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摘要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存量规模带来的运营成本挑战，但也具有政府主导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组织化程度高、医疗专业技术人才集聚能力强、医疗服务的公众信任度和选择度高以及基本医疗政策保障和调控能力强等体制性和制度性优势。本文解读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提出既要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提升公立医院新服务、新产品和新效率的价值再造能力，也要通过高质量发展价值内核及打造特色优势增强存量床位的使用价值，还要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三医协同”新型生产关系的建构，以畅通“三医协同”的机制化路径，持续丰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政府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权益的组织基础，也是新发展阶段助力政府有效应对医疗卫生发展多重挑战的中坚力量。

202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要求公立医院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同时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注重人才技术要素。

因此，要做到正确理解公立医院规模化扩张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借助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改善患者就医条件与就医体验，提高多学科协同诊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借助医疗健康大数据促进精准医学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就必须深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内核”。

本文充分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激活与再造公立医院创新发展内驱力，积极促进“医疗、医保、医药”产品、服务与政策的协同^[1]，通过构建“三医协同”新型生产关系，畅通多维、多层次的数字化赋能通道，剖析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1、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1.1 公立医院由“床位扩张”向“数字化赋能”发展的应然性

根据《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公立医院床位数约553.6万张，而2015年约为429.6万张^[2]，8年间增加了约124万张。虽然我国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亟需深化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以强化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导力量的责任担当^[3]。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基于办医条件和医疗服务模式的变化进行动态解读，其内在的动态逻辑可根据“医疗服务质效竞争力”与“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二维象限来阐释。

“床位扩张”阶段，一方面公立医院主要通过组织规模扩大化提升医疗服务供给规模经济效应，但公立医院资源配置额度往往取决于其所属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的类别。

“床位扩张”模式加剧了供给领域“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向大型三级甲等医院集聚”的结构性不均衡，导致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的低效配置，又在需求领域加剧了优质医疗服务的稀缺性，导致大型公立医院的优质资源过度消耗于基础病、常见病等日常病种，从而使医疗服务创新力与国际竞争力的质效提升较为缓慢。

另一方面，目前公立医院运营面临着收支平衡隐患，以及科研、育人、服务等公益性与经营性理念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的挑战。

“数字化转型”以流动的医疗卫生服务数据有效搜集、分类整合、多场景应用、多途径价值实现和再造为主要目标，不断丰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跃升”^[4]的“物理+虚拟”无缝衔接服务场景，是破解公立医院发展瓶颈的重要突破口，也使“数字化赋能”成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核。

1.2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探析

一方面，“数字化赋能”通过增加医疗服务资源的网络流动性、跨界共享性、线上线下协同性、多场景应用性等方式，综合提升线上线下医疗服务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线下优质医疗服务的线上服务场景拓展，有助于搭建医疗健康大数据再集聚、再利用、再创造的精准医学与生命科学等构成的医疗科学创新体系，促进“数字化+医疗服务”线上线下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嵌入，以高质量医疗健康数据的可持续再生产加快医疗服务质效提升。具体来看，“数字化赋能”可分为单维动力打造的“医疗服务的信息化、数据化应用与价值再造”，以及多维度、多向度协作动能生成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的数字化转型”。“三医协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已扩展为“三医”政策制定及执行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各级公立医院及患者、医疗卫生学会及协会等学术团体、计算机和数字化研发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等。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政策，与自下而上的线上线下多层次、多平台、多种形式进行的专业评估、行业排名、患者满意度调研和接诉即办的敏捷式反馈，促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及医疗卫生服务数据再生产格局转换^[5]。

2、数字化赋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以增强国家、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工程技术能力为基础，以制定分级分类分区域的数据应用标准体系和政策法规为抓手，以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在医疗卫生行业治理、临床治疗、医疗医药科研和医学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应用创新为主线，持续深化数字化医疗服务创新网络可信体系建设。同时，患者对医疗系统智能化和移动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也愈加强烈，智能分诊、陪诊和导诊平台的广泛使用有效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并增强了患者对医疗专家资源分配公平的感知度与监督能力^[6]。

