人的家属架着他走下台阶上了汽车。病人的家属流着眼泪对吴蔚然说：“吴教授，早知道您的腿不好，就不打扰您了，这样多过意不去呀。”吴教授却说：“不要紧，不要紧的，休息一个晚上就好了。”第二天，他像没事似的上了飞机，开始已经定好了的出国访问。

“好人”这个词现在在有些人眼里恐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吴蔚然在医院职工的眼里，在患者的心中，是一个真正的好人，难得的大好人。

司机们都愿意给吴蔚然出车。因为吴蔚然对他们不仅是关心，甚至可以说是体贴入微。每次在院外会诊或开会，碰上有可能误餐时，吴蔚然总会把一个在家里准备好的、菜肴丰盛的小饭盒递给司机师傅，这种情景，经常惹得其他单位的司机羡慕不已，问：“你拉的什么人?对你这么好!”

司机谢师傅至今记得，上世纪60年代他开车去协和医院接吴蔚然来北京医院会诊时，吴蔚然常常塞给他10斤8斤粮票。不少同志都会知道，那时有这些粮票，可真是顶大事了。吴蔚然有一个特点，自己的事从不麻烦别人，为此他甚至学会了打字、计算机；而替别人办事，却从来不嫌麻烦。他所做的一点一滴，都使他赢得了大家对他由衷的尊敬和爱戴。

对工作精益求精，追求至善至美

作为一名优秀的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在业务上的成就已经是他那个领域的佼佼者了。他的手术可谓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甚至可以说是艺术，是创造。

上世纪70年代初，吴蔚然成功地做了一例腹膜巨大恶性肿瘤切除手术。该患者的肿瘤已侵犯到其肝下下腔静脉，严重的阵发性高血压使之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手术需要切除大部分下腔静脉，包括切除右侧肾脏等，术中有大出血和血压波动不易控制等危险。这样的病例手术，在国内当时没有成功的报道，国外文献也只有少数成功的报道。对这样危重的病人，许多大夫望而却步。他反复地检查病人，又仔细翻看了病历。连续几个晚上，他和同事们多次研究手术方案，考虑了各种手术意外并制定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第二天，手术按设计好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吴蔚然像一位临阵的将军一样，神色镇定从容，一刀一剪地向成功的彼岸推进。在他的主持并参与下，这项高难度手术获得圆满成功。一个新的纪录在他手里诞生了。

一位女性病人，患有巨大全腹壁硬纤维瘤，又恰逢足月怀胎，因肿瘤坏死液化，病人疼痛异常。腹部肿瘤压迫，子宫移位不能自行分娩，眼看母子两条性命难保。这样复杂罕见病例的治疗，教科书上没有，许多医生束手无策。“我是一位医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两条生命死去”。吴蔚然精心考虑后，选择了分两步走的手术方案。他先经病人腰部切口避开肿瘤剖宫取子。救得一条生命后，待病人体力稍有恢复，他又做了除腹部皮肤和皮下组织外的全腹壁切除，用特别聚乙烯人造织物代替修复腹壁取得成功。母子两条生命都保住了。

1996年6月，已过古稀之年的吴教授，又亲自为一位77岁高龄、曾两次发生心肌梗塞并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老人，进行了大手术，成功地切除了胰头周围病变。吴教授做手术非常严谨，他对于每一刀的位置，切口的尺寸，甚至切入的坡度，缝合的间距度等，都有精确的计划与严格的自我要求。几十年来，吴蔚然做过的手术已经无以计数，无论手术大小、病人是谁，每次手术他都以同样的态度认真对待。他时常提醒自己，越是不出问题，就越是接近出问题了。每次手术前，他总是精心设计手术方案，手术后又认真进行总结。

已故著名外科学家曾宪九教授称吴蔚然的手术“可谓炉火炖青，是科学与艺术的和谐。”并说他“能结合具体情况应用外科原则，取得良好的效果，是外科医师的楷模。”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吴蔚然创造了不少独特有效并被推广的医疗手段、方法及工具。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医疗用具相对缺乏，一个注射针，反复消毒、反复使用的情况极为普遍，因此针头折断在病人臀部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臀部组织厚实，不易在X线下直接透视定位，当时普通的X线片上只能显示出平面的针影，这给手术取针带来了很大困难。一次，一位沈阳的病人，因三次手术取折断于臀肌深部针刺穴位用的细针均告失败来到了协和医院，吴蔚然和他的同事在手术取针过程中，由于定位不准，也未成功。下班后，他留在病房，拿着病人的X线片反复琢磨，夜深人静了，他的办公室仍然亮着灯。

