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医生万峰：心外科先锋的自由执业之路

一位医疗圈的年轻女记者，在微信朋友圈晒了一张与他的合影，她说“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就不要说自己在医疗圈儿混过”，我因此记住了他，因为我的确不知道他是谁。

巧合的是，之后不久，在一次小型医疗人聚会上，遇见了他。

他是全国心脏病手术病例最多的专家，已完成了以冠状动脉搭桥术为主的各类心脏手术10000余例，他创造了9项“中国首例”：中国首例激光心肌血管重建、微创非体外跳动心脏冠脉搭桥术；中国首例双心室人工心脏辅助装置（Bi-VAD)植入术；中国首例冠脉搭桥+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植入术；中国首例局麻清醒微创非体外冠脉搭桥术……

他的头衔很多：法兰西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教授、博导，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第一、二任会长兼总干事，《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主编，神州海德医疗集团董事长，青岛思达国际心脏医院董事长，中国燕达国际医院董事，神州万峰心血管专家联盟理事长，长沙泰和医院万峰心脏中心主任，美国Starr-wood心脏集团中国部主任，Chairman of StarrInternational Group, Ltd.(USA)等等。

我问他在这么多头衔中最在意的是哪一个？他说“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我都曾努力过、争取过，结果无论成功与否都没关系，我至少是一个好外科医生，这是我最看重的”。

他是万峰——中国最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医生自由执业的最早探索者。

他是很多媒体追逐的对象，新华通讯社、CCTV-1-东方之子、CCTV-10-人物专访、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健康报》、《人民邮电报》、香港《大公报》、《紫光阁》等等媒体曾多次报道过他。十几年前，作为一名“海归”医生，他不仅被《华尔街日报》誉为“跳动心脏外科的先锋”，更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封面人物。

经历过外籍助理、主刀医师、归侨、民营医院创始人、商业公司投资者、博士生导师；多次进出公立医院，组建医生集团，探索自由执业之路，而“建立最好的私立心血管专科医院”始终是他的梦想。

万峰出身于三代从医的家庭，“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做医生，后来又随军起义加入解放军，解放后又抗美援朝跨过了鸭绿江，回来后转业到新疆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因此我出生在新疆。文革期间一家人回湖南老家，父母重新找工作，相当于自谋职业。”

恢复高考第二年，他考取湖南医科大学，志向就是学医，因为“我太熟悉医院的生活了，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查房，脖子上也挂着听诊器，患者会开玩笑地称我为小万医生”。毕业时，他立志要来北京，报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配工作时，“因为阜外医院听着比较熟悉，有位知名的吴英凯教授，我就选择了阜外并进入了心脏外科”，从此开始心脏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

在北京阜外医院工作5年后，正值留学潮的兴起，1988年他开始留学欧美，先后任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医学院心外科外籍临床医生、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心脏外科研究室访问教授、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医院心肺移植临床研究员、美国圣·文森特医学中心心脏研究所客座教授和心脏外科临床研究员。师从国际著名心外科专家、享有“心脏瓣膜外科之父"美誉的Starr教授，从事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以及参与人工心脏辅助装置和心脏移植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留学六年后，他作为翻译和助手，陪着导师Starr来中国做学术访问，“那次回来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和冲击”，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最终让他决定回国。

1996年回国后，受当时阜外医院原院长郭加强的推荐，他到邮电医院（阜外技术合作医院）担任心外科主任。那时万峰还是主治医师，同年底参加职称晋升答辩中他的综合评估已达到主任医师的标准，所以破格直接晋升到主任医师，那时他还不到36岁。

邮电医院只是一个三级职工医院，他担任心外科主任后，心脏手术每年能做到200余例，应用的某些技术比阜外和安贞医院开展得更早，他也因此引起了同行的关注。

在公立医院期间，他没有停止医生自由执业的探索。

1998 年，他和同样在美国思达心脏集团受训回国的上海中山医院赵强教授一拍即合，组建了“万兆开心公司”，正式成立时“只有我们两个医生，有一个管理团队”，这应该是中国医疗业内出现的第一家“医生公司”。

他组织起一批医生，利用业余时间与其它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我们不是做一台手术就拿钱走人，而是长期合作，把技术带到签约医院，培养当地医生，让病人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要去探索。”

当时政策所限，如果执业医院不同意就无法外出行医，但是“虽然大部分医院都不同意，一旦你有名了，医院至少也不反对，我们就在夹缝中生存，先后与全国几十家医院签了约。”

万峰创建第一家真正的专科医院是在1999年末，原青岛第二人民医院是他们的签约医院之一，“院长李奠基是一位非常有开拓精神的人，他把医院的一栋小楼改造装修后提供给我们建立股份制医院，参照《公司法》，青岛思达国际心脏医院就这样成立了”，像国外的小型私人医院一样，当时只有26张床，一千多平米病房。