2.1 信息化建设催生医疗服务新样态

根据《2022卫生健康信息化统计调查数据报告》，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催生了医疗保障医疗卫生服务新样态：1）促进医患信息适配对接形成的“新效率”，如2021年公立医院预约服务、自助服务和便民结算等惠民服务功能点的开通率已达到33.97%、30.79%和29.35%；2）开通医疗信息管理与应用的“新服务”，2021年公立医院开通的36个医疗业务功能点中有14个属于信息管理，但临床辅助决策、合理用药、病理管理等医疗信息应用功能点的开通率仍较低；3）对医疗数据进行研发创新形成“新产品”，2021年，一级、二级、三级公立医院临床科研数据管理功能点的开通率分别为2.24%、3.42%和13.90%；4）对公立医院数据进行协同使用与开发运营，以开展“新合作”，如医疗质量监控、医保监控和医院运营决策管理的功能点开通率已达20.4%、15.35%和12.96%^[7]。目前，我国大部分医院设立信息化部门，其中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占比分别为98.3%、88.2%^[8]。根据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中国医疗软件系统解决方案市场预测（2023—2027）》，中国医疗软件系统解决方案市场2022年的市场份额约为200亿元，预计2023—2027年这一市场份额的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以上^[8]。

2.2 互联网医院拓展医疗服务新场景

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推进的应用场景以“在线医疗”的互联网医院为主^[9]。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作为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相关业务的载体，互联网医院的出现对于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概念，抢占线上医疗服务市场起到了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互联网医院依托实体医院的政策导向在短期内不会变化，这促使大部分医院选择自建或以医院为主导的方式建立互联网医院^[10]。随着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接入，更多医疗机构以及互联网平台将加入互联网医院建设中^[11]。2019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国保发〔2019〕47号指出，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内容与线下医疗服务的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相同、且参照公立医疗机构收费标准定价的，经备案后按现有医疗保险政策支付；新型“互联网+基本医疗服务”则由省级医疗保障部门确定是否纳入医疗保险支付。

2.3 医疗健康大数据构建健康监测新模式

系统生物学和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协同发展推进“大健康”时代的到来，对健康的维护也转向对“生命从正常到异常再到临床”的全过程监测，以及对“营养到运动再到治疗”的全方位干预^[12]。目前，医疗健康大数据主要分为医疗、健康、生物、经营运营等4个类型。2022年，上述4类医疗健康大数据的行业投融资占比分别为25%、20%、33%、19%，另有3%为“经营运营大数据+医疗大数据”^[8]。医疗健康大数据挖掘及创新再利用的驱动力主要源于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技术支撑的三维合力：1）国家战略的拉升力。我国是第一个把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国家，将大数据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战略资源，医疗健康大数据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3]。2）社会刚需激增的健康需求力。随着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平稳增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愿景、新目标日益清晰，全社会的生命健康意识不断增强，需求也不断增长^[14]。3）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发展的支撑力。由于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物联网、5G、深度学习、区块链等技术和穿戴设备的普及，医疗健康大数据数量急剧增长，应用覆盖面持续扩大。

3、“三医协同”共促公立医院数字化发展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于信息化、数字化和应用创新的内驱力，更取决于“三医”协同生产关系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转型进度，以及“三医协同”政策合力的“数字化+效率”等数字治理能力的持续优化。

3.1 数字治理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治理包含“用数字化来治理”与“对数字化的治理”双重内涵^[15]。目前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公立医院之间仍以垂直管理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为主，因而数字治理首先要梳理和建构各级政府部门与公立医院之间的协同服务与协同监管关系，以破解基于组织壁垒的“数据孤岛”和补齐数据标准不统一的数据赋能短板，实现“用数字化治理”促进“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治理对象的相互融合”。