最后他研究出了有效的办法，即双针立体定位法，从而成功地为那位患者取出了断针。这一方法简单易行，而且成功率高，很快被同事们接受并掌握。以后，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时，又用这一方法，为志愿军伤员取弹片，减轻了伤员的痛苦。他还发明了枯痔射钉枪，改进了肠钳和小肠减压套管等外科用具。有的外科手术工具现在仍然被大夫们沿用着。

此外，吴蔚然教授是我国最早开展胰岛移植治疗糖尿病研究的专家之一，是最早在我国开展临床营养学研究的专家之一。他所主持和参与的科研成果，有的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有的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的获国家级成果奖证书。他先后参与了多部医学专著的编写工作。

吴教授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来自他对工作对患者的高度负责精神。他总是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一次有位80多岁的患者，术后胃肠功能一直恢复不好。为此，他四处查阅参考资料，钻研治疗办法，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一个月之后，患者的胃肠功能恢复了，体重也增加了。而我们的吴教授，却得了胃病，体重掉了好几斤。

吴教授的外科手术经验十分丰富，并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对技术从不保守，并热心培养年轻一代。许多随吴教授一起做过手术的年轻大夫都说，和吴教授一起做手术，心里明明白白的，每做一次手术都有新的收获。他总是边做边讲，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青年大夫还反映，从吴教授那儿学到的不仅仅是医疗技术，还学到了他严谨的医疗作风和处处为患者着想的崇高医德。

1995年9月，我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建院90周年庆祝大会，会上由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同志亲自为吴蔚然教授颁发了“北京医院名医”的奖牌和证书。

对名利地位看得很淡，从不居功自傲

同许多人一样，吴蔚然也有自己的名片。他原先用了10多年的名片上只写着北京医院普通外科教授。近几年由于参加全国政协和卫生部的外事接待活动，才加印上了名誉院长和卫生部国际交流中心理事的职务。而事实上他的头衔有二三十个之多，有的头衔还十分引人注目。

几十年来，吴蔚然常常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国或者出席国内的重大活动，每次遇到录像或者拍照时，他都闪在一边。他也从来不接受电视台或者报社记者的采访，所以这么多年来，以他这样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却很难找到任何一份有关他的完整报道。他觉得，一个人能做成一件事，靠的是集体的力量，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比如一台手术，既要有麻醉师，又要有其他医生的配合，还要有护士的辅助。他把手术比作一场篮球赛，有中锋、后卫、前锋等等，只有大家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才能打好一场比赛。

吴教授特别推崇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并自觉地加强自身修养。他常说：“别人为你做的好事，要永远记在心里，你为别人做的事，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们做事，不是图别人感谢、念自己的好。”他曾对我们谈到：“我赞同‘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做任何工作，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要谦虚，不要骄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同事们都十分钦佩他做病人及家属思想工作时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但每当他感到自己说话的语气稍有不恰当时，就认真反省自己。在手术台上，偶尔对护士说话不够婉转，他在第二天就找上门向那位护士致歉。他把医护工作看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倡医生要尊重护士，对护士要给予更多的理解、体贴和关心。吴蔚然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有些社会活动他一推再推，但对于党组织安排的活动，对于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活动，他总是积极参加。1996、1997年，院党委组织党员“双学’’培训班时，他和其他党员一样，坐下来整整学习了一天半时间。当我院接受中组部的委托，利用休息日为两院院士查体时，在教师节前夕，为小学老师查体时，他都踊跃参加。

对于个人名利得失从不计较的吴蔚然，对于集体的荣誉却看得很重。1996北京医院北楼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大会之后，北楼党支部举办了庆“七·一”座谈会，吴蔚然也讲了话，他认为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是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说着说着，老人流下了眼泪。在场的同志也都受到感染，场面十分感人。

许多年前，当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时，强调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同志满腔热忱的精神。今天，白求恩精神在许多医务工作者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吴蔚然教授就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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