同年，他应邀加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任心外科主任，“这是我真正在国内大型三甲医院的平台上，把心外科的技术、团队、管理机制建立起来，同时也基于这个平台，建立了很多学术合作关系”。

2005年，为了实现建立心脏专科医院的梦想，万峰辞去北大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一职，正式离开公立医疗体系，加入凤凰医疗集团，出任凤凰医疗北京地区总院长兼北京健宫医院院长和凤凰万峰心脏中心主任。

2009年，凤凰集团因筹备上市，资本运作转向，与他“建设心血管专科医院的梦想”有出入，万峰无奈撤出凤凰。

但梦想并未就此停止，当时在北京万丰路有个万丰公园，公园里有一栋建筑，“这个公园正好与我的名字谐音，周围环境也相当理想”，于是他卖掉了自家两套房子，租下那栋建筑筹建“万丰心脏医院”。不曾想，在完成装修改造后不久，因合作者的理念差异和政策限制，最终不得不转让他人。“当时燕郊有个燕达医院，北京有个电力医院，我就又去帮他们建设医院。”

2010年，他再次应邀回到公立医疗体制，加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出任心外科主任，“当时陈仲强院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怎么可能在公立体制下要求高薪呢？我说我只要两个字：自由”。万峰要的自由，是他不想受限于医院的考勤制度，但完成医教研工作指标，管理好团队和科室是他的原则和底线。最终，院长“非常开明和开放地”接受了他的条件。

同时，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联合发展大学科的需要，万峰应邀筹备并担任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系主任，“受益于大学医疗体系平台，我可以进行学术研究、技术推广、多层面培养后备人才，即便今后可能被迫离开北医体系，我也希望能和大学医院有合作，通过这个平台互补互利共赢。”

2013年初，因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和留学法国的背景，万峰荣获法国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成为30年来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学者。

【宁静】作为一位心脏外科医生，您在探索医生自由执业的路上已经走过了18年。我看过采访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人的长征》，可以想象您十几年来探索的艰辛。我很想知道，您坚持探索医生协作自由执业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动力让您如此坚定？

【万峰】我父母都是医生，从小到大我填过无数表格，家庭成分那一项我一直写“自由职业”，在我心目中，医生就应当是自由执业。在西方国家，甚至在亚洲的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医生都是自由执业的，就像律师一样，有律师资格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工作。

我在美国的大学医院、私人医院都工作过。美国大部分好医院都是私立的，医生和医院是合作关系，没有任何经济和雇佣关系，保险公司给医生付钱，所以医生是独立的，每个专科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医生公司。我的老师Starr教授，在美国3个州、10家医院行医，都是医生公司与医院独立签约。

对于医生的自由执业，我耳濡目染，这是个非常好的体系，我觉得应该带到中国来。

另外，那时我就发现，国内心外科技术和设施虽然落后但与国外差距不大，但理念的落后，包括环境、服务流程等方面与最先进的模式相去甚远。

比如做瓣膜手术，与欧美人正相反，中国人大部分都选择金属瓣膜，很少有人换生物瓣膜，因为生物瓣膜只能用10年左右，坏了以后要再做一次手术，而金属瓣膜可以用一辈子。但是换了金属瓣膜需要长期吃抗凝药，经常化验，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而生物瓣膜不影响生活质量。因为就医体验不同，中国人宁愿牺牲部分生活质量，也不肯多做一次手术。

这一系列问题也是激发我的动力。

再者，医生联盟自由执业与走穴完全不同，医生走穴不规范，医疗质量无法保证，但是医生联盟带来的是患者不出远门就可以享受顶级医疗技术服务，还可以把高新技术带到当地的合作医院。

所以，我想做自己的专科医院，实行最好的医护模式，建立成熟先进的医疗体系，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作，做更多的事情。

但我国的现状是，医生是一个单位人。中国医师法规定，医生的执业地点是受聘的某医院，而不是某地区，医生必须有医疗机构的邀请和相关单位的同意才可以外出会诊行医。为什么在火车、飞机或外地遇到病人，医生都逐渐不敢出手相助，因为可能被认为是非法行医。

国家医改希望病人能就近得到最好的诊疗服务，我们就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陈旧观念导致我们被说成追逐医疗商业化，所以压力也很大。

好在，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

【宁静】去年夏天，张强组建医生集团的新闻引起业内躁动，因为“医生集团”概念似乎为医生自由执业开创了新模式。早在1998年您就做了第一个“医生公司”，并因此成为海外主流媒体的焦点，甚至被DISCOVER频道报道。相对而言，今天的张强“医生集团”比您十几年来探索的“医生公司”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对此，您有何看法？

【万峰】所谓“医生公司”就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向医院提供专门的医疗技术服务，并根据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获得相应收益。

当时我想把美国的模式搬到中国，做这个事情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做医疗服务和手术需要一个团队，所以回国后就找阜外的领导谈组建“医生公司”的事。但在国内，人们觉得医生就该救死扶伤、两袖清风，如果医生开公司经商的话就是为富不仁，所以当时被传为笑谈，大家不能接受我的观点。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医疗服务真的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做得更好。