从“对数字化的治理”来看，要将“社会事实及其关系架构”数据化后纳入数字治理体系，以形式标准化的认知性知识，对社会状况及其问题进行精准画像^[16]，进而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实现政府部门、企业主体、多元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多元价值诉求的协同共赢，探索数字时代下“自然、社会和虚拟世界”协同的多场景应用逻辑及其规律。

3.2 “三医协同”数字化转型的必然性

公立医院借助“互联网+”医疗服务及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创新，正逐渐转向“三医协同”的多维度、多向度新型生产关系赋能格局。例如，“三明医改”的成功经验在于，医疗保障部门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历史数据的加工、整理、评价分析和监督监测，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由外而内”地破解公立医院与医药企业之间“以药养医”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促进医护人员专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供给，初步实现“医疗保险基金精细化使用—药品价格理性回归—医疗服务审慎消费”的改革联动效应^[17]。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不断深化，提升公立医院健康医疗服务力、创新力、竞争力和引领力的任务日益艰巨，亟需进一步发挥基本医疗保障政策对医疗服务数据进行精准监测的杠杆作用^[18]，以综合平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满足患者多层次多样化诊疗需求+实现公立医院服务收费与经费筹集需求+医药使用研发与市场化转化一体化发展”等目标，从而明确并建立公立医院“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关系架构，进一步巩固“三医联动”改革成果，探索医疗服务信息化、数据化要素再利用再创新赋能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路径。

3.3 “三医协同”数字化转型加快共创共建共享新型合作关系

近年来，在医疗保障部门的国药谈判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环境下，公立医院与医药企业之间的紧密型利益关系正在被打破，但公立医院依然是医药企业新型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发试验数据的重要获取渠道^[19]。高质量的医药临床试验安全性评价、疗效评价等数据，有赖于广大医护人员专业技术信息的实时输出和应用创新。这意味着“三医协同”数字化转型将加速医院和医药企业之间“共创共建共享”新型合作共赢或者多赢关系的形成^[20]。但除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外，基本医疗保险对普通门诊费用的保障水平普遍偏低，门诊补偿不充分既可能出现低标准和不必要住院，也会加剧医院床位的稀缺性和竞争性，可能会使真正有需求的患者不能及时入院^[21]。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支出约为商业健康保险支出的7倍，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慢性病群体数量快速增加，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22]。同时，收入的增加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医疗服务和药物的需求，但我国的医药市场仍以仿制药为主^[23]，医药制造链条的短板突出，有80%以上的高端医疗设备仍依赖进口[12]。因此，亟需探索鼓励国内研发使用创新药的相关政策。

4、总结与展望

数字化建设对于赋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立医院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力量，重塑公立医院服务、产品及效率的价值链，通过强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价值及打造特色优势，提升存量床位的使用效率。同时，公立医院还须借助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促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之间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通过科学化、标准化、标杆化的医疗保险支付以及控费和监管政策，引导并规制医疗机构在“数字化+”新效率、新服务、新药品与新药械方面的持续优化及创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药品使用协同的数字化转型在提升用药的便捷性及多样性的同时，也可能因缺乏健康用药理念和规则的引导而导致非合作性就医用药行为的出现^[24]。因此，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应以数字医疗信任生态系统的打造为中心，以健康医疗服务数据多场景应用创新及算法规制的健全为主线，加强互联网医院内部药品和处方管理^[25]。如加快畅通参保人“线上+线下”历史就医和用药记录联通共享通道，加强医疗健康数据共享的安全保障、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等制度建设，为医生全面准确掌握患者病情提供数据支持^[26]。综上，政府、医院管理者以及相关部门须共同努力，加大对数字化建设的支持和投入力度，积极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产品与服务和政策的协同，通过建构“三医协同”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数字化建设迈向新高度，为赋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及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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