在美国，医生外出行医需要服务签约和资质认证，而在国内，大医院往往不会同意医生外出行医，多数医生都是私下外出会诊，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在公立医院，很多事情要搞平衡，比如薪酬，也许干得多还拿得少呢。旧有体制的危害，不单是体现在业务、组织层面上，还有对病人的管理流程、护理和医疗安全等等问题，所以，我想按照国际化、标准化、人性化的模式，做一家医生自己的医院。

机缘巧合的是，在97年北京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后，青岛一家医院希望合作，后来就诞生了青岛思达国际心脏中心。我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与美国思达吾德心脏集团联合建立的心脏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由医生自己组织创办的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心脏专科医院。

我希望建成国内一流的心脏外科技术服务体系，同时培训更多的医生并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网络。由医生、企业管理者和投资人组成的医生服务组织应该是未来医疗体制结构的组成之一，它代表了一个方向，虽然可能不一定是主流。

海外媒体说我“在非赢利医院里实行半私有化的运作机制，为中国医疗界和中国医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其实，当时没有相应的国家政策，如何操作是个难题。

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合作成立了十几家心脏合作中心和专科医院，心内外科的负责人都是我们团队派过去的国家级医生团队成员。以团队签约的形式去做，在交流实施、合作运营中才能规范、高效和安全。

说到品牌，我们很惭愧，前十年用的是我导师Starr（思达）教授的名字，如青岛思达国际心脏医院，现在用的是神州海德（Sino-Heart，“中国心脏”的译音），有时候也用我的名字，比如长沙泰和医院万峰心脏中心，但我总觉得不合国情，因为用我个人名字容易搞得像别的知名医生要来给我万峰打工一样。也正因如此，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统一的品牌形象。

我们有全国顶级的心内外专家团队，社会资本也不缺，但阴差阳错就是没做好，与当时体制、时机都有关系。

现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爆炸性的传播和影响，正恰天时地利，我希望出现更多的像“张强医生集团”的机构，那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氛围，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人才交流，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推广，有可能带动一个时代的发展。

【宁静】如您所说“医生服务组织不一定是主流，但一定代表了一个方向”，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和引导，有很多类似的医生联盟正在各方酝酿。对于后来者，您是否有一些建议或者忠告？

【万峰】跳出公立医疗体系，我最大的困惑在于:由于私立医院制度稳定性的欠缺，很难招到好医生和护士，常规工作收入有限，商业运作模式又会给工作者带来很大压力；作为医务工作者，学术影响和地位也在下降，科研学术成果日渐稀薄，也导致了人才培养的流失。

所以，首先要把团队的基本技术框架搭起来，进行技术普及和标准化培训，有了人才梯队，对外合作和科研都可以做。现在是极好的时代，我们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模式引进来，做整个项目的签约、托管、或股份制医院，可以与各种机构合作。正式签约的医生团队技术培训成功后，既能独立存在又能为其他医院提供服务。

第二，要有专业经营管理团队，管理多个项目、多家医疗机构，资金设备的投入等等，都需要商业化运作来解决。

第三，注重医疗流程和医疗质量控制。国家各级部门都在努力管理医疗责任，日常工作中要帮助医生管理协调，但医疗纠纷这个事，当医生的都会遇到，也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

【宁静】过去十几年的医疗政策体制所限，您的探索经历充满坎坷，您后悔选择回国吗？对于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

【万峰】虽然各种坎坷都经历过，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我就不会回来了。我做过科主任、院长、企业创始人，如果能成功当然好，不成功也没关系，至少我尝试过了，至少我还是一个好医生。我现在得到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对于未来，按照国际化模式做中国最好的民营心血管专科连锁医院，一直是我的梦想。这十多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碰了很多壁，但始终在坚持，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现在离梦想越来越近。

我很喜欢一句格言——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访谈后记

我知道，生活越接近平淡，内心越接近绚烂……太过用力太过张扬的东西，一定是虚张声势的。内心的安宁才是真正的安宁，它更干净、更纯粹，更接近那叫灵魂的地方。

                                     ——选自万峰的微信朋友圈

采访那天，我迟到了，因为北医三院的停车难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见面时我满怀歉意，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今天下午我没有手术，也没有其他安排，时间很充裕”，迟到的内疚因此减轻了许多。

我曾看到一篇报道，万峰曾被人民医院老主任戏称为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没有生活情趣的“铁人”，我问他“铁人”的由来，他说“年轻时确实整天忙于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日之说”，不过现在，“我在学习生活，享受工作之外的乐趣”。

在自己学生的影响下，他甚至买了十几万元的镜头，成为彻底的业余摄影爱好者。

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在相机的镜头里，聚焦着完全不同的景象，也许相同的是，都需要一双善于发现和充满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